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戴笠萌生尾大不掉之担忧，始于一次“四一大会” 那年4月1

那年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十周年纪念日，继1940年4月1日首次举行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后，1942年的“四一大会”是军统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纪念活动。

会场设在罗家湾局本部大礼堂正前面的露天大会场，与会者数千人，除重庆城乡各单位全体特工和军统掌握的各公开组织的特务，以及重庆城乡各特训班受训人员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军统秘密组织包括区、站、直属组的代表，与历年死去的“烈士”家属。

当时各地回渝代表住在“漱庐”，“烈士”家属住在原军统局招待所。

这天上午，戴笠亲自驾车将蒋介石接到大会会场，开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主席台前。蒋介石走上主席台，主持祭悼军统局“先烈”仪式并训话。

这是蒋介石首次参加军统的“四一”纪念大会。站在主席台上，放眼望去，数千名军统人在露天大会场上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场面之壮观，令他不无震惊。

展示军统实力，是戴笠有意向蒋介石做出的十年“工作汇报”，目的自然是向“领袖”表忠心。“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这句曾经让戴笠感触至深的话，就贴在大会主席台旁边。

摊子越来越大，权势范围越来越广，与美国海军的合作已在酝酿启动之中，这“大好形势”让戴笠变得飘飘然了。倘若他像特务处时期那样朝夕戒惧，凡事不敢懈怠，或许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许会深思熟虑之后有所警醒；但如今在军统局这个独立王国里，他是老子天下第一，说一不二，又天生好排场，好面子，好打肿脸充胖子，也就有了这个浩大的阵仗。

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很好，除了主持祭悼时面容严肃，走下主席台与“烈士”家属及军统局人员见面时始终面带微笑。但在检阅军统特务武装队列表演时，蒋介石明显收敛了笑容，脸上多了一份深沉与凝重。

尽管只是就近调动了区区数百人参加军事表演，但这个表演还是让蒋介石暗暗吃了一惊。想当初为配合“八一三”淞沪会战，苏浙别动队草率成军，不过是几个三教九流、虾兵蟹将；如今军统不仅拥有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还有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而且装备的大多是美式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这实在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其实力不亚于任何一支正规部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4月4日，蒋介石召见戴笠，告知拟调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直到这时戴笠才意识到，军统十年庆典“玩大了”。

唐纵最初是追随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也是戴笠将他推荐到侍从室的，如今早已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第六组负责情报工作，唐纵等于代表蒋介石统辖各情报机关业务，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蒋介石。其责任之重大，作用之关键，令戴笠对这个主管部门的“老弟”不敢再以部下相待。

派他来当帮办，以侍六组组长身份兼军统副手，明显是对戴笠个人权力加以遏制。而这只是第一步，蒋介石要削弱的不仅仅是戴笠的权力，更重要的在于拿掉军统的武装力量。

戴笠很清楚，即使他像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那样提着脑袋追随蒋介石，也寻不回当年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这成为笼罩在戴笠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不得不严格约束家人的主要原因。

6月23日，也就是戴笠回渝的第二天，蒋介石交代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告知戴笠交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缉私部队等武装力量。

从林世良案开始，戴笠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于是戴笠主动请辞货运管理局局长，一方面是考虑到该局与缉私署同属财政部，与其等着别人开刀，不如自己拿掉；同时也是想做做样子，货运管理局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经蒋介石同意的他与杜月笙联合抢运沦陷区物资的工作也刚刚启动，他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拿掉他这个局长。

殊不料，蒋介石竟毫无挽留之意，甚至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痛快答应了。

戴笠既意外又失望，更多的是茫然、失落与恐慌。照此推理，蒋介石要拿掉他这个军统局副局长，也不过一句话的事。

都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只是二战形势出现好转，在远未到兔死鸟尽的时候，就忙着烹狗藏弓，未免太操之过急了。

戴笠请出何应钦向蒋介石缓颊。

何应钦毕竟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他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何况，拿走军统的武装部队，必将会影响中美合作。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总才算暂时平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