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各人原来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遭遇不同，上梁山的具体道路便很不一样，表现也不同。
林冲、鲁达、杨志等人，原是朝廷的官吏。他们吃着俸禄，效忠朝廷，根本没有想到过要造反。但是那些压迫他们的势力，害得他们无法立足，最后一个个都上了梁山。宋江、柴进等也大致属于这一类。
关胜、呼延灼、索超等，奉命征剿梁山泊，在战场上被俘，进退两难，又感于宋江的宽仁厚义，只好加入梁山队伍，暂居水泊，盼望朝廷宽恕。
刘唐、阮氏三雄、李逵、汤隆，时迁，王定六等，他们衣食无着，生活很不安定，听说梁山水泊里，能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身上穿绸锦，大家哥弟相称，好生欢喜，十分向往。他们或自动投奔，或经人指引上了梁山。他们以梁山泊为家，行动坚决，敢于斗争，是梁山泊的基干力量。
还有一种人，身怀绝技，梁山泊需要他们，利用各种方法把他们“赚”上山来。比如神医安道全、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金枪手徐宁等。在这些被“赚”的当中，付出代价最大的最特殊的要算卢俊义。先是吴用亲自下山诱他外出，后来梁山好汉倾巢而出去劫法场，最后才把他“劫”到山上来。
卢俊义何许人也？他是大名府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他上山之前，把梁山泊好汉骂为“贼男女”，叫喊“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
宋江、吴用说：
“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
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不能令人信服。
第一，卢俊义本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他一个人，就可以使梁山泊寨高枕无忧，刀无一失？要真是这样，武松，李逵他们就不会一再反对宋江让位于他了。
第二，卢俊义上山之前，梁山泊又“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晁盖上山伊始，只靠着几只小船一次又一次打败了前来缉捕的官军，何涛、黄安之类的小股人马，固然不在话下。高俅带来的精兵，也照样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还敢到江州去劫法场，打青州，破高唐州，大闹西岳华山，连祝家庄这样顽固的堡垒也荡平了。这些都是卢俊义上山之前发生的事情。梁山泊这些战斗行动，威震四方，使官军说起来都心有余悸。
当然，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卢俊义上山，无疑会增强抵抗官军的力量。但宋江的着眼点恐怕不在于此，而在于利用卢俊义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影响，以便更顺利地实现他接受招安的愿望。他所说的若得到卢俊义，“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是掩人耳目的遁词。
李逵、武松反对他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卢俊义，说他“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这时，宋江大为恼火，对李逵和武松等人大声喝道：“汝等省得什么！不得多言！”在按受招安的问题上，李逵、武松等人与宋江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自然不懂得宋江硬要把位置让给卢俊义的真正用心！
卢俊义上山之后，没有辜负宋江的苦心。他与宋江同声相应，成为宋江谋求招安的得力助手。朝廷第一次派太尉陈宗善到梁山泊来下诏招安，惹怒了许多头领，李逵把诏书当场扯得粉碎，揪着陈宗善，挥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横身抱住，哪里肯放他下手。”当鲁智深、武松、刘唐、穆弘、史进“一齐发作”，“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时，“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千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宋江、卢俊义合作是很有默契的！
征方腊时，梁山泊好汉死伤惨重，幸存者中不少人心灰意冷，不想再干下去了。燕青这时劝说卢俊义“纳还官诰”，“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卢俊义回答说：
“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俺弟兄们身经百战，功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
可见，他加入梁山泊队伍之后，始终没有改变“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思想，认为从朝廷里捞得一官半职，图个封妻荫子，是人生最大荣耀。他与宋江一起，进城朝见皇帝，接受了朝廷的委任，最后两人都死于奸臣之手。
宋江物色卢俊义当助手，可以说是出于社会地位的相同，思想意识的一致，实现招安愿望的需要。
卢俊义这样的大地主大商人所以能被“赚”上山去，除了梁山泊头领们的努力之外，还有着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梁中书等当权派的昏庸和排挤打击，社会空气的污秽，如卢家主妇与仆人通奸，行贿官府，把卢俊义置于死地，使他不得不横下一条心上山。卢俊义从与梁山泊作对到与梁山泊为伍，是发人深省的。
卢俊义上山，表明了当时社会统治者内部矛盾激化，不断分化出一些异己的力量。这是社会斗争白热化，起义队伍力量高涨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从这些描写，也可以看出《水浒传》严格地遵循着社会现实的客观规律，扣紧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写出真实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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