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但佛教造像的出现相对较晚，据考古研究，东汉末年铸像才开始萌芽，并有实物出土，从此开启了我国长达近两千年延绵不断的造像历史！时间长、信众多，故铸造佛像所使用的材质也极为丰富，如金银铜铁，竹木牙角，陶瓷翠玉，水晶玛瑙，砖石漆麻……，几乎函盖了古代艺术品所能见的全部材质。其中，被古人视为珍宝的玻璃用于铸造佛像在古文献中也有过记载！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有序的传承，历史上遗留下来玻璃造像的实物，在国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却非常罕见！
机缘巧合，藏得一尊玻璃造像。
这尊造像大不盈寸，莲座左后方有一块铁锈般的沁色，其余通体铅灰色，结高发髻，余发结双鬟分别于两耳后上方。 圆脸高鼻，眉目清秀，面带微笑。袖手，腰系绦带，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座之上。
此像体型匀称，丰瘦适中，从发髻的样式很容易判断是一尊菩萨造像。以立于莲座之上、或散坐的姿态塑造的菩萨造像，自北朝可见。但是，结跏趺坐的姿态出现较晚，大概始见于晚唐时期，例如美国福格艺术馆收藏的两尊晚唐、五代的菩萨像，便是趺坐于仰莲座上。由此初步推断这尊像的年代应不早于唐代。
唐之前的隋、北齐，之后的宋、辽，菩萨几乎全是头戴宝冠，而处于之中的唐朝，菩萨造像的发髻感觉陡然间发生了变化，没有之前之后的宝冠，所见大多束高髻、双鬟发，将当时女性造型多样的发型溶入造像的艺术之中，生活气息浓厚，非常写实。此像结高发髻、余发结双鬟则为典型的唐发式，这为推断此造像的年代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造像为袖手，初见时以为是古人为省时省力而去繁就简，实则不然。大同市下华严寺海会殿内原存的十八尊石雕造像（现存于大同市博物馆）表情生动自然，栩栩如生，均结跏趺坐，手印各不相同。其中就有一尊为袖手、趺坐佛陀像，衣纹线条简洁、流畅，但服饰的袖口却密匝匝多出几道弧线，用以表达袖子的宽、厚。雕刻艺术发展至唐代，写实性逐渐增多增强，大同是山西省最寒冷的地区，旧时百姓外出时为避严寒，常常是“戴帽、缩颈、双手互插在厚厚的棉袖里”的形象。此像的“袖手”造型，生动地表达出了当时当地的生活状态！
范模铸制工艺历史悠久，夏商时期的青铜铸造即已熟练掌握。至唐代，金属器皿锤鍱、模压善业泥像等模制技艺更趋娴熟。此造像为玻璃材质，整尊造像自上而下有清晰的范线，应是当时已经熟练的“合模铸造”工艺。故而推测，唐代工匠以合范模制珍贵的玻璃造像也应该是做了大胆的尝试！
玻璃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和玻璃历史研究成果判断，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已出现了玻璃器皿。几乎同时，在我国的商周时期，玻璃工艺也已萌芽。但在之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青铜冶炼、陶瓷烧制及天然玉石的琢磨等手工技艺的成熟和快速发展，导致我国的玻璃工业远远落后于西域欧洲等地区。甚至在唐宋时期，国内只能生产浑浊、不通透、色彩相对单一的铅钡玻璃制品。而那些壁薄、透明度高、色彩丰富的钠钙玻璃，依然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这件玻璃造像通体呈现铅灰皮壳，杂质较多，用灯照射透光，但不够明彻，尺寸小，比重却比较大（重达 克），应该是唐代末期用本土玻璃、合范模铸的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
最后，从造像背后两肩至仰莲底座模铸一穿（或说“孔”），谈谈此像的“用途”。
一、据刘宋傅亮的《观世音应验记》记载：
蜀有一白衣，以旃檀函贮观世音金像，系颈发中。
南公子敖，始平人也。……作小观世音金像，以旃檀函供养，行则顶戴，不令人知。
晋义熙中，司马休之为会稽……作金像，著颈发中，菜食断谷，入剡山学道。
可知在南北朝时，有将这类小型铜佛像装在檀木盒内，然后系在头发中随身携带的习俗。由此推论，这尊造像可能是供养人佩戴供养，和我们现在观念上“穿绳系于颈上”的佩戴大相径庭！
二、如山西省博物院藏（辽代）汉白玉菩萨立像，菩萨头冠中雕刻有一尊佛像，其形制与这尊玻璃佛造像极为相似，据此推测，或许古人是为一尊大型菩萨雕像的宝冠上镶嵌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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