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学是为了克服春秋礼崩乐坏的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挑战，它的根本思路是以好学为改变个体的内在自主人格，通过美德来呼唤内在的自觉、自省、自立，通过将礼乐扩及到庶人，改变原先礼乐被贵族垄断，成为其奢侈品的现状，通过礼乐的简化、加强与内涵与形式的统一，使得礼乐成为庶民个体成长的必需品，通过将礼乐向庶民的开放，从根本上解决礼崩乐坏的问题。
通过礼乐成为庶民成长的必需品，突破原先仅仅局限于贵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提供人才的格局，因为在当时，激烈的诸侯国竞争需要大量的治国之才，而贵族社会养尊处优，无法提供足够的优秀人才，而通过庶民社会的开化和启蒙，则可以源源不断地向政治社会提供人才。这是春秋时代的使然。
庶民社会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随着当时井田制的瓦解，铁器工具的普及，使得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同时春秋时期开始的诸侯的激烈竞争，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为诸侯强盛的人才基础。囿于原先贵族的身份思维，无异于自我封闭，会被激烈的社会竞争所淘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期对于治国人才的渴求超过了已往往任何时代。
这种打破身份的束缚在春秋时期成为社会的共识。如诸子百家收受弟子均没有身份的要求，如墨家收取了大量的底层民众作为弟子，农家、纵横家、兵家、道家、名家等等，均不强调身份，而强调弟子的用功程度，正如下一章所讲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好学取决于自身后天的努力，而不取决于先天的因素。因此，孔子采取的是有教无类的方式。
7.7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参考译文] 孔子说：“只要是愿意行拜师礼学习的，我从来没有不教诲他们的。”
脩（xiū），干肉，又叫脯。 束是量词，束脩合起来指十条干肉。行束脩，是指行拜师礼。在说完对于学生的要求和希冀后，孔子说了他对于自己收学生的要求，孔子收什么样的学生呢，“行束脩”也就是愿意拜孔子为师的人，孔子就愿意去不辞辛劳地教授他们。这里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学生不分地域，也不分贵贱和贫富，只要能行拜师礼，认真学习者，孔子没有不愿意教的。这里也包含了孔子对于一般“民”的态度。自孔子开始，开启了中国传统中私塾的教学模式，与传统的官学针对贵族完全不同，私塾针对的则是平民，对于私塾所针对的一般民众，孔子认为在资质上并不缺乏，缺少的是开启民智，只要辅之以有效的教育，这些平民弟子也能够成为国家栋梁。因此，将下文解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确实不应是孔子的思想，至少，如果采取这样的解释，则与《论语》中孔子对民的态度完全相抵触。
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行拜师礼的弟子，来孔子这儿学的正是仁学，因此，仁学具有开启民智的功能，这也是仁学最重要的功能。此句可以视为仁学的功能说明，学习仁学没有门槛。在春秋时期，个人是否成才，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其他。因此，对于庶民而言，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变社会不平等成为了可能。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在孔子门下的三千弟子中，有贵族子弟，也有平民子弟，孔门十贤中，以庶民居多。
这里也指出了仁学作为改造个体和社会的一种思想和设计，看似千头万绪，需要从好学、美德、为政、礼乐、社会习惯等各个方面进行改变，需要将旧人改造成新人，需要将礼乐改头换面，需要将政治中心进行转移，个个均是浩大工程。但这些问题的根本都在于人的改造，内在自主人格的提升的根本在于观念的转变，政治秩序的改造在于“得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礼乐、美德的改变都指向内在自主人格的建立，归纳言之，观念的改变成为了一切的基础，而教育正是这一切的症结，因此，诸子百家莫不重视教育，推广自家的学说，其原因就在于此。
对于不同的弟子，孔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这就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焉，中人以下，不可语上焉”。依照内在人格的成长状态，依次对其进行教育。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个体的学习需要依次而行，正如《学而篇》中曰，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仁学中的美德是依次往外扩张的过程，从父母之孝，到兄弟姊妹之悌，再到朋友之义，再到陌生人之爱，再到敌人的以德报怨，依次而行，不断扩张。就个人的成长而言，也是渐次而行，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惑，五十而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教育而言，也是分为不同的层次，对于君子、中人、士、小人，教育的方法不同。为政也是如此，依据不同的环境，作不同的对待，此为“义”，即仁学实践的中心“义”。
此章突出了仁学改造个体和社会的积极作为的属性，“道不宏人，而人能宏道”，社会的改变并不在于社会规律的自动作用，而在于“受命者”的积极作为。这种积极作为，敢于担当成为了当时诸子百家的普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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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被认为史上罕见之大变局，当今中国也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身处大变动社会之中，需要有相应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方式相异。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中心，而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门弟子为全面阐述仁学编纂而成。它是处于春秋礼乐崩坏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仁魂义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礼崩乐坏之下，遵循真理其实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其要点为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兴于诗”），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立于礼”），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据于德”），能够克服遵循美德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强大的行动力是根本应对之道（“敏于行”），这样，就能够化解礼崩乐坏带来的惧、忧、虑（“成于乐”），这对于身处目前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同样适用。本课程通过法典化解读《论语》阐述大变动社会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敏于行、成于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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