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
宋太宗雍熙北伐遭到惨败以后，宋朝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自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日益增大。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如王若钦等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真宗才驾临澶州督战，并接见守城的众将，宋军士气大振，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历来畏敌，主张议和，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这是在北宋处于有利条件下签订的屈辱条约。宰相寇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回南城向真宗赵恒苦谏，称契丹已是强弩之末了，正是打败他们的大好时机，边防大将杨延昭也派人上书，称敌军人困马乏，我军士气高涨，正应该趁此良机，扼守各路要道，对敌围而歼之，然后再乘胜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惜赵恒畏敌如虎，只想媾和，而朝中大臣们也都惧怕契丹，纷纷表示支持合议，甚至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寇准无奈之下，也只得同意与契丹讲和。虽然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但宋朝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首先，澶渊之盟后，功高望重的寇准受到宋真宗的疑忌。不久，宋真宗借故把他贬斥出朝，任命妥协派王若钦为宰相。这样，宋朝更不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了。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若钦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以金钱换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对辽国而言，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有从积极方面对“澶渊之盟” 进行评价的，认为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总之，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仍属于屈辱性的条约。一方面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输金纳绢以求辽朝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勒索。台北“故宫博物院” 蒋复璁曾说过：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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