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开始的明清战争，足足打了25年。在这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明与后金(清)都造就了一批名将。在明朝方面，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就是杰出的代表，而孙承宗又是承先启后的人物。他在两督蓟辽期间，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那沉雄大略的将帅气度，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承宗（公元1563―1638年），今河北高阳人。父辈工诗善文。家庭环境的熏染，使他从小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从四书五经和古代兵书中获取了丰富的知识。
16世纪中期，东南沿海的倭患虽已平息，但倭寇所带来的灾难，在年轻的孙承宗心中掀起了重视武备、关心国事的波澜。他用“黄扉进御平夷策，应许书生抱六奇”的诗句，阐发他矢志报国和投笔从戎的愿望。
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当关内正在酝酿农民大起义之际，生活在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海西与东海各部，控制了东起日本海，西到明朝辽东都司辖区，南到鸭绿江，北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起后金国，与明王朝相抗衡。北方的蒙古族，有的与女真族结盟，共同反抗明朝。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深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的孙承宗不再埋头读书，决心报效朝廷。
为了了解边疆形势，他身穿布衣脚踏麻鞋、腰佩宝剑，走遍长城内外山川险要，访问戍边将士，察看城寨边堡，学习骑马射箭。这些活动，使他掌握了不少军事、地理知识。
孙承宗自1604年中进士不久，便成为明熹宗朱由校的日讲官，因他知识渊博，讲解精辟生动，深得皇帝的信任。后来,孙承宗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成为朝廷的一名重臣。以上主客观条件，都为他以后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奠立了基础。
明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任兵部尚书时，后金的八旗兵已突破明军的辽河防线，占领辽阳、沈阳、广宁，准备继续西进，威逼山海关。对于防守山海关，明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不同认识，但在如何防御方面却意见分歧，勉强受命为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在蓟辽总督王象乾支持下，主张实行画关而守的消极防御方针。这一方针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首辅叶向高面对两种不同意见，也难以决断。孙承宗主张先到山海关前线实地考察，然后再作定夺。
天启二年夏，孙承宗奔赴山海关，进行调查研究，和前线将领进行认真讨论，最后提出了守关外以蔽关内的积极防御方针。守御山海关要守关外的方针虽然确定了，但在具体设防部署上，仍然意见不一，监军闫鸣泰主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而王在晋却提出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并得到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的支持。
因诸将吏意见不一，孙承宗便带着他们前去“相度形势”。只见那宁远为“天设重关”，可以护卫神京，“觉华岛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看到这样的地理形势，大家同意坚守宁远，兼顾同守觉华岛。一旦后金军攻宁远城，觉华岛上的明军就从海上旁出三岔河，迂回敌后,袭击敌人。如后金军不来进攻，则可寻机出击，收复宁远至山海关200里疆土，甚至可以继续前进，收复全辽。用孙承宗话说，就是“守与恢复终是一事，但静则为守，动则为恢复”。
为了贯彻落实辽东的战略防御方针，枢辅孙承宗于天启二年自请前往督师。正在为前线形势焦急的熹宗皇帝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令他以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督理山海关、蓟辽、天津、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等处军务。
孙承宗到山海关后，立即着手构筑大纵深的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分三个防御地带。最前面为宁锦防御地带，以宁远为基地，屯聚重兵，再把宁远至锦州间的各镇堡连结起来，构成宁锦防线。中间为关城防御地带，以山海关为中心，凭借山、海的天然屏障，右翼自海口，左翼至北水关以北，前至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形成固守山海关的防御地带。山海关以内，于卢龙、蓟门、易州、通州等处屯兵驻守，为关内防御地带。这样分层次设防，有效地阻止了后金军的进攻。天启六、七年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次率兵进攻，都被明守军击退。
孙承宗构筑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能发挥重大作用，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第一、善择将领，组成有效的指挥体系。
他把选将用将看作是恢复辽东的关键。经奏准，对王在晋、闫鸣泰等人的进退去留作了调整，同时裁撤了一批庸官逃将，晋升了一批能真心任事、以守关复辽为己任的将领，其中有袁崇焕、鹿善继、马世龙、尤世禄等。此外，还广揽天下贤才。
孙承宗属下的将吏都有明确分工，做到各司其职。他以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辅佐谋划军事；总兵江应诏定兵制；佥事袁崇焕建军营；李秉诚炼火器，沈棨、杜应芳储备武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成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指挥系统设大将军，以马世龙为平辽将军，王世钦、尤世禄为南北部将。这些将吏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例如，鹿善继治军储，保证了前线粮饷的供给，江应诏定兵制，使5人为1房，3000人为1营，15营为3部，做到兵不离将，将不离帅，健全了军队编制，增强了战斗力。
第二、因地制宜部署兵力，组建车营。
孙承宗针对从宁前到关内不同的地理情况，精心部署兵力。在重点设防地区山海关，海上从望海台出芝麻湾的海口，配备大炮，拦击从海上入侵之敌。陆上在三道关的石城驻扎1万人,以便适时突袭敌人。北水关外筑台堡11座，安设大炮。山海关正面，以3000人守中后所，3000人守中右所(今沙后所)，并遣精骑出哨中右，使关之正面和左右翼互相声援,以利固守。平辽将军马世龙节制三部，南北部将王世钦、尤世禄分驻海口、角山,中部由中军节制，驻罗城；副将赵率教、孙谏为前后部统将，分驻前屯和红花店，合计7.5万人。
在宁、锦前线，除以重兵驻宁、锦外，还遣军进驻金、复、海、盖四卫，四卫之后尾旅顺由毛文龙守御。在海上,除觉华岛外，又以天津、登、莱水师作预备队，随时声援辽宁半岛之四卫。此外，还借助朝鲜兵力从侧面声援。
山海关以内，永平府设总兵，卢龙、蓟门等州县设守将，添兵防守，做到镇戍连结，墩营相望。其他州县也有重点位置设防，既可作为山海关前线的老营，又可组成机动部队速援京师。
以上兵力部署，既可造成“东连西结”的有利态势，又能置后金于被包围的地位。
孙承宗还根据“敌长弓矢，我利火炮”的特点，大量制造和使用火器，组建车营。他从宣府、大同等7镇抽调精锐1.2万人赴山海关前线，组建12个车营，制定《车营练阵规条》，令官兵熟读牢记，学会实际运用。这12车营成为阻挡后金八旗兵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依靠民众，推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政策。
孙承宗把这一政策称为守关“大计”和“复辽之资。他把流入关内的辽人安置到各卫所进行屯田；对关上之辽人，体强有武艺者分别安置在中、前二屯及宁远一线各堡寨，充实守备力量，并把他们的家属组织起来,从事屯种；对关外13站一带的十几万辽人，也按强者为兵、弱者屯牧的方法妥善安置。这样，就实现了军民一体，同守边关。
崇祯二年至三年间，后金的八旗兵绕过山海关防线，先后占领了遵化、滦州、迁安、永平四城，直接威胁明京师的安全。孙承宗第二次督师蓟辽时，决心拔掉这四颗钉子。崇祯三年秋，他调集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等军先攻滦州。驻永平的大贝勒阿敏、硕托得知滦州被围,即派大臣巴部礼率兵驰援，结果被明军歼灭。明军以炮攻城，城内的纳穆泰、汤古岱力支持不住，于十二月放弃滦州，逃奔永平。阿敏等因滦州失守，惶恐不安，便率部弃城经冷口逃回沈阳。数天之内，四城尽复，明朝称之为“遵永大捷”。
这次作战的胜利，首先归功于孙承宗对敌情的正确分析和采取灵活的战法。
当时，留守四城的后金大贝勒阿敏、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部队也比较有战斗力。但是，分兵把守孤悬明境的四城，既无力西进，又不敢擅自后退，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孙承宗正是摸准了上述情况，才决心调集兵力，不失时机地进行反击。他说：
“兵贵乘机，机在(敌)去而未去时，不可不争也。”
但主攻方向选在哪里，需要慎重考虑。马世龙主张先打遵化，不少将领支持他的意见。孙承宗分析了后金军的兵力部署，指出：敌军的主力在永平，其次在遵化，而以滦州、迁安为羽翼，明军应虚张声势，佯攻遵化，实攻滦州，设法调动敌人，伺机歼之，再攻坚城就比较容易了。此计果然奏效，只用四天时间就连下四城，“天下惊以为神”。
崇祯四年，后金军攻陷大凌河城。孙承宗遭到明廷的一些大臣弹劾，被夺去官职，回高阳老家闲居。明崇祯十一年，清军攻定州围高阳，78岁高龄的孙承宗带领全家老小登城守御，以身殉难，他的子、侄、孙共19人也力战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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