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跟随明军战斗在第一线，宁死不屈。
1521年，明朝广东水师在屯门大败葡萄牙人。在战斗过程中，广东官员目睹了葡萄牙火炮的威力。战后，大明国开始仿制，很快实现了国产化。
1543年，葡萄牙人半赖半骗，终于在澳门立住了脚。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葡萄牙人这样的待遇。
明末官员徐光启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向他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徐光启逐渐意识到火炮的威力。他认为，以后攻城不能再用云梯和钩杆了，以后野战也不能再用弓矢了。用大刀长矛与装备大炮的部队作战，犹如空手斗虎狼，“（西方火器）实为歼夷威虏第一神器”。
此时的西方火器指的是荷兰人的大炮，比一百年前葡萄牙人的大炮先进多了。
荷兰人一头红发，明朝人称他们为红夷。他们的大炮，自然是红夷大炮了。
支持徐光启的人很多。李之藻称红夷大炮为：“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天下之神物。”焦勖说：“（红夷大炮）是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
明末火器专家赵士祯将大炮视为国家战略。他说：
“吕宋、佛朗机是海上一浮沤耳。暹罗、日本、琉球、苏蜡，从来不敢辱慢其酋长，荼毒其民人，神器之力也。如果多造火炮，弱者可以成强国，小国可以成大国。”
道理是没错。不过，世界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在赵士祯眼里却是海上漂浮的泡沫（浮沤）。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在赵士祯眼里是部落酋长。
公元1620年，徐光启委托张焘到澳门向西洋商人购买了四尊大炮，费用是徐光启个人出的。大炮运到江西广信，经费花光了，只能放在原地。
1621年3月，努尔哈赤占领辽阳、沈阳，局势危在旦夕。
经徐光启申请，朝廷同意出资把滞留江西的大炮运到北京。年底，四尊大炮运抵北京，试射效果良好。
1622年，张焘以官方身份前往澳门，再次购得22门大炮。
1623年5月左右，张焘带着22门大炮，23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到京。这23人负责指导火炮的用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雇佣欧洲军事技术人员。
御史温皋谟和兵部强烈反对聘请葡萄牙人。他们说广东民间就有很多会操纵火炮的人，何必用外人。年轻的天启皇帝否定了他们荒唐的提议。
到了天启末年，明政府先后从澳门引进30门大炮，其中11门大炮布防山海关，18门防守北京，1门试射时爆炸。这30门炮不是澳门本地生产的，也不是从欧洲兵工厂运来的，而是从搁浅在澳门附近的英国船和荷兰船上拆下来的。
1626年，努尔哈赤攻打宁远。明军用红夷大炮反击。史载“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此战是后金发动侵明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兴奋的明廷封红夷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从沉船上拆下来的火炮都有这样的威力，可见英国战船的攻击力有多强。
除了进口，大明还成功地实现了火炮国产化。
徐光启仿制红夷炮400余门，并向朝廷建议训练新军。
朝中重臣纷纷弹劾徐光启。主要罪责如下：
以练兵为名侵吞国家资产。（无非骗官盗饷）
练兵就是个笑话。（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
还有人说：“洋铳若能护国，吾辈成何？”
如果洋炮这么厉害，那我们算什么？
你们算嘴炮。
如果明朝官员的嘴炮是世界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他们给徐光启扣了一顶帽子——“名教罪人”。他们说徐光启误国欺君，其罪甚大。
动嘴的胜利了，动手的徐光启只得回上海老家抱孩子去了。
23名葡萄牙人全部遣返澳门。
崇祯帝即位。徐光启升授礼部左侍郎，又提出练兵。
同期，俄罗斯外有波兰、瑞典大军压境，内部矛盾重重。米哈伊尔沙皇不仅引进欧洲大炮，还把军队编制、训练、战术按照瑞典的模式进行改革。
崇祯帝觉得练兵投入大，见效慢，不如直接买火炮。他说，火器终为中国长技，西洋大炮不可偏废。
1627年，崇祯下旨，命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去澳门购买火炮。
1629年，后金军突然入关，北京告急。崇祯皇帝急忙追问火炮走到哪里了。
徐光启把在京的欧洲传教士动员起来，登上北京城头指导大炮发射。
李王二人早就在澳门买好了火炮，并邀请葡萄牙人贡萨沃·西劳率领31名炮手一同前往北京。红夷大铳太重了，走走停停，耗费了很多时间。
11月23日，大炮队进入涿州，遭遇后金军。当时城内官民都打算弃城逃跑。西劳急忙把大炮推上城头，只放了几炮，后金军就撤退了。
1630年，葡萄牙人拉着大炮进入北京。
崇祯皇帝十分高兴，决心聘用全部葡萄牙人。西劳年薪一百五十两，每月再加十五两零花钱。其他人年薪一百两，每月十两伙食钱。
新购西洋大炮安置北京城各要塞处，并赐名“神威大将军”。
不久，葡萄牙教练就训练出二百多名明军炮手。
学生毕业，老师就可以回澳门了。
此时关外战火又起。西劳主动向明政府请缨，愿意去抗金前线。
崇祯十分赞赏。
趁着皇帝高兴，徐光启趁机提出，再去澳门招募炮手200人、随从200人，火器若干。前后两拨葡萄牙人加起来约500人，可以彻底保障北京的安全。再花上两年时间，可以恢复全辽。
崇祯皇帝全部答应。
西劳回到澳门，很快招满400人。这其中，有出生在葡萄牙的原装欧洲人，有二代混血移民，有当地中国人，还有印度人和黑人。早在一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帮助泰国王室作战，后来陆续成为缅甸、柬埔寨、日本的军事盟友，算是经验丰富的职业雇佣军。
当时澳门的总人口在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约一千人。
这支400人的雇佣军由两名军官率领，一个叫科德略，另一个叫罗德里格。
他们从澳门出发，一路上由地方政府供应食物和物资，有鸡有牛、有果有酒，十分丰盛。从葡萄牙人的记载来看，他们对沿途的招待很满意，也迫切希望到北方同后金军队作战。
雇佣军刚到南昌，就接到北京的加急命令：
少数人携带大炮入京，其他士兵停止前进，立即返回澳门。
原来，雇佣葡萄牙人一事遭到礼科给事中卢兆龙的强烈反对。他认为：
首先，这些人帮不上忙。“以之助顺则不足，以之酿乱则有余。”
其次，这些人不是好人。“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陆，使之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
最后，卢兆龙说：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经文备之矣，不识世间有天主教。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我从小认真读书，到现在都没有听说过天主教。说明天主教没什么价值。
刘宗周说：
“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火器无益于成败之数。愈用兵则国威俞损也。”
刘宗周要是生活在现代，肯定强烈反对引进外国飞机、计算机和手机。
林启陆说：
“从未见三代、唐宋治防夷寇御者，用此碧眼高鼻之狡番为哉。”
总结反对派观点有三：
第一，中国唐宋没用过火器，所以现也不必用。
第二，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有限，没有火器也能打胜仗。所以，不要用火器。这个推导过程非常可笑。今天小学生的逻辑性都比他们强。
第三，火器可以用，但外国人绝不能用。
明朝人，甚至在当代国人的脑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
凡是主动搭讪的陌生人，多半出于某种目的。
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肯定为了某种好处。
陌生人和外国人做事是为了他们有好处，我们做事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有好处。每个人做事都是为了某种好处，这是人的本性，不是道德缺陷。
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陌生人和外国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分我们蛋糕的坏蛋，还是看作合作双赢的伙伴？
明朝的这些错误，到了清朝也没有纠正过来。
虽然徐光启再三辩解，一贯犹豫的崇祯又倒向了卢兆龙。
就这样，大明朝第一支西方雇佣军刚走到一半，就原路返回了。
又浪费了不少钱。
1631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带着武器和少数人进入京城。
为了避开文官们弓箭一般的“口水”，徐光启将陆若汉等人安排到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附近），协助自己的学生孙元化（登莱巡抚）造炮练兵。
孙元化对西方火器十分熟悉，著有《西法神机》。
登州的葡籍炮手约40人。他们很有职业精神，教授中国炮手十分认真。
第二批葡萄牙雇佣兵到达登州仅1个月后，就上了抗金前线。
当时，皇太极指挥后金兵攻打皮岛。张焘和西劳携带西洋火器前去支援。
张焘对这次战役的记述很生动：
“西人统领西劳用辽船架西洋神炮，冲击正面。计用神器十九次，约打死贼六七百。神炮诸发，虏阵披靡，死伤甚众。此海外一大捷。”
后金兵不惧炮火，顽强进攻，“溃而复合，合而复溃，如是者再四。”
不过，血肉之躯终究抵不过刚硬的炮弹。后金兵大面积溃败。
红夷大炮再次帮明军取得胜利。
皮岛战役两个月后，皇太极率大军进攻关外要地大凌河。
北京兵部火急征调登州炮兵前去支援。
孙元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孔有德。
孔有德打算率领三千人马乘船跨海前去援救，无奈风高浪大。
于是，他带着大炮从陆上直奔山海关。大军行到吴桥的时候，风雪交加。当地老百姓怕大兵骚扰，纷纷闭门罢市。
有一个士兵又冷又饿，偷了当地望族王象春（曾任吏部郎中）的一只鸡。
王家的一名家仆向孔有德告状。
明朝重文轻武。孔有德哪惹得起王象春，于是绑住这个小兵游街示众。
这个受尽侮辱的小兵一气之下，杀了这名家仆。
这下王象春不干了。孔有德只得将小兵正法。
士兵极度悲愤，怂恿孔有德造反。
孔有德于是血洗王家（没有杀王象春），然后带着大炮，杀回登州。
登州守军与孔有德叛军用红夷大炮互攻。葡萄牙炮兵本着雇佣军的职业精神，固守炮位和叛军作战。
城内的耿仲明投敌献门，孔有德杀入城内。
葡萄牙炮兵在明军纷纷逃亡和叛变的情况下，血战到最后一刻。包括炮队统领西劳在内，共有12名葡萄牙人战死，另有15人重伤被俘。
中国人尊师重教。孔有德感念师徒之情，允许陆若汉带领幸存的葡萄牙人离开登州。他们只得返回澳门。
孙元化和张焘被俘。孔有德把他们两人也放了。
1633年4月，孔有德、耿仲明携十数门红夷大炮和众多火器手投降后金。这两个家伙后来成为清军征服江南的主力。
大明花大钱、花时间培养的精锐，成了大清的特种部队。
明朝的灭亡，完全怪那只鸡。
明军屡屡欠饷，屡屡兵变，始终没找到解决办法。
按当时惯例，地方官失守城池，应自杀谢罪。孙元化是天主教徒，不能选择自杀。他和张焘来到天津。
崇祯下令将孙张二人处死。兵部追赠西劳为参将。每名死者家属给十两抚恤金。
徐光启对于爱徒悲惨的结局感到非常伤痛，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提和葡萄牙人合作了。
话说回来，即使大明雇佣再多的葡萄牙人，采购再多的大炮，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
无论支持也好，反对也罢，明朝官员看到的只是红夷大炮的形状和威力，并没有意识到其背后隐藏的奥秘——科学技术。
16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发现炮弹以45度角发射，弹程最远。
英国人发现炮管长度为口径的18倍时发射性能最佳。
欧洲人发现火药中硝石、硫黄、木炭最佳比例是74.64%、11.85%、13.51%。粉末状火药也不行，要滴上水，使其变成颗粒状，易于充分燃烧。
大炮、炮弹、火药有了，还要用特定的尺规，还要用精密的望远镜，还要用数学计算时间和距离。
火炮技术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光学知识，是一项综合工程。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本的序言中写道，
“（两国交战）以寡弱胜众强，彼操何术以然？熟于几何之学而已。”
两国战争，比的不是大炮，比的是几何。
几何再往上，是哲学。欧洲哲学研究宇宙与世界，支持科学。明人的哲学重“心”而轻“器”，轻物质、轻事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送给明朝官员自鸣钟、天文仪器、三棱镜。汤若望又制作了望远镜。少数官员对这些机械爱不释手，但多数官员认为这是玩物丧志。先进的机器扰乱人的心智，应该避而远之。
明朝灭亡150年后，英国访华团向乾隆皇帝送上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装有110门火炮的战舰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连发手枪，以及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
但是皇帝本人和官僚们都没有任何兴趣。
当然，就算真的有兴趣，以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而言，也根本无法真正的形成规模效应。君不见，近在欧洲门前迟尺的奥斯曼帝国，要获取欧洲最新的技术要比明清方便非常多，但一样在17世纪以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欧洲远远地甩在身后，直到凯末尔从骨子里开始进行西化改革，才算止住了颓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仅仅一两个技术的传播和学习根本无法弥补制度上的巨大差距和天壤之别，更无法弥补人在认知上的天堑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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