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

　　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来到云南会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理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决定部队继续北上，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经德昌，西昌，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以求达到渡过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的目的。5月21日，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帮助沽基家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红军模范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得到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5月24日晚，红军先遣队进至赶到大渡河右岸石棉县的安顺场，歼敌二个连，顺利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一团第二连十七勇士强渡大渡过成功，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不能架桥，全军仅有4只小船，要迅速渡河十分困难。中共军委决定红一师和干部团渡河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直取泸定桥。27日，主力由安顺场出发，于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当日下午4时，第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穿的铁索链，穿过桥东头敌人燃起的大火，冲入泸定城。后续部队紧跟前进，完全占领泸定城。左岸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击破敌一个团的阻拦后，也顺利到达泸定城。30日，红军继续北进。

　　6月8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同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懋功疾进，接应中央红军。6月10日，攻占懋功，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全军官兵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筹集粮食、盐巴、牛、羊、衣服、鞋袜等慰问品。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号召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中央红军。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前进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李先念(从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是在嘉陵江战役胜利后，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向西转移，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率部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镇商谈会师后的行动问题。尚在茂县的张国焘带着警卫部队艰难行军来到两河口镇。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指战员，冒雨在镇外会场上欢迎张国焘朱德致欢迎词说：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讲话：“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这里有着广大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川西北地区后，看到这里的敌情、地形、气候、给养等，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不服从中央决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为了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上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据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全体通过了这个战略方针。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本来，在两大主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加，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人左右，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后却处处作梗，借以要挟，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职位，但暗中仍酝酿南下四川、西康。

　　8月3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一、三、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军委纵队大部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微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饿交加，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牺牲在草地中。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先后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张国焘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撰稿：赵炜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