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思想国有”这么个说法，是看了哈耶克《<论思想国有>序》一文，殷海光翻译，而且还是摘录。这使我觉得很新奇。因为我以前只听说过经济国有，就是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经济国有的是非功过，不是我力所能及的问题。我好奇的是，思想怎么可能国有呢？思想是人脑子里的思维活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国家可以控制思想传播的工具，比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等，甚至也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期钳制人的嘴巴（能否完全钳制住，另当别论），但要把属于精神范畴的人脑思维收归“国有”，恐怕不大可能吧？除非把人的脑袋砍下来，像西瓜一样摆在仓库里——不过这也只能称为脑袋国有，而不是思想国有，因为砍下来的脑袋已经停止了思想。
仔细一看，原来哈耶克说的思想国有，不是把西瓜摆在仓库里，而是指思想权威化：“在部落社会，酋长的想法是部众行动的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称为'圣君’者流的念头立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这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素各有千秋，有的表尚'唯心’，有的强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也就是说，这时，国家出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统治者，全国人民必须把他视为精神领袖，以精神领袖为政治中心，以精神领袖的思想为思想。例如蒋介石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权威化典范。即使在被人民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仓皇逃离大陆，龟缩台湾之后，蒋介石仍然冥顽不灵，不思悔改。他用“反攻大陆”的口号做幌子，把自己美化为“台湾神”，把台湾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在台湾，他就是“伟大领袖”，而“领袖”则是“人民意志的旗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在蒋介石治下，“台湾这个旧式社会除了当道的政治权威之外便没有任何公认的权威，除了崇拜国民党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散播的含混透顶的文化至上主义之外便没有任何正统”。躲到小岛台湾的蒋介石，以为自己还是当年“中华民国”的“总统”，还像在大陆一样大事思想权威化。梦做得挺美，不过终究只是黄粱一梦罢了。
与“思想国有”相对应的，是“计划思想”，或者说“计划教育”。既然领袖就是人民的“舵手”，领袖就是人民意志的“旗手”，人民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就必须在思想上与领袖保持高度一致，什么时候该想什么，该说什么，都得按照既定“计划”而行。尤其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这种“计划性”特别明显。希特勒是宣传鼓动的行家里手，人所共知。据《传媒的魔力》一书披露，在希特勒统治之下，各报总编必须由纳粹宣传部部长接见训话之后才能任用。每天早晨，柏林等城市的各大报纸都要派遣编辑到纳粹宣传部，聆听部长或其助手的“教诲”，发布什么新闻，撰写什么社论，禁止刊登什么消息，甚至稿件用什么标题、怎么制作，等等，都规定得一清二楚。1940年夏天，巴黎沦陷后，希特勒在法国建立维西傀儡政府，下设新闻处，严格管制报刊，每天都要对新闻报道发号施令，甚至计划好所谓的“宣传口径”。比如1941年，维西傀儡政府元首贝当元帅出巡，新闻处即事先为各报刊的报道拟定了如下“宣传口径”：“在称呼国家元首之前，切忌使用'老’字，即使在名字前面加上'卓越的’、'勇敢的’之类的赞誉之辞，也不能犯这个忌讳。”“要突出地表现元帅所具有的那种健壮的体魄，生就的仁慈之心，清醒的头脑，以及对各方面问题的浓厚兴趣……应当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将其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例如应当这样进行报道：'元帅迈着敏捷的步伐前进’，'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介绍’，'他诚挚地接见各个代表团’……”如此滑稽的宣传管制手段，除了为研究新闻史的人提供一点笑料之外，我估计再也找不到第二条好处了。
“思想国有”和“计划思想”的实质，是垄断思想权利，压制言论自由。事实上这么做毫无意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说得好：“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这好比人们买帽子，必须货比三家，才能知道质量优劣，价钱高低，最终作出自由购买的选择。如果说世界之大，天底下最好的帽子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硬逼大家戴在头上，总有一天，等到发现质量更好、价钱更合理的新帽子的时候，旧帽子就会被遗弃得满大街都是，人人不屑一顾。我想，稍有智慧的制帽商，都不愿意落到如此破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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