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奴隶制的东周王朝日趋没落，各诸侯国为谋取霸主地位，纷纷招纳具有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贤士，委以重任，并确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建立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是以“相”和“将”为首脑的国家机器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相”与秦汉以后的宰相官职不太一致。此时封建专制国家尚未完善，封建集权制处于萌芽期，宰相的权力相对较大，诸侯只有依靠“相”的辅佐，才能成就大业， “相”的才能因此得以充分施展。
例如管仲相齐时，把处于东海之滨的小小齐同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至通货积财，国富兵强。齐桓公在其辅佐下，几次会盟诸侯，成就霸业。战国初期，魏相李悝通过变法的新政策，使魏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当时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当时，西方的秦国的社会经济落后于东方六国，它以商鞅为相实行改革，并借鉴各国变法经验，制定了有力的变法措施，使秦国后来居上，到秦王嬴政时，国富民强，从而一举兼并六国，统一了中原大地。
到战国中后期，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宰相的功绩主要是外交上的成功。例如赵国名相蔺相如以不辱于强秦“完壁归赵”而著名。挂六国相印的苏秦，运用外交手段，使六国能够按照他的“合纵”思想和战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围的兼并。秦相张仪则利用外交谋略，在六国间施展“连横”策略，有效地瓦解了六国联盟，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宰相一般源于“士”。“士”是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变革中形成的。其间，一部分贵族及其子弟因世袭制的覆灭而成为“士”。同时，出身庶民的人，也有跻身于“士”的可能。从“士”的行列中脱颖而出的宰相，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变法革新和谋求统一的历史潮流，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宰相官职的设置上极不统一，其含义与秦汉以后相比也比较空泛。宰相是“宰”和“相”的合称，前者为主持、后者为辅佐之意。
春秋时，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或相，但这些官职只由某些卿大夫世袭。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相，其设立当萌芽于春秋的齐景公所设之左右相。战国时期最早设相的国家是魏国，之后是韩、赵两国。秦国置相较晚。秦孝公时，商鞅由魏人秦，始为左庶长，后升大良造，时未称相，其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史称“商鞅相秦”。赵国除丞相外，还有假相、假相国和守相。“假”意为兼理， “守”意指试用。
战国时期的宋、卫、中山、东周等小国皆未设相。南方的楚国在官职设置上自成一体，令尹为最高级的官称，相当于中原官制的相。尽管各国宰相设置的名称各异，其职权仍十分相似，即国君的助手、参谋、顾问，其权力不像秦汉以后那样受到皇权及内外朝官员的分割。
战国时期的宰相文武分离。相职一般由文人担任，只负责国家的政务；在军事上则由擅长兵法的最高军事长官即将（其职位仅次于相）负责，以适应各封建国家统辖区域的扩大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
战国时期有些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有个别宰相原本是投机者，借七国纷争之乱，四处游说，使某个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以求高官厚禄，如秦相张仪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更有甚者如秦相吕不韦，他初与他国人质王子往来，只是因为王子“奇货可居”，想从中取得更大的财富而已。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宰相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春秋时期，诸侯列国政府中执政官职，多称卿、上卿或正卿。楚国称为“令尹”；秦国称上卿、亚卿或庶长、大庶长，齐国的上卿、鲁国的宗卿、正卿或上卿、晋国、郑国和秦国的上卿，其地位和职掌都相当于后来的“相”。
秦穆公以百里奚为上卿，又以蹇叔为上大夫，辅佐国君，治理国政，平时的职责类似于相，战时又可率兵作战而为将。秦国还设置一种特有的较高官职“庶长”。至秦宪公时，庶长既率兵，又兼统地方，成为除国君以外权力最大的官，有的庶长竟能废立国君，在秦国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齐国的执政长官后来逐渐发展为“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齐侯置射鈎而使管仲相。”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齐桓公命管仲为“相”，为执政的辅弼长官已确定无疑。至崔杼，庆封相齐，则是以“相”名官了。但春秋时的“相”与战国时的“相”还有所不同，虽然在有的国家某个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布衣卿相”，但更多的是由强大的世卿兼任“相”职，如晋国、鲁国、郑国、楚国皆是如此。
直到战国时期，“相制”才在各国普遍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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