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是“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排座次,不仅是梁山事业发展到高峰阶段的标志,而且也是好汉们在创立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每个人斗争活动的总结。
虽然在这一回中作者称赞他们“无问亲疏”“不分贵贱”但只要对这张座次表稍加查考就会发现,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宋江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一百零八人座次的排定，说明梁山集团组织系统已经完备,宋江的领袖地位已经巩固。
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在《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中,把石碣天书称为吴用的“石碣天文之计”,说:
“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汉,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塌地?”
还说:
“或问:何以见得是吴用之计?曰:眼见得萧让任书,金大坚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孙胜作法掘将起来,以愚他众人。曰:这个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既有黄金五十两,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后定要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哉?”
李贽的看法是有见地的。他从技术手段角度看出了宋江、吴用对这个座次的排定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当梁山草创之初,晁盖、吴用智取生辰纲之后,林冲火并了王伦,由于头领只有十一人,而且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座次是用协商、谦让的方法排定的,并没有严格的、确定的条件。待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以后,宋江上了梁山,头领增加至四十人,这些人的座次如何排法,就成了突出问题;弄得不好,会影响旧新头领之间的团结和安定。宋江采取了权宜的办法,在《水浒传》第四十一回提出：
“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
这说明,在宋江头脑中,座次应该以对梁山事业出力多寡和功劳高下为标准。旧有头领原已有了座次,不成问题;新上山头领除宋江外有二十九人之多,他们就“论年甲次序”坐下。这“年甲次序”是又一标准。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完全按年甲次序排,例如“年少的壮士”吕方、郭盛就坐在萧让、王矮虎等十五位非年少的人之前。
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深入到这个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头脑和血液中,农民也不例外。在这个靠强力打出来的山泊里,宋江深知自己出身卑微,武艺平庸,在那些职高位显的人物面前,他总是自称“郓城小吏”、“疏顽小吏”。对那些力大艺绝的人物他一贯都用恭维和小恩小惠这两手来加以笼络。当这些人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如何能使他们团结一心,服从他的领导,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他下功夫对待了。于是吴用就导演出这个石碣天文之计来。难怪在何道士辨验“天书”以后,宋江故作惊讶却又早有准备地说:
“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体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宋江的话是“石碣天书”的必要补充,把他“要求上天报应”的目的和盘托出。他要求众头领安于这个已定次序。这是宋江的次序,只是套用了古代帝王惯用的伎俩—用天命来表现,使他的安排有了一个神圣不可违抗的庄严形式。
那么宋江的座次表是依据哪些原则排定的?
既不是“论年甲次序”,也不是看“功劳高下”。宋江的标准在书中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他的标准是下述几条。
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
在古代社会里,高尚的名望代表了地位、富贵和社会影响,这在宋江看来,是领袖人物才能具备的品质。例如卢俊义,他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为“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
某些特殊知识和技能是宋江的主要辅佐力量,受到了特殊的对待。
吴用因为“读些孙吴兵法”,能够执掌兵权,调用将校。书中对他的评价是：
“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
而公孙胜是：“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
所以他们就排在第三、四位。
世系显赫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然受到推崇。
最突出的例子是关胜。论功劳他不及林冲,论职位他不如呼延灼等,关胜上山前仅是“蒲东巡检”,屈在下僚。但因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就跃居第五把交椅。
朝廷武将投降梁山的共二十一人(包括禁军教头二人)。在“天罡星”中列十一人,占一半还多。除两名外,其余也都排在四十五名以前。说明宋江对这些人都是很看重的。
例如武松,他的武艺出类拔萃,曾徒手打虎,许多高手都死在他手下,同时他与宋江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们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排在了第十四位。各方面情况都与武松相仿的鲁智深,与宋江虽无私谊,但他以前当过提辖官,职位远比只作过县“都头”的武松为高,所以座次也在武松之前。
武松主要是由于他的武艺超群,浑身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力而被排在较前位置上。
宋江的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近程度是排座次的一个比较隐蔽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水浒传》的主要故事情节取材于《宣和遗事》一书。《宣和遗事》中列有宋江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且排出了顺序。此外,宋·周密《癸辛杂识》载龚圣予《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明·周宪王《诚斋乐府》、明·郎瑛《七修类稿》等书中也记载有宋江三十六人名单。
这些名单中的人物基本都是《水浒传》里的“天罡星”阵容,但在排法上却不尽相同。除宋江、吴用(吴加亮)、卢俊义(李进义、李义)三人都放在前三名中间外,其他人物在各书中的顺序前后差别很大,总的说都显得杂乱无章,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所依据的故事不同而造成的。
而《水浒传》的作者在重新结构水浒故事的基础上,以宋江、吴用为中心对一百八人的次序地位做了精心的安排,对以前的三十六人名单连同新增的七十二地煞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主要是把宋江推许的人、亲信的人,例如卢俊义、关胜、秦明、花荣、柴进、朱仝、戴宗、李逵以及吕方、郭盛等都尽量向前提。(李逵由于出身低微,性格粗鲁,只相当于宋江的奴仆,本应放在“天罡星”的末尾,这只要看燕青的位置就清楚了。)把宋江在清风山和江州结识和网罗的人员(除石勇、李立等个别人外)也都排在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员如刘唐、三阮等人却普遍向后推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以宋江的亲信和投降的军官为骨干的稳固的领导集团,为以后巩固梁山根据地和争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组织准备。
在对待花荣等青州一伙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拢亲信帮派力量的。青州一伙人先于宋江上梁山。晁盖、吴用对他们本已议定了座次,顺序是: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花荣、秦明、刘唐、黄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顺、王矮虎、吕方、郭盛、郑天寿、石勇、杜迁、宋万、朱贵、白胜。
但宋江从江州法场被救出上梁山后,在重排座次的时候,却把花荣等青州来人又划到随他一起上山的“新到头领”圈里,使旧新头领人数成十一比二十九这样不正常状态,新头领在人数上明显地占了优势。
上述六条标准,基本能够说明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个人在座次表中所处位置的理由。
但也有少数排列得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方。例如病尉迟孙立,官职做到登州军马提辖,是栾廷玉的师兄弟,武艺十分了得,“海边人见了,望风而降”。他在登州劫牢、最后打破祝家庄等活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而《水浒传》却把他降到“地煞星”里。
又如,李云是沂水县都头,蔡福是大名府“两院押牢节级兼行刑刽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被排在许多远远不如他俩的人后面。李忠是桃花山的大头领,武艺也强于周通许多,但他的位次却在周通之后,等等。这些地方说明作者在安排座次的时候,尚有不够仔细的地方(这些都无伤宋江吴用体系),或者是作者别有考虑,也未可知。
总结：梁山好汉来自四面八方。《水浒传》具体描写了他们起来和汇聚的过程。当一百零八人在一起排座次的时候,好汉之间已经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座次表就是这些关系的具体反映。所以,归纳的六条原则也不应各自孤立地看;每个人的位次就是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是各种条件综合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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