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566年－635年），字叔德，陇西成纪人。李渊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世代显贵，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隋文帝杨坚是他的姨父。北周天和元年（566年），李渊出生在长安。李渊七岁时，父亲李昞去世，于是七岁李渊世袭为唐国公。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又升职为卫尉少卿。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官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大业十三年（617年），官拜太原留守。隋末天下大乱时，李渊乘势从太原起兵，攻占长安。义宁二年（618年）农历五月，李渊接受其所立的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治全国。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儿子李世民。贞观九年（635年），李渊病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在献陵。
李渊一生中有两次无奈之举：一是反隋另立新朝，二是被迫接受玄武门之变的既成事实，禅位给李世民。
先讲第一个无奈之举。从李渊的贵族出身和隋朝重臣，并深受隋炀帝信任，为隋去消灭农民起义军的角色而论，他反隋是属于无奈之举。《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经李世民与刘文静反复说反隋和另立新朝的不可抗拒性，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类似说法在《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和《旧唐书·裴寂传》中均有记载。应该说，晋阳起兵反隋和建立新朝的主谋是李世民，李渊属于无奈之举。有人对这种说法持有异议，认为李渊唐朝太原起兵早有预谋，并非李世民﹑刘文静劝说才起兵的。但是，从李渊617年十一月攻入长安以后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直到618年五月隋炀被宇文化及勒死两个月后才敢称帝的举动看，李渊在李世民﹑刘文静谋反隋大事之前就已经有预谋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他的反隋实属无奈之举。
再讲第二个无奈之举。晋阳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侵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职位的王晊，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他悄悄告诉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李渊让出军政大权给予秦王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李渊下诏说：“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
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626年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李渊做太上皇以后，开始的几年是在太极宫生活的。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农历四月，他才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大安宫。
在大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宴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大安宫。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出行。
贞观八年（634）农历十月，李世民决定在宫城的东北方向营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的“清暑之所”。（由于第二年李渊病死，大明宫没有建成，一直到高宗之世，大明宫才渐成规模。）
贞观九年（635年）农历五月，李渊因病驾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岁，庙号高祖。同年农历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
作为李渊而言，玄武门之变后禅位给李世民实属无奈之举。但作为李世民来说，杀兄弑弟取得皇位又成为他一身的心结，他生怕别人提起此事，也怕他的儿子们以他为榜样，为争太子之位互相残杀，所以，他采取许多措施弥补此事。主要有以隆礼安葬建成﹑元吉，不深究东宫和齐王府僚属，拉扰其中的优秀人物如魏征等为自己服务，对太上皇李渊恩爱有加，他还处处谨慎从事，以身作则，努力做一个贤明君主，让人忘记以往的不快。还有一点，据说他与房玄龄一起窜改过史官们对玄武门事件的记载，隐瞒了许多为人不知的真象。正因为如此，也才会有人怀疑他在太原起事上的作用。但是，无论怎么看，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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