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真的贫穷到“瓶无储粟”吗？
我们一谈到陶渊明，想到的大都是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的贫困生活，我们以为这是误解。《归去来兮辞·序》中虽说“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我们以为这是夸张说法。不要忘记正文中有所谓“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句子，有“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出去游玩的情景。归园田居后的陶渊明，贫是贫，但绝对不是像平民百姓一样赤贫！
他的《移居》诗曰：“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注意，这里所说的那些“素心人”，那些“时时来”的“邻曲”，不是“告我以春及”的农人，而是殷景仁、颜延年等高官大臣。 陶渊明脱离了官场，不再受官场的束缚，但他与官场中的人还是熟悉有来有往的，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家里生活一旦艰苦点就能得到一个官职。陶渊明归居田园，与劳动人民在一起，过起了农耕生活，但他与真正的农民还是有区别的，农民靠田里产出过日子，陶渊明的日子大部分应不靠田里产出。陶诗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那应是他耕种的如实记录，但这样种田，生计是难以维持的；“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想必也是偶尔为之。对陶渊明来说，仕与不仕是“过得好”与“过得差”的差别而不是“过得下”与“过不下”的差别。
他的《乞食》（此处“乞食”不同于现代汉语，是借贷的意思）诗虽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生活确实很悲惨，心境确实很悲凉，没有“乞食”过的人确实写不出这种矛盾心理；但不要忽视下文，主人答应借贷之后，陶渊明是与主人“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是在别人家里谈了一天的天，喝了一天的酒，不是急急忙忙的带着所借贷的东西回家救济妻儿！可以想象，借贷的对象也应不是“告余以春及”的“农人”，而应是殷景仁、颜延年等高官大臣；陶渊明所借贷的也应不是一顿两顿、一天两天的物资钱物，要不然他不能如此潇洒的与主人一同饮酒聊天终日。
因而，对陶渊明来说，走仕途之路确实可以尽享口腹之欲，但隐归田园，也可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他并未走到“瓶无储粟”的地步，这是他敢于辞官是重要的原因。我们在读陶渊明作品时是否应有这个意识才能正确理解把握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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