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罡、地煞，都是星座名称，属北斗丛星。《水浒》里多次宜称梁山一百零八将，是由所谓“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组成的。“引首”中说：
“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
第七十回说：“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在排座次中又讲到：“石碣前面,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石碣背面，书地煞星七十二员”。宋江所作《念奴娇》中的“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指的也是“六六”“三十六天罡”，“八九”“七十二地煞”。
首先，这是为了强烈表达对梁山起义的所谓“天意”，给梁山事业的正义性抹上“神助”的色彩。
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里，宗教本来是统治者用来欺骗和麻痹百姓的工具；但是，百姓也可以把宗教作为反抗古代统治者的手段，让的斗争披上宗教的外衣。很明显，《水浒》作者采取了“神化”法，把起义英雄看做星宿下凡，以此表明义军斗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也就是把宗教作为义军进行反抗斗争的宣传鼓动工具。
其次，把梁山英雄的“出世”说成是“上应天魁”，还能够有力地渲染梁山好汉乃是一伙非常之人、非凡之人。
天罡与地煞都是道教信奉的星神。道教宣称，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七十二个地煞星，每一个星座都有一个神。一百单八条好汉，既然都是星座，也就等于一百单八个“神”了。这就使梁山好汉抹上了神异色彩，焕发着神奇的浪漫主义精神。当然，用天罡地煞来附会梁山大小头领，也包含着宣扬天命论的因素。
第一，选中“三十六”等数字，或多或少有点“历史根据”。
在《水浒》成书之前，“三十六”这数字已出现在一些史书上，如《宣和遗事·亨集》：
“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还有《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
“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
此外,《宋江三十六人赞》等书，也提到“三十六”数字。虽然这些史书中都不把宋江包括在三十六人之内，即应该是三十七人。三十六人也并非都是属于“天罡”星，也有属于地煞星的，如杜迁。但是，既然已出现“三十六”数字，对《水浒》作者便可能有所启发。
还有，早在《水浒》成书前，在有的古书中已有“六六雁行连八九”句，即有了“三十六”，“七十二”数字，以后此句便被收入《水浒》中。在一些元杂剧里，也说到“三十六个英雄汉”，“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三十六座宴楼台，七十二道深河港”等。这些当然对《水浒》作者采用“三十六”等数字也会有所影响。
第二，选用“三十六”等数字，同我国古代的“五行”思想有关系。
《孔子家语·五帝篇》云：
“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即所谓“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长育，一岁之功，万物莫敢不成。”
《易坤灵图》说：
“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
这就是说，我国古代思想家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上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战国时，“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就颇为流行。“七十二”这个数字大概是从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
第三，选用“三十六”、“七十二”数字，也体现了我国传统美学观和民族欣赏心理。
在我国民族发展历史中，有些数字得到我国人民的偏爱，并赋予了丰富而特殊的含义。如“三”、“七十二”(其实是“三”的倍数扩大)等。这些数字都被大量运用。“三十六”和“七十二”还多少含有吉祥的意思，为人们所喜欢选用。如秦国时的“三十六郡”，西域“三十六国”，“三十六行”、“三十六计”、“三十六变”；七十二贤人，七十二重宝殿，七十二变等等，都是用得非常多的，词义也多变不一，有虚数，有定数等等。由于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与心理，我国人民就好用“三十六”，“七十二”等等数字来表达自己的丰富感情。
作为百姓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水浒》，自然会把这些数字引入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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