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宣布决定移除在1989年设立的罗纳德·费希尔彩色纪念窗。作为理查德·道金斯眼中“达尔文最伟大的继承者”，罗纳德·费希尔也许料不到自己会在死后以这种形式被卷入反种族主义浪潮之中。
罗纳德·A. 费希尔
（Ronald Aylmer Fisher，1890－1962）
罗纳德·费希尔出生于英国伦敦，被认为是20世纪统计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被视为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 他在1930年出版的《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后来成为了普莱斯利他公式的重要理论基础。费希尔建立了表示一个种群中基因频率变化的偏微分方程，并通过演算证明，在一个个体数量足够大的种群中，一种能带来适应性优势的变异基因很快就会在该种群中扩散。他将这个定理称作是“ 生物学领域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只不过，当宇宙正在走向混乱与混沌，自然选择恰恰证明了上帝在“与衰退做斗争”。
在数学能力上，罗纳德·费希尔自幼便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天赋。罗纳德在哈罗公学的老师阿瑟·瓦萨尔后来把他教过的无数的聪明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费希尔，另一类是其他人。不过，除了数学以外，费希尔还怀抱着另一种信仰。1911年，费希尔与霍勒斯·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之子）、经济学家凯恩斯、遗传学家庞尼特等人建立了剑桥大学优生学学会（Eugenics Society）。1913年，剑桥大学新成立的优生学教育协会（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邀请罗纳德作为学生代表做了一次演说。在这次演说中罗纳德引用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语：
“对人类而言，猿猴意味着什么？一个笑话，还是一种痛楚的耻辱？对超人来说，人类又是什么？一个笑话，还是一种痛楚的耻辱？”最后，罗纳德做了如下总结： “我们不应给人类的潜力设置任何限制。所有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品质都可以变得更优秀。”
此时的罗纳德年轻，自得，意气风发，他与他的朋友们高谈阔论着冰岛文学与尼采，对一百年后的这场争议一无所知。
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宴会厅里的染色玻璃窗，上方的彩绘方格用以纪念拉丁方阵，下方的白色文字则是为了纪念罗纳德·费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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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将向我们展示人类最真实和最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呼啸的子弹和轰鸣的炮火中，我们将听到“超人”的声音在回荡。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罗纳德建议获得军事勋章的人繁育更多的后代，他们的后代的比例应该超过他们在人口中占据的比例，这样才能强化人类文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至于社会中最贫困的那部分人，也就是“社会渣滓”，究竟是否以更快的速度繁衍，则是一个他并不关心的问题。
在他定义的宇宙中，重要的是那些更高贵的人，而不是社会底层的人们。力量、勇气、智慧、道德感……这些存在于人类身上的要素，就像优质牛肉和高级牛奶一样，只要我们选出正确的人，并让上述品质在这些人中繁衍，我们就能够在整个社会中培养出更多好的要素。
虽然罗纳德抱有这样的信念，但他本人却永远不能踏上战场。因为罗纳德视力不好，军队拒绝征收他入伍。剑桥大学的一等学士学位也不能消除这种耻辱，但他也许可以通过一些正经的繁育过程来减轻这种耻辱的程度。他选择了单纯稚嫩的17岁姑娘艾琳·盖尼斯作为他的配偶，罗纳德称艾琳·盖尼斯为“尼科莱特”。这个名字来自一则中世纪吟游诗人的故事， 尼科莱特是那个故事的女主角的名字。与此同时，代表费希尔家族去参加这场伟大战争的是罗纳德的阿尔文。 宣传短信
因为不能入伍，费希尔被一种短暂的失落感包围。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费希尔听从了贝洛克的教导—— “一个人、三英亩土地和一头奶牛”。费希尔带着自己的新家庭从伦敦搬到了伯克郡的乡间，并且租下了一位猎场看守人的农舍和一些土地。即使不能英勇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许依靠小型的农耕活动实现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也算是展示人的精神力量的一种方式了。
然而，即使是这种“亲近自然”的生活也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礼数的束缚，毕竟罗纳德是一个来自汉普斯特德的男人。白天当罗纳德去布拉福德学院教数学的时候，尼科莱特和她的姐妹杰拉尔丁（也叫古德鲁那）留在家里照看鸡、猪和奶牛。杰拉尔丁也是“我们自由人”组织的成员之一。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大声朗读弗雷泽的《金枝》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为人类文明的命运而互相争论。然而，在一个美好的清晨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罗纳德的阿尔文在一次军事行动中阵亡了。
1918年，就在阿尔文阵亡前后，费希尔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将改变人类科学历史的数学论文。出生于爱丁堡的弗莱明·詹金曾对达尔文的学说展开了攻击。50年后，罗纳德撰文回击了早已去世的弗莱明·詹金的论点：突变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需稍做解释，那些原本打算伸手掐死孟德尔主义者的生物测定学家就会开双臂拥抱对手。
问题及其解答如下：生物测定学家不承认基因的存在，因为没有任何人见过基因究竟是什么样子，而且，生物测定学家从理论的角度驳斥了基因存在的可能性。假设统计一个族群中所有生物的高度，我们就会发现，把所有数据汇总在一起会形成一条光滑的钟形曲线，而不是一个个离散的柱形图。我们也知道，对自然界中生物的大部分性状而言，上述现象都是成立的，即性状的变化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如果如孟德尔主义者所言，基因会产生巨大、不连续的突变，那么我们又如何用基因来解释上述现象呢？
针对这个问题，费希尔的解释是: 假如我们想象有许多微小的突变在许多基因中起作用，生物的性状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实际观察到的光滑的分布曲线。如果生物的性状是由许多基因共同决定的，并且每一个基因只对生物性状起非常微小的作用，不光滑的曲线就可以变成光滑的曲线。显然，决定生物性状的遗传因素是离散的，但这些离散的基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却可以是连续的性状变化。
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终于有人对那个名字古怪、富有怀疑精神的苏格兰人的观点做出令人兴奋的回应： 基因和基因的栖身之所——染色体都是永生的。基因、染色体与油漆不同，它们永远保持独立，不会因为与别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而改变性质。不管是表现出来的显性基因还是不表现出来的隐性基因，不管不同的基因之间是发生相互作用（上位效应）还是只发生简单叠加，基因都会忠实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在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过程中，天赋也许会改变，甚至家族的姓氏也可能发生改变，但基因却会毫不走样地一直传递下去。
孟德尔主义者曾经相信，他们的理论能彻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机制是错误的，然而，有了罗纳德的这种解释，基因学不但能够解决遗传因素混合的难题，甚至还为进化的谜题补上了一直缺失的那块拼图。有了罗纳德的解释，弗莱明·詹金提出的“物种的性状会停滞不前”的问题不再成立，遗传因素的突变可以被保存下来，自然选择也有了可操作的素材。因此， 生物会产生具有适应性的基因突变，而自然选择会打乱和挑选这些突变，生物的进化就是以这样的机制完成的。有了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弗莱明·詹金提出的反对意见再也立不住脚，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达尔文和安息在布尔诺修道院墓地的孟德尔终于从敌人变成了战友。
斗转星移，一次次社会运动浪潮席卷，优生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基因与遗传，还在亘古的低喃中，讲述着生物进化的秘密。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乔治普莱斯传》
作者：[以]奥伦·哈曼
译者：鲁冬旭
上市日期：2020年6月
出版品牌：中信出版·鹦鹉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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