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中国人很早就会下所谓“日本围棋”，现存最早的古谱“孙策－吕蒙”谱，就是典型代表。。。虽然可能不是东汉的，但是，至少是唐朝以前的，那时，日本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围棋。
中国人既然下过如此围棋，所以早期就知道“小目开局和平行布局（也就是模样布局）”之害，会造成“偏安一方”，不思“进取中原”而“砥定天下”。。。所以，早期的中国国手就加入了所谓“座子”，天生不让“小目开局”和“平行布局”，所以，逼迫对局者，必须“进取中原”才能“定天下”。。。
什么叫“进取中原”？什么叫“砥定天下”？这既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天下一统的价值观，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法则。那就是提倡“中盘战斗”，提倡“复杂化”并“穷尽变化”，反对“偏安一方”或“负隅自立”，反对“简单化”。更在细节上设立了“还棋头”的方法，来惩罚“偏安”政策，这其实也是符合古人造围棋而仿天下的意愿，因为“偏安割据”必定造成社会成本的增加。
既然反对偏安一隅，要定天下，那么围棋的战斗自然“应当是”“多方关联的”复杂战斗。。。这才是对人类智慧的最大挑战！
记得西方人曾经如此描述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差别：“如果说国际象棋是一场精心演化的战役，那么，围棋就像是在驾御一场世界大战。”这是多么形象的描述了围棋的复杂性和古人创造它的意含。
中国围棋，很早就规定了座子和“还棋头”规则，促使围棋向着“定中原”的“世界大战”模式演化。而中国三圣，正是把这种趋势的集大成者。
首先出现的是黄龙士，黄龙士奠定了所谓“八卦布局”，那就是典型的“反对偏安”，突出中原定天下的布局。近期王元八段在《围棋天地》的解说上再次说明了如此布局的合理性：如此布局（大飞角，两边逼住），根本没有办法补角守地。所以，如此布局进一步逼迫对局者，必须通过“中原世界大战”来定“到底是谁家的院子”。
而且，黄龙士发扬了“世界大战”的特点，把世界大战的各个战斗“关联起来”，放眼全局，不以“一地一隅的得失”的得失为准，而是心怀“世界”，转身弃取，神鬼莫测。后人评价：“棋到龙士而变”，实在是对这种“关联战斗”到黄龙士而定型的最好评价。
而后“两圣”同时出现，实在是中国的幸运。黄龙士是孤独的，他只能与徐星有下三子棋来证明自己绝对的实力。而施范却可通过他们的演绎，我们今天才有幸看到中国古代围棋的颠峰之作。随着当湖十局研究的深入，我们真正看到了施范在黄龙士之后，怎么把“关联战斗”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处处大龙死活相互纠缠，似乎难解，而在此大生死考验的同时，还要心细如发，在小地方，锱珠比较，官子便宜还不能漏。同时，放眼世界大战，为了全局，他们也能走出类似“肩冲星位”这种豪放之举。
而且，施范虽处同样时代，并同时称圣，但两者对棋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范敏杰迅速，而施沉稳厚重，但都像世界大战的元帅，统领千军万马的同时，对各个战斗的重要性、关联性和对整个大战的作用，都了然于心。这才真正是圣。
反观日本围棋，在他们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废除座子和还棋头，必定会造成中国古人早就知道的结局：偏安的围地。而他们的前圣道策则更是把这种“偏安围棋”发挥到极致之大成者，嘿嘿，历史的方向正好与黄龙士相反。后圣秀策更是个“围地冠军”，最得意的棋局（把美男子降级的那局）和招法（秀策尖），都是保守下法的棋局，是所谓“简单化”的名局。当然，不可否认，他们确实是俊杰，对“围地”的理解超出同时代的日本棋手，但是，他们却把日本围棋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的“中圣”丈和比较特殊，他是一个“战者”，可惜，他的棋在日本历史上评价并不高。
日本围棋，曾经辉煌，但是，历史总是要还它本来面目的。当韩流崛起，中国迎头赶上的时候，世界重新回到“强关联战斗”的时代。这时，我们回头看看那些吹嘘日本围棋“二十多手后就能判断半目胜负”、“合理布阵是火枪，而古代的大砍大杀是长矛大刀”的评论，多么好笑啊。正是日本围棋脱离了围棋“世界大战”的本质，所以早就了一批批的“绵羊”，而日本现代棋圣更沦为“人见人爱”的凄惨。
其实，日本围棋脱离围棋“关联战斗”本质，并“人为简单化”的现象，弊端早早就反映在他们自己的棋坛中。虽然道策、秀策（还有后面秀荣、秀和等等）强调“阵地战”，但是他们自身相对周围的人还是“很能打的”，而且，日本每一代“王者”，并不是什么布局高手，而是他们中的“力战王”。。。一直到他们的“末代皇帝”赵棋圣。。。但是，很可惜，这个在日本最能打的赵棋圣，遇到力量高出他一截的李石佛，就只有被打崩的命运了。
历史走了一大圈，虽然现在大家废除了“座子”和“还棋头”，围棋“战斗的本质”虽然受到挫伤，但是，并没有变质。现代围棋虽然在前面还像日本围棋那样做做布局的样子，但是，“中原绝胜”和“砥定天下”的中盘，再次回到了主流。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不只是一个演化的长河，同时照出了中国古代三圣的伟大和他们奠定的“正确的历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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