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与阴阳——从《周易》看中国鬼神文化的本质

舒大刚 霞绍晖

摘要：《周易》作为儒家文化经典族群中至为重要的经典，它所形成的阴阳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理性的哲学思想还是感性的宗教信仰，或是多样的神灵崇拜，都是在阴阳二元理论下形成的。中华民族信仰系统中的鬼神崇拜，其本质是阴阳理论普世价值的外在表现。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周易》中阴阳的思想价值加以分析和归纳，认为阴阳观念就是中国的鬼神信仰崇拜的核心理念，其本质在于“神道设教”和“以文化民”。这一理论不但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崇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重建希望。

关键词：《周易》阴阳 鬼神崇拜 本质

作者：舒大刚、霞绍晖，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人类早期的信仰崇拜无不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祖先崇拜而产生的一种心灵诉求，反映了人们渴望洞察世间真理而获得更大力量的自我假设，归根结底是为了区分人物之别而制造出来的精神意象。这中间饱含了对自然的敬畏和生存的企盼，体现了人类自我意识萌芽状态下对生与死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必然，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思维现象，它必将随着人们的理性认识渐渐发展而趋于哲理化、生活化、艺术化、社会化、系统化。信仰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它是超越现实的灵魂式的感情。为了这种感情具象化，人们心里萌生了这种具象化的载体——鬼神。

众所周知，“鬼神”信仰，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中国的“鬼神”信仰并不纯粹是迷信的人格神，也不是纯粹愚昧的表现。神灵崇拜，究其根源其实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和追求，或是对于祖先（以及其他超人力量）的崇拜和感恩。英国神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神的历史》中说：“神就像富含启发能力的诗词和音乐一样，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鬼神系统，同一鬼神系统在不同时代，其内涵的表述形式也有区别。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早期的“鬼神”通常并列，至《列子》一书才将鬼神分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鬼神信仰也变得越来越哲理化、生活化和系统化。不论其表述形式如何变化，其内涵是不会变的，即它始终是一种信仰，是人们精神及情绪的表达。

《周易》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奇书，它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据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易经》是占卜之书，是考问吉凶祸福的；《易传》是哲学之书，阐明和总结了《易经》所蕴含的儒家所具有的玄奥哲理。然而，把二者分割开来定性，无疑是受了西方科学逻辑思维的影响。《易》道广大精微，所蕴含的道理不能简单地用西方逻辑思维模式下的“哲理”一词来概括，其所蕴含的天地人事的道理，可能穷极一生也难以全部参透。然而，据我们的认识，其间蕴含着的是中国早期信仰，确是昭昭在目。本文拟以《周易》为考查对象，对中国早期鬼神文化的本质加以论述，期以在中国传统鬼神信仰中汲取正能量，为当今中华文化复兴大业溯流寻源，为重建中华民族信仰提供有益参考。

一 中国早期的信仰观念：鬼神即阴阳

《礼记·表记》征引孔子说，殷人“率民以事神”。这个论断从19世纪末以来在河南安阳等地发现的大量卜辞中得到了完全证实。其卜辞显示，殷商君王在处理重大事务之前，都要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祈求鬼神的启示或主意。所问事项，内容和范围都十分广泛，大到战争、国家大政和年景收成，小到疾病痊愈、出行利屯，应有尽有，真到了所谓“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地步。可是，观其所问对象，大要有三，即天神、自然神、祖先神，其中以对祖先神的卜问最为普遍，也最频繁。殷人对天神和自然神的信仰，显然是对夏人“尊命”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抽象，其中对“祖先神”的崇拜当是殷人自家的创造，故卜辞中卜问祖先（即先公、先王、先妣、先君）的记载也最多，所表现的内涵也最虔诚。这也应验了凯伦关于“每一代人必须创造适于他们自己的神意象”的论断。在当时，君王是否敬天法祖，是否准时合规祭祀鬼神，就成了衡量他们是否为“有道”之君的重要标志，若有疏忽，就有可能招致讨伐甚至被推翻。《墨子·非命中篇》引《太誓》:“纣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尚书》中还多处谴责商王纣“弗敬上天”“弃绝天道”“昏弃厥肆祀弗答”等行为，周武王之所以胆敢以下犯上、以臣诛君，就是深深罗致了纣王的此类不敬神的大罪，才大张旗鼓地“躬行天之伐”的。

到了春秋时期，“鬼神”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其仍然是以祖先为“鬼神”观念。《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此处的“神”，是社稷、政权之神，包括天地、先王、先君在内。《论语·为政》载孔子言：“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此处的“鬼”就是自家祖先神了。《孝经·丧亲章》征引孔子语：“孝子之丧亲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这就充分说明，“鬼”就是自己刚刚去世的父母等亲人。《孝经·感应章》又载：“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将对“鬼神”或“神明”的祭祀定义为明王的“事父”“事母”行为（或其延伸），以为君主自家的“宗庙致敬”，即可能引起“天地”“神明”的好感，获得“光于四表，无所不通”的效果，便直接将鬼神、祖先、父母、天地、家国联系在一起了。以上表明，中国人“鬼神”信仰，最早其实是对逝去的祖先乃至刚故去的父母的礼敬和追思，金文中的“追孝”和《诗经》中的“曰追来孝”，即其事也。

为何要称故去的亲人为“鬼”为“神”呢？《说文解字》解释是：“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阴气贼害。”“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参同契》:“神，伸也；仙，先也。”朱熹又说：“往来屈伸者气也。神伸也，鬼屈也。”人类之所以将故去亲人称为“鬼”或“神”，完全是出于对阴、阳二气消长的认知。古人认为，人之生死，与自然事物趋同，全在于阴、阳二气的起灭聚散。阴、阳平衡为人，阳熄纯阴为鬼，阴熄纯阳为仙，鬼神不过是阴、阳二气的伸缩盈虚罢了。

二 《周易》中的鬼神与阴阳：类万物之情

“阴阳”盈虚导致“鬼神”产生的观念及其原理，在《周易》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周易·乾文言》称：“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系辞传》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似乎都很神秘。细考《易》文，鬼神即阴阳，亦即天道、天命。《周易·系辞传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里的“精气、游魂、鬼神、天地、万物、天道、天命、阴阳、人性、仁智”等，全是相同或相关的概念。作为物质情态来讲它是“精气”，其运动状态则是“游魂”，其内在奥秘就是“鬼神”。这个鬼神不是别的，而是描摹“天地”原理、周济天下万物的“天道”，是作用于人的“天命”，是包罗天地变化、曲成万物生灭的“神”和“易”，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其实也就是表现为“一阴一阳”互动互济的“道”。这种力量，反映在人道方面，就是“仁”和“智”，可惜百姓天天与它打交道却不自知觉，因此君子所追求的“道”也就泯灭很久了！

《周易》中的“鬼神”是哲学化的，被抽象化了的，它是天地变化、万物生灭、万法起灭、万理呈露、人事利屯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法则。诸如易的制作，观象设卦，前知后测，都是圣人描述阴阳、演示阴阳、探索奥秘、极深研几，亦即体现“鬼神”奥秘的人为制作。

首先，作为《周易》，它所构成基石的八卦符号，就是圣人拟议“神明”和“万物”的结果。《周易·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从其产生上讲是对天文地理、远物近身的描摩，其功能是对“神明”变化之原理（德）的归纳和事物内在情势（情）的揭示。

其次，六十四卦的形成也是“人谋鬼谋”的呈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作为一部《周易》门户（“乾坤其易之门”）和纲领（“乾坤其易之蕴”）的乾、坤二卦，也是对阴阳等天地德行的模拟：“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再次，卦占验的筮法也是对神明的凸显。《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生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鬼神、天地、阴阳、刚柔、道德、义理、性命等，都通过体现《周易》中“神明”的筮法在此得到统一和沟通。前景莫定亦是“神”:“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筮法的演算，也体现了鬼神的奇妙：“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最后，卦占验的物质载体——蓍草和龟甲具有通神的灵性。蓍草作为一种植物，广泛生长在中国大地，从现代科技层面看，它包含诸如琥珀酸、延胡索酸、α-呋喃甲酸、乌头酸等，具有消肿解毒、止血镇痛等作用。《易纬·乾凿度》引古《经》说：“蓍生地，于殷凋殒一千岁。一百岁方生四十九茎，足承天地数，五百岁形渐干实，七百岁无枝叶也，九百岁色紫如铁色，一千岁上有紫气，下有灵龙神龟伏于下。”可见，先民是十分崇拜它的。它生长的地方须有灵龙神龟，故龟甲也成为卜卦占验的物质载体。

《周易》中的鬼神似乎也有正义感，能够福善而祸淫。《谦卦·彖传》“天道亏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恶谦。”其实，所谓“神”也、“明”也、“鬼”也，无非就是阴阳、仁义、天道、天命等决定作用的同质异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圣人的发挥和操作在起作用：“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之谓也。

三 中国早期鬼神信仰的本质：设教化民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乐文化由来久远，而形成真正的礼乐制度则始自周代。唐代孔颖达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功能则是节制人的情欲。“太一”即太极，也就是万物资以发生的原始状态。这就使礼乐与表现为“阴阳”的天道、反映出阴阳消长的“鬼神”，有了同源共贯的关系。只不过，阴阳是虚的，鬼神是不可捉摸的，而礼乐则是制度化的“天道”和“阴阳”。圣人对《周易》原理的设定，其实就是对天道、人事奇妙原理的事先设定和精妙模拟，只是这种模拟难以言传，神妙莫测、奇妙无方而已：“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所谓“神明”，就是在知天道原理、民事规矩的前提下，运用神秘莫定的蓍草表达出来的演算方法。其原理在《周易》乾卦和坤卦中蕴藏着，通过辟阖、往来的动态呈现出来。它外现的象和器，经过人们的模仿和广泛利用，就表现出了神奇的效应。

探知阴阳的变化，就知道鬼神的情状了。《周易·系辞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精气、游魂都是对阴阳二气运行的描写，知道它们便知道鬼神的情状了。知道变化莫测就是通“神”了。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与英国神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所谓“一神论者称此超越经验为'神’”同出一源。

如何才能使自己修得“神”圣的境界呢？一是知道变化的原理和奥秘，二是知道变化的先兆和节点：“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周易·系辞传》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可见“鬼神”就是对阴阳的形象描写，是对变化的通俗概括，是对圣人设教的神秘表达，是对事业成功的先期预测，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周易·系辞传》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的运行、阴阳的消长才是“鬼神”产生和显灵的根本动力。《周易》反复将“鬼神、阴阳、天道”等联系起来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道教是中国早期信仰仙鬼的本土宗教，其理论根源之一就是《周易》。道教宣扬人可以成仙。《太平经》卷五六至卷六四说：“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人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可见，早期道教宣扬的成仙过程，其实就是致力于自我学习和完善。那完善什么呢？《太平经》卷九四至卷九五说：“古始学道之时，神游守柔以自全，积德不止道致仙。”这句话很好地回答了学道其实就是积德，这与儒家所提倡的世俗伦理殊途同归，同样是设教化民，只不过这里的民，是其宗教成员而已。

鬼神，说穿了仍然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预期设定，是对未知世界的哲学表达，也是对理想境界的虚幻构拟。由于人类认识不一，贤愚不等，能力不齐，功劳各异，后来人们对于“鬼神”的认识便产生出很大分歧，也才生出众多明目的精灵古怪，这些鬼神也善恶不一，美丑非类。儒家的鬼神是逝去的“祖先”和消长的“阴阳”，墨家的鬼神是祸人福的“精怪”，法家的鬼神是吓人的专制“魔王”，兵家的鬼神是知胜知败的“兵神”，而百姓的鬼神既是消灾弭祸的福星，又是避之唯恐不及、需要禳除的“恶魔”。天有神，地有祇，山有精，水有灵，家有家先，乡有土地，事事物物的神秘性都被人格化，甚至妖魔化了，所有这些都是后话，若溯其本源，无非就是“阴阳”的消长、“祖先”的存没而已！

《周易·观卦·彖传》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神道”乃是圣人设教的手段，“神道设教”可谓一语道破“鬼神”学说的根源，神鬼是工具，教化才是目的，如是而已。荀子曰：“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不其然乎？

《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忠”，重天道、天命和自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价值观上是“尚质”，重威权、祖宗和孝道；“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文”，重人文、仁义和礼乐。夏商周的“重天命”而“贵自然”,“尊鬼神”而“首孝悌”,“守礼乐”而“重仁义”三大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纵观历史，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信仰，如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古希伯来人的上帝崇拜、古印度人的彼岸世界等。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精神信仰，那就是自古形成的由“天道”（天命）、“鬼神”（祖先）、“礼乐”（仁义）组成的“三统”体系。“三统”作为一种，曾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也是铸造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价值判断和创造动力。

四 《周易》阴阳鬼神原理对后世的影响

《周易·系辞传》云：“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道之所以成，是圣人为“崇德广业”而“效天法地”，最终能“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这里明确阐发了“圣人”为了成就一番事业所必须具备的法宝，因为有了它，就可以“定吉凶”“成大业”。正因为《周易》包含如此幽深的道义，它才被后世学者视为群经之首，被看作“道义之门”。《周易》所蕴含的道义，其核心为阴阳，它承载着先民的至上信仰，这信仰的具象就是鬼神。鬼神的存在，是人类祸福衍生消灭的终极根源。特别是其设教化民的社会功能，也被后世儒家和各派宗教加以充分利用。

儒家的终极使命，就是通过内圣而外王，从而达到人世的和谐共生，所以，孔子老而好《易》，行则在囊、居则在席，韦编三绝。或许在他看来，《周易》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能够崇德广业，以其效崇天地而设教。然而鬼神幽冥，故不语之，转诸实用，则在礼义。礼义何由来？由尊崇天地来，孝敬祖宗来，所以，有孟子天地性命之说；所以，有荀子天地君亲师之位；所以，有董子天人一统感应之策；所以，有朱子性命气质道德纲常之论。虽其礼义法则愈演愈繁，实则社会发展之必然。内圣是什么？崇德者也。外王是什么？广业者也。究其根源，无不在于《周易》天理（阴阳）之信仰崇拜。设教化民，礼义为之，或可知其乃儒家大端大由。按照儒家的观念，追求成为圣贤，是人们自我提高的终极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他们的回答是进德修业。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效仿圣人的做法，才可能成为圣贤，才能“助人君”，才会被后世放进祀庙供奉，从而流芳百世。

中国早期土生土长的道教，自然会把这一理论运用在自己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周易》中所说的“道”，折诸实用，《老子》所说的“道”更具抽象，故其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道教的先天后天之“义门”。如何来约束信徒的行为和修炼？鬼神是也，以祸福这种极具生活化的普世价值来判断人事，毫无疑问具有强大的规范力量。这也充分体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合流。早期道教所信奉的神仙鬼怪，其本质也在于设教化民。所谓天责人过，鬼神为使。其所尊信的最高天神为三清，即玉清境元始天尊、上清境灵宝天尊及太清境道德天尊。又说：宇宙间有九种人，即无形委气之神人、大神人、真人、仙人、大道人、圣人、贤人、凡民、奴婢。九种人各有其职，仙人职在理四时，仙人变化与四时相似，故理四时也。又说：仙人主风雨，能飞者，独得道仙人。这说明仙人是在神人、真人之下，在圣人、贤人之上的一种人，是能与四时同变化、能飞的人。同时又是仙无穷时、命与天连的长生者。天君是宇宙之心，人身中有心神，天遥相见，音声相闻，人若违犯天君意旨，必遭天谴。夫人愚学而成贤，贤学不止成圣，圣学不止成道，道学不止成仙，仙学不止成真，真学不止成神，皆积学不止所致也。这都说明了成仙之路在于学道积德，其本质犹然与儒家礼义思想的追求相一致。道教不但接受了《周易》的阴阳思想，还汲取了《周易》中的占卜技术，并将其发展为占、咒、符等完整的技术体系，这无非也是为其装饰自来有本的外衣。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然其一经东来，便迅速本土化。佛教崇拜的是佛，佛有佛法，佛法讲宇宙人生原理，这一点与《周易》所讲的对象大致趋同。佛法有五种人说，即佛陀、佛的弟子们、天仙、神鬼和变化的人。佛教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中于人间相处，主张报恩，是报恩主义的宗教。佛经中所见的是八部鬼神，即天神、龙神、夜叉（飞空鬼）神、乾闼婆（天音乐）神、阿修罗（悲天）神、迦楼罗（金翅鸟）神、紧那罗（天歌唱）神、摩侯罗迦（大蟒）神。这些鬼神受佛法感化而成为护法。佛教中的魔有四种，即天魔、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是世间灾害的发源地，其余魔则是每个人的自我欲念。所以，佛教的鬼神是众生类别的存在，虽然人间祸福与其有关，但那是因为人的善恶行为感召所导致，其对众生没有权威的力量，这与《周易》所讲的鬼神内涵不同，其更多是讲六道轮回的生命，善者死能了脱生死，不善者死则于六道中轮回。这种主张虽比《周易》中的鬼神更强调终极关怀，然其所承载的教化功能与《周易》中的鬼神相一致。佛教传入中国后，接受了儒家和道教的鬼神系统，并加以世俗化、生活化，形成了极乐、凡世和地狱三种世界，极乐世界为佛的彼岸世界，凡世为人的世界，地狱为鬼的世界。根据修行的不同正果，决定死后的终极前途。只有通过积德行善，才能达到彼岸世界，才能立地成佛，成为正法身。

不论是成圣、成仙或成佛，都需要自我学习和修炼，这全然是“设教”而“化民”的思想体制。这种思想体制，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其根源就在《周易》的“天地[插图]缊，万物化醇”和儒家的“顺阴阳、明教化”。

结语

《周易》作为一种卜筮之书，是我国先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充分吸收祖先总结的生产经验，从而形成的一套判断是非吉凶祸福的占验之书。随着人们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儒家将其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重新阐释，形成了经验性和理论性完美融合的经典哲学性著作。其所提炼的阴阳理论，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论是主张济世化民的儒家，还是主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家，或是主张生命轮回的佛家，他们在建立普世价值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加以吸收和转化，把它和信仰崇拜结合起来，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不但指引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大大影响了周边国家和族群，形成了人类文化圈中的“东亚文化圈”，形成了雅斯贝尔斯高度称赞的“轴心文化”，这在人类文明史上贡献尤巨。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文化正在发生着转型和复兴，正在构建着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家园。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信仰崇拜，该如何构建？显然，我们不能忽略传统，甚至摆脱和舍弃传统，只有从传统中寻找方向，寻找属于民族的本土文化内核而加以变革和发展，把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当前世界文化中具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并加以创造发展，才能走出一条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