最近在网上注意到《皇女残碑》，清末出土，后为周季木收藏，引刘承干跋：“字势方劲，殊有黄初遗风。虽年月已泐，书体可定时代也”，定为曹魏时碑刻。碑文中有“司空宗公之外孙” 一句话，引起笔者的注意。笔者前不久考证《曹娥碑》中异体字使用情况，注意到“祖”字异体，在汉碑中已经使用，清人邢澍《金石文字辨异》更引东汉《宗俱碑》[1]为据。
《宗俱碑》最早辑录于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八》，且考证甚详。引录如下：
右《汉司空宗俱碑》，云：“公讳俱，字伯俪，南阳安衆人也。”而其额题“汉故司空宗公之碑”。按《后汉书·宋均传》“均族子意，意孙俱，灵帝时为司空。”余尝得宗资墓前石兽，膞上刻字。因以《后汉帝纪》及《姓苑》《姓纂》等诸书参考，以谓自均而下其姓皆当作“宗“，而列传转写为”宋“，误也。后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谬。碑已残缺，不成文理，而官秩、姓名、乡里特完可考，故详著之。
赵明诚的记录确定了宗俱的司空身份。赵明诚对宗氏几代人的考察，即《汉书》的“宋均”、“宋意”，都是宗均、宗意之误，宗意有孙俱，“灵帝时为司空”，正好对应了《后汉书·灵帝记纪》的两条记载：
建宁三年，秋七月，癸丑，…太常宗俱为司空(俱字伯俪，南阳安众人)。
熹平二年，春正月，丁丑，司空宗俱薨。
注意熹平二年是公元173年。显然，宗俱应该就是皇女的外祖，皇女是洛阳的富贵之家千金。
《汉书》中宗均、宗意，《后汉书》中宗俱、和《皇女残碑》中皇女的相关信息和去世时间总结在下表。
表一、宗氏人物列表
人物 | 身份 | 纪年 | 公元 | 事件 | 年纪 |
宗均 | 建武初 | 25 | 初为官 | 15 | |
建初二年 | 76 | 卒 | 66 | ||
宗意 | 均族孙 | 永元二年 | 137 | 卒 | |
宗俱 | 意孙 | 建宁三年 | 171 | 任司空 | 58 |
熹平二年 | 173 | 卒 | 60 | ||
皇女 | 俱外孙 | ？ | 卒 | 9 |
我们感兴趣的是，《皇女残碑》的制作时间，即皇女九岁时去世的时间。
首先考虑皇女之母最可能生育年龄。统计分析表明，汉代平民妇女平均生育数量为2个，贵族阶层为2.5个，初育年龄为21岁，平均再育年龄为26岁，平均生育间隔为5年[2]。贵族中4-5生育量多于平民。按这个统计说来，虽然不能排除皇女的母亲在近40岁生育皇女的可能性，但皇女出生时她母亲的最可能年纪是20-30岁之间。
我们还要考虑宗俱的生育情况。《后汉书》没记录宗俱的出生年份所以不能确定他去世是的年纪。据维基百科的列表[3]，东汉司空有记录为73人，任司空时年龄可以确定（其实主要是出生时间）者13人，平均年龄为58岁，最小42岁为曹操。最大78岁为袁绍之祖父袁汤（见表二）。所以宗俱去世时最可能是60岁。如果考虑男子生育年龄平均在20-50岁之间，皇女的母亲可能出生年份，应该是在宗俱去世前的40到30之间年，最晚是在宗俱去世前10年左右，也就是公元161年左右。
这样，皇女最晚的可能的出生时间是在181-191年之间。而皇女去九岁去世最晚的可能的时间是汉末公元190-200年间。而曹丕篡汉在黄初元年（220年）。就是说，《皇女残碑》卫曹魏碑刻的可能性非常小。
表二、东汉司空年纪统计表
人物 | 生年 | 任司空纪年 | 年纪 |
馮魴 | 1 | 56 | 55 |
伏恭 | 6 | 59 | 53 |
張晧 | 50 | 126 | 76 |
袁湯 | 68 | 146 | 78 |
胡廣 | 91 | 147 | 56 |
黃瓊 | 86 | 151 | 65 |
橋玄 | 110 | 170 | 60 |
陳球 | 118 | 177 | 59 |
楊彪 | 142 | 192 | 50 |
荀爽 | 128 | 189 | 61 |
楊彪 | 142 | 189 | 47 |
趙溫 | 137 | 193 | 56 |
曹操 | 155 | 197 | 42 |
抛开年龄的因素，则还有洛阳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在汉末的巨大变化。东汉时期的洛阳经过近400年的经营，是一个辉煌的都市。“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后汉书·董卓传》）。但东汉末期政局混乱。灵帝即位（168年）后，宦官专权。189年少帝即位，外戚何进和士大夫领袖袁绍招董卓进京。董卓进京后改立献帝，开始了洛阳的衰落，
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后汉书·董卓传》）
最具毁灭性的，是袁绍合东方列强伐董之初，董卓190年挟汉献帝迁都长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到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东返洛阳时看到的是“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后汉书·献帝记》）。曹操因“洛阳残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迎献帝于许昌。直到219年10月曹操重回洛阳。
显然，即使是宗姓为大族，在洛阳凋零衰败的近二十年间，为一个九岁女孩刻碑厚葬，可能性也是不大的。事实上，因为曹操的建安十年（205年）禁碑令的延续[4]，在曹魏重建洛阳的最初几年，可能性也不高。
所以《皇女残碑》的制作，只能是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前，即190年之前。
最后我们看残碑中“司空宗公之外孙”这句话所包含的可能的断代信息。如果是黄初年后所立，这句话只能写成“汉故司空宗公之外孙”，因为宗俱并未在曹魏任司空。当然，如果皇女死在宗俱之后，则这句话或当写成“故司空宗公之外孙”更为合适。而只写“司空宗公之外孙”，也许暗示了皇女的去世，甚至可能在宗俱去世之前。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是《宗俱碑》的全称《汉故司空宗公之碑》中之“故”字。
如果皇女去世在宗俱之前，则可以将皇女之母生育皇女的和宗俱本人生育皇女之母的年龄，都放进最为可能的20-30岁之间，是最可能的时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皇女残碑》最晚不超过公元190年，而最早可能在公元173年之前。
上面这些小考证完成之后，了解到上海书画社《中国碑帖名品二编》已经将《皇女残碑》出版，说明中云陈直已经定“司空宗公”为宗俱[5]，但未见原文，存此为记。
参考文献[1] 邢澍，《金石文字辨异．上声．姥韵》。
[2] 吴方基，秦汉妇女生育评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五期。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7%A9%BA。
[4] 《宋书·志第五·礼二》 “汉之后,天下送死者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5] 《中国碑帖名品二编·池阳令张君残碑、皇女残碑》有关出版说明如下：《皇女残碑》，东汉后期碑刻。隶书，残存三行，行二十二字。清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出土于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残石后为周进所得，今藏故宫博物院。残碑出土后，不少学者认为是曹魏时碑刻，罗振玉《汉晋石刻墨影》、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皆曾着録。陈直考“司空宗公”为汉灵帝时司空宗俱，并认为此碑立于汉末。今从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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