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风开初是依附戴笠而飞黄腾达。戴笠死后，他又步步追随老蒋。为了深得老蒋的欢心，他必须首先充当其最凶恶的刽子手，于是，在他手下聚集了一批极其凶狠、残忍的杀手。正是这批杀手屠刀上的鲜血，使他坐稳了保密局长的宝座。
在这帮杀手中，最受毛人凤赏识的有三个人，他们是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总务处长沈醉、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毛森。
毛人凤与叶翔之认识是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当时，毛人风是秘书室副主任秘书。叶翔之由他的舅子军统大特务李崇诗介绍到秘书室做秘书，成为毛人凤的手下。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便不断发展。
不久，第二处党政科的科长沈介人因与国际科科长谢贻徽打架，被撤职。在毛人凤的推荐下，叶翔之便当上了党政科科长。没过多久，叶翔之与他手下的女科员张某闹出桃色纠纷触犯了军统纪律，戴笠知道后，在军统纪念周会上把叶大骂一通。此事，后经毛人凤周旋总算被摆平了，但叶因此好几天都不敢抛头露面，只有忍气吞声。
后来．叶翔之拼命拉拢处长王新衡，又投靠毛人凤。在他们二人的庇护下，叶于1942年重新升任第二处副处长兼任中共科科长，成为军统内有名的反共专家，此时，他大力研究对中共的策略。联合中统徐度观，为参谋总长何应钦反共出谋划策。他在军事委员会设立的总长办公室里，专门集中处理对中共的斗争问题。他代表军统出任该办公室秘书长，打着何应钦的招牌，指挥各行营、各战区、各政府处理有关共产党案件。在这段时间里，叶翔之在搜集情报、暗杀密捕等行动业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946年7月1日，国防部保密局成立。毛人凤当上局长后，对内部组织机构做了一番调整，叶翔之出任第二处，即行动处处长。专门负责暗杀、逮捕行动。由此，叶翔之便成了毛人风手下的第一号金牌杀手。
叶翔之作为杀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思考、生性狡诈。计划缜密而又身手敏捷。他虽然是书生出身，但却长于行动工作，绝不是那种只会耍笔杆子、做纸上谈兵的内勤文职人员。叶翔之有胆有识，他以书生之手而操办杀人之业。因此，他在行动方面比起—般的杀手和“屠夫”更富于智慧、也更凶残。
1947年，叶翔之奉手人凤之命，率领特务潜往北平破坏中共北平地下电台。此行他不仅把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电台组织彻底破坏，而且还巧妙地通过北平的地下电台，顺藤摸瓜，连续挖出了沈阳、西安、兰州、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总共捕杀了一百多人。他的这次行动受到了毛人凤、老蒋的赞赏，获得了万元奖金并被授予“四级宝鼎勋章”。
1948年秋，叶翔之参与暗杀李宗仁的“特别行动小组”，与沈醉一道着手布置工作。在这次行动中，他表现出细心周密的布置头脑。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叶翔之发现：李宗仁住在傅厚岗后面，因而他的座车每次进出转弯时，速度非常缓慢。于是，他提出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安排狙击手，足以把车内的人全部击毙，并为此做了安排。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又在通往李宗仁住宅那条马路的转角处对面，再开设一个旧书摊作掩护，一方面可以作为侦察站，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此滞留较多的行动队员，望风而动。按照这种布置，只要老蒋一声令下，李宗仁便在劫难逃。所以，当毛人风获知这一切后，连连称赞叶翔之：“考虑布置得很巧妙，叶处长惯于用脑子杀人。”
1949年初，叶翔之随毛人凤到上海，他根据毛人凤的意思，杀害民主人士，表现了他作为杀手的凶残。他按照保密局上海站第二情报组组长黄特所提供的详细情报亲自率领3名行动队员，在一个夜晚，直奔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的儿子、著名民主人士黄竟武的家中，把黄竟武挟持到沪西效外，残酷地用匕首将其杀害。在返回途中，叶翔之不无得意地告诉其他几名杀手说：“要成为一名好的行动人员，首先必须头脑灵活，其次就要心狠，娘们心肠是极难成大事的。”
1949年底，叶翔之再次奉毛人凤之命，亲自又带领五名杀手前往香港迫杀龙云、杨杰。
他们一行到达香港之后，首先是把目标瞄向龙云。为此，叶翔之制定了一个缜密的计划。按照计划，他先是在龙云住所的附近租了一间房屋住了下来，对龙家实行一段时间的监视，伺机行动；同时，他又用重金收买了龙云当年在昆明的亲信秘书，让他赶到香港，混进龙家，骗取信任。之后，叶翔之又指示广州的一名女特务，利用其父亲在医院做院长之便，弄到了几支毒药带到香港，准备把毒药交给那位秘书带进龙家。这次行动计划，可以说相当周密、无懈可击。但叶翔之突然接到毛人凤紧急指令：龙云之事暂缓，先解决杨杰。这下，他终于没有看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杰作”，只得悻悻而去。
紧接着，叶翔之调整自己的目标，直指前国民党陆军中央大学校长——杨杰。
按照习惯，叶翔之总是在事前要做一番充分的准备工作。考虑到杨杰早已对他们有所防范而深居简出，很难接近，叶翔之计划，让其手下的杀手先冒充杨杰一位好友的名义，借故与杨送信之机，然后当场将其击毙。一切准备就绪，叶翔之很快率领4名杀手，分乘两辆汽车，赶到了轩尼诗道260号楼下。他们下车后，叶翔之仰望四楼杨杰所居住的卧室，发现杨杰正在阳台上眺望。于是，为了慎重起见，叶翔之决定根据现场情况，再做布置。他把四名杀手分别安排在五楼、三楼、二楼，四楼的那位负责递信和枪杀，其他其它三位杀手在各自楼层望风，叶翔之本人则在四楼策应。一切都布置完毕，叶翔之发现有位杀手由于心情紧张在大口大口地吃西瓜，他一把将西瓜夺下扔掉，并严厉地说道“千万别慌，出了差错，不是杨某掉脑袋，而是我们，好好去干。”
老蒋对叶翔之成功、漂亮地干掉杨杰极为高兴，特地下令发给奖金2万元，后来顾祝同又加发1万元，共计万元奖金。老蒋亲自召见了叶翔之，并当面颁给了他—枚“忠勤勋章”。
叶翔之后来尾随毛人凤潜逃，继续干老本行——担任第二处处长，虽然此时，他不亲自提刀杀人了，但仍然不断地指挥其手下的人进行各种暗杀、爆破等罪恶活动，著名的“泽生号”轮船爆炸案是由他一手指挥的。
2001年1月3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
沈醉本来是由戴笠一手培养出来的亲信杀手。1934年，沈醉才第一次操刀杀人，从此，沈醉就在戴笠的精心调教之下，逐渐变成了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5年前后，沈醉受命监视宋庆龄，待时机成熟予以暗杀。
有一天戴笠问沈醉：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宋庆龄？因为当时老蒋担心暗杀宋庆龄会受到舆论的指责。
沈醉深思熟虑后提出以制造“车祸”来把宋庆龄撞成重伤，让宋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
当时沈醉的阴谋是：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用保险不碎的玻璃，由他亲自驾驶车子尾随在宋的车后，看到宋乘坐的车刚行到红灯处把车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镜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撞伤之后，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可以轻一些。
沈醉还一再向戴笠表示不怕坐牢，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戴笠对沈醉这种胆识和忠诚大为赞赏，立即命令沈醉下去布置。沈醉做好一切准备，只要戴笠一声令下，就可马上行动。但最终戴笠怕撞死了宋庆龄，宋美龄不依，而制止了沈醉的阴谋。
因为宋美龄曾警告过老蒋和戴笠：不准伤害她的姐姐，否则她决不会谅解的。沈醉没有把握做到只把宋庆龄撞成重伤而不撞死，只好罢手。
沈醉是军统最有名的神枪手之一，有百步穿杨之绝技，再加上沈醉办事干练，胆大心细为人精朗肯动脑筋，保密性又强，深得戴笠、毛人凤赏识。沈醉早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工作时，就以其过人的胆略和智慧，勇擒江洋巨盗，在上海滩名噪一时，被舆论界称为“名探”。当时上海有家报纸报道沈醉的标题就是《杨子江上巨盗施诡计；泥河桥畔名探显神通》。
由于戴笠的栽培，沈醉20多岁就当上了重庆军统局的少将处长。对此沈醉非常感谢戴笠的厚爱，在戴笠出事后，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不顾危险只身潜入解放区去寻找戴笠尸首，由此也深受毛人风的赏识。
毛人凤当上保密局长后，继续重用沈醉。沈醉本属于军统湖南派系的，戴笠在世时，毛人凤有意无意地暗中帮了沈醉不少忙，多次使他免受戴笠严厉惩罚。沈醉也是一个聪明的善识时务者，毛人风之心他当然清楚，在毛人风这种怀柔笼络政策下，沈醉最终成了毛人凤手下最得意的心腹干将。
毛人凤当上保密局长，为了加强外勤工作，调沈醉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保防司令，独撑云南这块西南重镇，并伺机暗杀卢汉、杨杰。
1949年初，为了暗杀李宗仁，老蒋亲自点将，毛人风把沈醉召回南京，会同叶翔之一起，将死亡之剑悬在了李宗仁的头上。若不是老蒋临时变卦，李宗仁绝难逃脱沈醉等人的追杀。
沈醉胆大心细，杀人不眨眼。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在上海时他把一个人杀害在自己家中，把尸首塞在床下竟自躺在上面呼呼大睡，不以为意。
沈醉不仅杀人无情，为人也十分阴险毒辣。
在云南，杨杰与沈醉住宅相邻，两人关系也较好，杨杰十分地喜欢沈醉的孩子，平时也总爱逗他的孩子玩，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但这位军统杀手，接到毛人风的命令后毫不留情地在暗中将枪口对准了杨杰……
对付卢汉也是如此。为了对付卢汉，沈醉经过精心策划在卢汉住宅附近的翠湖东路八号租下—-幢房子，楼上布置了一挺机枪，时刻准备向卢汉的寝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为了暗杀计划更加严密，沈醉又把卢汉住宅附近汽车进口拐弯处，选定为特务暗杀狙击卢汉的地点，安排特务守候。这些细致入微的安排使毛人凤深感满意，并一再叮嘱沈醉随时听从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干掉卢汉。
最终由于卢汉采取了突然行动，将沈醉诱捕并囚禁起来。沈醉无可奈何只得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并将云南的特务组织全部交代了出来。
1960年11月28日被特赦，1996年3月1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
毛森，浙江江山人。他从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毕业之后，成为戴笠的得意门生。抗战期间，他被军统局派往上海，后被日本宪兵队捕获，叛变投敌，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受到戴笠的庇护，又被派列汤恩伯统领的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当处长。
戴笠死后，因毛森与毛人凤同是同宗同乡，按辈分他还是毛人凤的族侄，因此他继续受到毛人凤的庇护，进而变成其手下一名极其凶恶残暴的刽子手。
1946年4月下旬，上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和儿子荣毅仁离开寓所，荣德生在单独前往办公室的路上被人绑架。绑匪以此要求荣家备50万美金赎人。荣毅仁迅速到上海稽查处报案要求追查。后来查明，荣德生是被第三方面军第二处毛森下令逮捕绑架的。毛森通过这一手段向荣家敲诈了一大笔巨款。此案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反响。
刚刚坐上保密局局长宝座的毛人凤，他为了向老蒋表功，又想替毛森掩饰，想出了一条名利双收的妙计。他立刻找来了毛森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商议，决定让毛森将参与绑架荣德生的嵊县绑匪和敲诈得来的巨款全部交出。对外则称：稽查处和第二处联合将荣德生绑票案破获，公布社会。同时，内部则把敲诈得来的巨款充当破获此案的奖金。
果然，此消息一发布立即轰动全国，毛森反而因此成了“功臣”。他与陶一珊各自拿了一大笔钱来，自己替自己发“奖金”。此外，他们还送了毛人凤和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一份“奖金”，同时。还替宣买了一辆豪华的美国汽车，以示“利益均沾”。
这次事件之后，毛森对毛人凤更加感恩戴德、唯命是从。而毛人风对他的这位侄子也是恩宠有加大力提拔。
由于毛人凤的关系，毛森深得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信任。1948—1949年前后，汤恩伯升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率部进驻上海。毛森也因之得任上海警察局长一职。他仗着自己有毛人凤这个特殊关系，又有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汤屠户”作后台，更加有恃无恐，成为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凶神”。当时上海许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他杀人如麻、手段残忍令人不寒而栗，因此，人们把他的名字加上两个字，谓之“毛骨森森”极言其凶残。
毛森听后，非但没有表示异议，反而说道：“我毛森就是毛骨森森。诸位请看，我满身血腥，恐怕连鬼见了我也要害怕。”在他的这种血腥镇压下，繁华的大上海一度竟成了人间地狱。他的监牢更是令人谈虎色变，电刑、坐老虎凳、乘飞机（即吊鸭儿浮水）、灌荷兰水（即用辣椒面和酸醋藻鼻子）、拔指甲、烧红铁丝刺手指等各种酷刑无一不备。他自称，德国盖世太保的刑具也没他齐备，只要进到这里，不管他是何人，嘴有多硬、身体有多棒，我都能叫他开口，就算是哑巴也要被吓出话来。
1949年2月，毛森到金神父路参加由汤恩伯主持召开的“保卫大上海”的会议。他受命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上海工人、学生运动，毛森竟丧心病狂地从军队调来十几辆装甲车，动用武力沿街弹压，打死打伤不下百人。他曾对人讲，“这种方式对付大规模暴动很有效果，我把它称之为'飞行堡垒’。”
后来，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顿时进入战时状态。为了稳定后方秩序以利前线作战，毛人凤命毛森在上海市来一次大逮捕。所逮捕的人全部杀掉，一个也不留，铲除后患。
对屠杀命令，毛森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他马上根据警备司令部所拟定的名单，在全市范围内大逮捕。毛森带人冲进宋公园，指挥逮捕正在那里聚会的上百名共产党，押解回来后全部枪决了。眼看上海要守不住了，他又急命上海南市看守所的黄所长，枪决所有在押犯。
5月，毛人风来上海，住在蒲石路18号。一天晚上，毛森与黄加持一同去那里，向毛人凤请示上海撤退前夕的工作。
毛人凤对毛森讲道：“总裁指示，凡属有嫌疑的人即子逮捕，对张澜、罗隆基等要严密监视，必要时干掉。这件事，本来由上海稽查处和上海警察局合办，因稽查处另有任务，望善森（毛森别名）多负责任，由加持协助办理。”毛森答道：“没问题，我立即通知刑警处和各分局执行。”
毛人凤说：“很好，你随时将情况告诉我。”
毛森领命之后，认为这回有了老蒋的命令，可更加地肆无忌惮。在上海撤退前夕，他共逮捕了嫌疑犯3000多人。临走时，除释放1000多人之外，总共杀了1300多人。事后，他向毛人凤谈及此事时，洋洋得意，当即，毛人凤与在座的叶翔之、潘其武等人都向他举杯祝贺。
毛森正磨刀霍霍把屠刀准备砍向张澜、罗隆基等一帮社会贤达之时，他突然收到毛人凤发来的指令：总裁指示，停止干掉张，罗等民主党派人士。
毛森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指令，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无惋惜地连连说道：“可惜！可惜！这回真是便宜了张澜和罗隆基，他们真走运。”
上海解放后，毛森又追随汤恩伯逃往厦门。在厦门，毛森又担任警备司令，指挥军队与我军作战，后来，厦门解放时，他又仓皇逃往金门。再后来，他潜逃到毛人凤那里，继续充当毛人凤手下的刽子手。
1992年10月病故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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