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画像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清政府以较少的代价一举收复台湾，完成了全国的统一。这一开启“康乾盛世”的统一大业的实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清政府适时调整对台战略，尤其是当一以贯之的和平方略受到威胁，台湾郑氏集团即将走上“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危险道路后，采取积极主动措施，为武力攻台做充分而全面的准备，是保证台湾顺利回归的关键。一、清政府致力于和平统一，并为此做出重大让步康熙初年，清朝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只有台湾孤悬海外，为郑氏集团所控制。由于长年战争，经济十分凋敝，而渡海作战，对于惯习陆战、“战舰无多”的清政府而言，面临重重困难与考验，加之施琅二次渡海的失利，致使统一台湾的大业暂时“未能得志’。为了营造恢复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和平环境，康熙五年前后，清政府暂时放弃了武力攻台的方略，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和平统一上来，这就是“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对台战略。一直在闽海前线的福建总督李率泰在康熙五年弥留之际所上遗疏中，称赞“奉旨撤兵，与民休息，询为至计”。六年五月，即康熙帝亲政前夕，清政府派福建总兵孔元章赴台，给郑经送去其舅父董班舍的信，向郑经表达如削发称臣，便可封他为“八闽王”之意。但郑经自恃“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不但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而且侈谈“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郑经画像郑经的态度引起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严切关注。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上疏康熙帝，要求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并指出“若态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不如乘便进攻，以绝后患’。但康熙帝仍寄希望于和平统一。为表示“息边”之意，清政府于康熙七年四月，将施琅召回京师，旋即使之入旗为内大臣，目的是“使之勿速逸归”，影响和平统一的既定方策。随施琅一同北上的还有郑鸣骏、郑缵绪、周全斌、何义等从郑氏归降的清军水师将领。随即，清政府又下令裁汰福建水师，檄催水师官兵，化整为零，开赴各省躬事屯田。甚至将战船全部焚毁，仅设总兵一员，镇守海澄。在做出以上部署后，八年六月，康熙帝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携诏书入闽，与郑氏谈判，明珠先派兴化知府慕天颜等入台。但郑经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仍坚持“照朝鲜事例，不剃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并拒接康熙诏书。七月中旬，郑经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带着回复明珠的书信，随慕天颜等来到泉州。由于双方在是否坚持“按朝鲜例”上完全对立，谈判陷入僵局。明珠等商定向康熙帝题请后，清政府再做让步，可准给郑经“藩封，世守台湾”。随即派慕天颜等再赴台湾。明珠在给郑经的信中说“阁下为中国之人，不宜引朝鲜之例阁下以荒外自居，朝廷以一体相待”，劝其剃发归顺。而郑经以台湾与大陆远隔大洋，有波涛之险，不惧清廷来攻台湾自有“爵禄”，利诱不足动心，断然拒绝清政府所谓的“游说侈谈”。此间康熙帝已得知郑氏立场，表示其若“留恋台湾”，“可任从其便”，但比照朝鲜之例不能允从”，因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如果任其居住台湾，又不行剃发，“则归顺佃诚，以何为据”命明珠等即行回京。此后“数年间海上亦相安无事”。清政府于康熙六年、八年两次遣使议和，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并做出让步，但均无果而终，原因很清楚，即郑经自恃经济“足以自强”，并有风涛之险，因此有恃无恐。台湾不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东南海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其竭力发展的历史背后，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因素。郑成功病逝后，以郑经为首的台湾郑氏集团阳奉亡明正朔，阴行割据之实。尤其当国家多事之秋，往往啸聚一方，卷土重来，使中央政权有南顾之忧。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图谋，郑氏集团甚至“收拾党类，结连外国”，使本来属于华夏中国的内部事务，笼罩了复杂的国际背景。康熙十二年，吴三桂率先举起叛旗，随即“遣使台湾”，次年三月，耿精忠随之而叛，亦派人“入台湾求济师”。于是，在“三藩”并叛的情况下，“郑经复猖獗海上”，很快占领了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滨海重镇。此时，清政府在前线战事颇为被动，康熙帝采取剿灭元凶，宽赦协从的方针，以收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与郑氏的和谈并未因干戈扰攘而中辍。康熙十六年，镇守福建的康亲王杰书派员前往厦门和谈，但此时的郑经得意忘形，在回复杰书的信中，竟宣称要率一旅之师，“向中原共逐鹿”。是年秋冬，杰书再派泉州知府张仲举等赴厦门和谈，并表示如郑经退出沿海各岛，可按“朝鲜例”向皇帝题请。但郑经变本加厉，反提出“边所海岛悉为我有，资给粮响，则罢兵息民”的要求。杰书本来怀疑自作主张的“让步”条件是否会被康熙帝接受，见郑经又节外生枝，遂以“郑经无降意”奏达清廷。康熙帝仍令杰书“随宜招抚”。次年五月，罢兵心切的杰书又自作主张，在与郑经和谈时，同意可照朝鲜例，不削发。而郑氏又提出新的要求把海澄留为往来公所，每年给台湾提供响银六万两。杰书以事体重大，不敢自专，遂征询福建总督姚启圣的意见。姚当即回绝，说寸土皆属中国，“谁敢将版图封疆，轻议作公所”并指出康熙帝“无此庙算”。至此，康熙十八年以前的数次和谈均无果而终。二、调整战略决策，为武力统一做全面准备郑氏集团在三藩叛乱期间的表现，以及其负隅自固，坚持“按朝鲜例”的一贯立场，促使康熙帝将对台战略的重点转移到武力解决上。而重建水师自然是“第一要务”。正如康熙帝所说，以往攻台“未能得志”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水师。熟谙海上情形的福建籍内阁学士李光地在条陈平海五策中，也明确指出郑氏集团“至今三十年未能扑灭者，缘彼恃海为险，我无惯练水军以捣其剿穴，故彼得以内无顾忌，而外肆鸥张”。因此，早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出现重大转机的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即着手这项工作。但最初统掌水师的几任提督均不得人，直到康熙十八年万正色出任时才有改观。万正色乃福建晋江人，自幼生长海上，原是郑氏部将，康熙二年降清。三藩之乱时，曾在洞庭湖率岳州水师大败吴三桂水军。后任湖广岳州总兵。万正色赴任伊始即为平台做积极准备。除亲自督修旧船外，同时加紧赶造新舰。由于檄调诸路兵将及炮手一时未能全部抵闽，他先以新船配官兵，赴定海训练，并疏报“俟舟师辏集，定期水陆夹攻。”康熙帝得报后即命江南总督阿席熙速选善用炮者二千人，驰送提督军前，同时命姚启圣等速遣士卒，修整舟舰。李光地画像对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当时朝野争议很大。不但在收复的方式上有“剿”、“抚”之争，而且在武力统一中又有“急办”、“缓办”的重大分歧。按照康熙帝的最初设想，待“三藩”基本平定，趁王师尚未北返时，倾力以下台湾。这对于人力、物力当然是最大的节省。而且，饱经多年战火的江南各省，不宜在和平初现后，再举戎事。因此，康熙帝的复台战略是在作好武力统一的各项准备的前提下，争取及早解决。三藩平定后，作为清政府财赋重地的江南，巫待恢复与发展以壮大国力，但因郑氏的存在，清政府被迫实行“疲郑”之策，“折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得“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不资“中国之用”，造成“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因此，不解决台湾问题，“疲郑”的同时也束缚了自己的发展，再者，作为一国之主的康熙帝，他对国家的战略和安全还有一个全盘考虑当时沙俄势力已渗透到我国东北的黑龙江，在“龙兴之地”拓土殖民；而且，西北的准噶尔也蠢蠢欲动。他不能让南北两顾、首尾难周的局面出现。因此，不解决台湾问题，就有南顾之忧，就不能专力东北与西北。按照康熙帝最初的时间表，应该在康熙二十年以前解决台湾问题。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康熙帝在东宫召见刚从福建归来的户部侍郎达都，见达都的第一句话就间“海贼形势如何今岁有荡平之机否”当达都奏报全闽不久即可大定，台湾也可徐图解决时，康熙帝不以为然，说“如果相机徐图，则贼何时可尽灭乎夫师行既劳，民力亦重困。若能一举而贼速灭，地方速平，则大兵自无野处之苦，而民困亦可延矣。”。显然，他对水到渠成式的“缓办”是不满意的。翌年八月，他在御门听政时再次催问进兵台湾之事。明珠以郑经乃“道逃残寇，姑徐侯其归命，再若梗化，进剿未晚”，主张缓办。由于当时内阁大学士索额图权力渐重，与明珠各自结党相争，康熙帝正倚重明珠，欲罢索额图，因此命姚启圣暂停攻取台湾。在进行武力攻台的各项准备的同时，康熙帝命姚启圣实施招抚归诚之策，以削弱郑氏力量，瓦解郑氏人心。康熙十八年，姚启圣在漳州设“修来馆”由黄性震“董其事”。“凡言自郑氏来者，皆延致之，使以华毂鲜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帐恣其所求”，凡台湾文武投诚，官用原职兵民来者，每人赏银二十至五十两，入伍归农，悉听其便。结果，“投诚者络绎相继”。仅半年左右就招降郑氏文武官员一千二百余名，士兵一万一千余人。尤其是康熙十九年，郑经的总督朱天贵率文武官六百余人、兵二万余人、大小船三百余艘投诚清廷，壮大了清军水师的力量，其后在攻取澎湖时，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郑氏内部却因此猜嫌日起，“有识者知其将亡也”。据姚启圣于康熙二十年上清政府的奏疏所言，自康熙十七年六月到十九年六月二年间，共十次题报，招抚台湾郑氏官兵数万人，除劝令解散归农者外，尚有食俸官五千一百五十三员，食粮兵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名。可知此项工作卓有成就，为武力攻台起到了很好的策应。为了配合攻台的各项准备，鼓舞前方官将的斗志，康熙帝还打破议事成规，有请即准。十九年七月提督万正色疏请给其父母浩命，兵部议不准，康熙帝以“万正色效力海疆，勤劳惫著”，命“不必拘成例，着照所请给与。”姚启圣疏请福建增兵一万余人，兵部以各督标兵现议增三千人，加之又有满兵驰往，如再增兵必重糜粮晌，亦议不准行。康熙帝认为“该督身在地方，深悉情形”，命如其所请办理。二十年二月，万正色疏报收复海坛、梅州等处福建巡抚昊兴祚疏报收复厦门、金门。兵部认为两人所报乃是郑氏遁去之空地，并非败敌收复，因此以妄报军功议复。康熙帝对兵部的做法予以纠正，廷议时明确指出“既已拓取疆域，若止令另议，恐立功者皆为灰心。”随即明降谕旨，凡福建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等所请，皆照准。三、务求慎审、战则必胜的战略在统一台湾问题上，能否有完全的把握打胜选择什么时机打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无论是清政府的决策层还是前方具体执行的官将，认识是有分歧的。而康熙帝作为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他在平定三藩这场艰难的战争中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说以前视天下事甚易，自经历此一番艰难，方觉事不易图，因此更加慎重，惟恐有失。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他坚持务求必胜和尽早的原则。同时，积极寻找、把握最佳时机。二十年正月，郑经病逝台湾，遗命郑克承位。但掌握实权的冯锡范、刘国轩杀死郑克，拥立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延平王位，各官将“彼此猜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岛内的重大变故为攻取台湾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姚启圣很快将岛内情形详报清廷，并请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剿穴。”李光地也上奏说，若以大军征之必克，机不可失。康熙帝决然地说“尔言是，朕计决矣。”六月初七日，廷议攻取台湾，康熙帝果断决定“进攻台湾，事情关系重大”，命驻防将军喇哈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陆路提督诺迈、水师提督万正色等同心合志，“速乘机会，灭此海寇”。但是，渡海作战一旦付诸实施，仍然阻力重重。当康熙帝以“进剿方略，咨询廷议”时，几乎都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而且，闽海前线的满汉将领，如宁海将军喇哈达认为台湾“断不可取”，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也说“台湾断不可取”。万正色统领的水师是攻台的主力军，他的态度无疑会起关键作用，这使康熙帝大为失望，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敌，不成说话。”为免贻误战机，康熙帝纳姚启圣、李光地等议，立即起用主张武力攻取台湾的内大臣施琅，代万正色为水师提督。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诺迈回京候选。至此，人事上的调整已全部完成。中秋节的前一天，康熙帝在流台门召见施琅，并为之赐宴饯行。十三年来，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虽然两耳不闻涛声，但平台之志一日未尝忘怀。康熙帝嘱其赴任后“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施琅说“平台之议，惟汝予同，愿努力，无替朕命”将平台大任交付施琅是康熙帝在识人上的卓见。台湾得施琅南下之报后，“兵士莫不胆战心寒”。十月初六日，施琅行抵福州，立即与姚启圣修造战舰，训练士兵。收复台湾不但需要适时调整战略，而且其本身还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大工程。康熙帝尽管一再要求及早解决台湾问题，但他更深知时间要服从打赢这个结果。这也是复台的时间表一再向后推移的原因所在。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在塞外行宫与内阁廷议姚启圣所上五月进兵攻取台湾之事。他开门见山地说姚启圣此次所说五月进兵是为照应以前所奏，“前此用兵，凡督促进取之处，无不克获，今促其进取，岂有不进之理如深入失利，其一身死不足论，但恐损兵，甚为可惜”。命将“此事批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侯会议到日，再行斟酌”。很显然，如果征台失利，舰毁兵亡，势必一切从头开始，那样，收复台湾还要往后拖延。因此，他要打成功仗。到了五月，是姚启圣所言应该进兵的月份。施琅亦以此请。朝野再次把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户科给事中孙蕙条陈缓征，康熙帝对此颇为慎重，廷议时以“其言为当”，并说“将军等似乎太急。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筹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难于遥度”。他又征询李光地之意。李光地明确表示“提督施琅谙于水师，料必无虞。”明珠也说“前经有旨，令其相机进止，此文谅已到彼矣。”康熙帝命于金门、厦门等要害之处添兵防御，以壮声威，并命议政王大臣详议进取之事。不久，施琅上《决计进剿疏》，称其“丁年六十有二，血气未衰，尚堪报称”，若再迁延数年，将老无能为，请康熙帝降旨进兵。此时的康熙帝相当慎重，对大学士等曰“海道进取难以遥度，今不难催令进兵，万一失事奈何”命侯总督回奏后再行议决。但康熙帝旋即发现，姚启圣在进兵风向、时机、缓急等方面与施琅意见明显相左。为避免因督、提之争而贻误时机，康熙帝又纳明珠等议，将进征台湾的大权授予施琅一人，命姚启圣“趱运粮饷”，而“前经姚启圣题定武弁功罪条例，著专交施琅遵行”。随后，施琅又上《海逆形势疏》、《海逆日蹙疏》，称郑军已呈瓦解之势，“我军如利箭上弦，训练精熟，士气高昂，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南风”。康熙帝得悉施琅已完成攻台的各项准备后，乃决定进兵。即使此时，康熙帝仍然珍惜和平统一的机会，希望郑氏能识时务，顺民意。命姚启圣再与郑氏相谈。数日后，当他得到姚启圣关于郑氏仍要求按外国例时，知和平统一已不可能，乃促施琅从速进兵。施琅是采取“出其不意”之策率兵进发澎湖的。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二万一千余人，大小战船二百三十余只，从铜山起锚，向澎湖进发。次日晨，抵澎湖之花屿、猫屿海面，进泊澎湖南大门八罩屿。六月乃台风盛发期，十七至十九三日惯称“观音暴”，极不利行船。而八罩屿水流湍急，风起则波涛如山，泊舟下锭，无不立碎。施琅计出奇兵，选八罩屿为进澎湖门户。台湾守将刘国轩闻此，大笑曰“谁谓施琅能军天时地利尚莫之识，诸军但饮酒以观其败耳”十六日，施琅率军攻八罩屿，流矢中目，前锋蓝理拖肠死战，救施琅出围。清军失利。二十二日，施琅兵分四路，向澎湖发起总攻。刘国轩率台湾大小船舰二百余艘，官兵二万余人，列阵以待。自辰时开战，双方炮火矢石交攻，烟焰蔽天，咫尺莫辨。郑军共一万二千余被击毙。刘国轩逃回台湾。清军阵亡三百余人，伤二千人，取得澎湖大捷。澎湖大捷为清政府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复台湾创造了条件。康熙帝得报后即派侍郎苏拜赶赴福建，为避免“以兵力攻取台湾，则将士劳瘁，人民伤残，特下诏旨招降”。时台湾岛内“群情汹汹，魂魄俱夺”，郑氏集团议战守时，或主张弃台奔吕宋，或主张听从招抚，回归祖国，多时不决。为减少双方伤亡，消除归服者的疑虑，康熙帝敕谕郑克塽等，若率“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七月十五日，郑克塽捧表归降。施琅飞书报捷。八月十五，捷书到阙，康熙帝“欣闻凯奏”，念六十年不从王化的“瀛壖赤子”，回到祖国怀抱，情不能已，“解是日所御之衣”驰赐施琅，并赋诗二首，庆贺“耕凿从今九壤同”的这一天终于到来。康熙帝确实有大国之主的博大襟怀，对郑氏及其官兵皆妥善安排。郑克塽被迎到北京后，授正黄旗汉军公，赐第宅居，其叔弟等均受官职。冯锡范为正白旗汉军伯。为彰刘国轩“能仰识天时，劝令郑克块塽纳土来归”之功，授其为正白旗汉军伯，任天津总兵，当得知其“家口众多”后，又特赐第宅。康熙帝不但认为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命将其父子两柩归葬南安还亲撰一联，挽念郑成功复中华故土的业绩：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次年春，康熙帝纳施琅等议，以台湾关系东南“四省之要害”，“弃之必为外国所踞”，乃在台湾设置郡县。设台湾府今台南市隶福建省，于府治设台湾、澎湖二县归台湾府直辖。于其南路设凤山县今高雄，北路设诸罗县今台湾省台南县。自宋、元时期中央政府在台湾设治当时设于澎湖起，这是中国首次将台湾地方政权设于本岛。康熙统一台湾，不仅使台湾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且实施数十年的迁海政策也即时废止。也是从这一年起，“康熙帝决定允许所有商业国家在其辽阔帝国的所有港口自由贸易”。一个开放、富强的时代—“康乾盛世”从此开始。选摘自《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