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已知的、浩瀚如烟海的旧外文文献中，有这样一批涉及中国的历史、宗教、风俗、经济、教育、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横跨400年出版时间跨度的西方汉学古籍，它们数量总计上千本、来自于8000公里之外的瑞典，并最终入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因为这批藏书的入藏，上海图书馆也随即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中国学研究的文献重镇。
《中国植物志》
这是怎样一批古籍藏书？它们又因为什么缘分来到上海图书馆？
黄显功（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
“罗氏藏书”是瑞典藏书家、汉学家兼书商罗闻达先生（1941-2013）所藏的汉学文献，共有1551种，其中手稿4种，另有舆图、版画、徽章等8种，是罗闻达先生积二十余年之功，在世界各地广泛收集的1477年至1877年间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印本。
这批图书涉及文字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俄文等十多个语种。
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宗教、风俗、地理、经济、教育、科学技术、语言文学、服饰、工艺等多个方面。
著作形式有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
这些图书除欧洲出版物外，也包括一些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印度、东南亚及澳门、香港、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出版的西文印刷品。
可以说是当代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方早期汉学文献的个人专藏。
摇篮祖本——改写图书馆藏书史
在罗氏藏书中，有两本特别珍贵的“摇篮本”，分别是147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拉丁文《世界论》，和1480年在意大利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曼德维尔游记》。
摇篮本(Incunabula)指的是1450年-1455年《古登堡圣经》印制的年代至1500年12月31日，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的最初50年间所印刷的西文书籍。Incunabula为拉丁文，原意为摇篮期(Cradles)，因此这一时期的出版物被称为摇篮本。作为早期的西方活字印刷书籍，摇篮本仍保持着手抄本的体裁，各印刷者所用活字都为自铸，有自己的独特字体。
意大利文《曼德维尔游记》，1480年，意大利米兰出版
拉丁文《世界论》，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版
摇篮本在西方印刷史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版刻史中的宋刻本，宋版书素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摇篮本也是如此，稀缺性和艺术性兼具，珍贵无比。
在图书馆界，全世界所有图书馆都以收藏摇篮本为荣，目前留存于世的摇篮本大多被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历史悠久的著名图书馆收藏。这两种图书的入藏，不仅填补了上海在此类收藏上的空白，改写了上海图书馆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也是新中国建国后公藏机构首次购买的摇篮本，具有图书馆藏书史的标志性意义。
文明互鉴——见证4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以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来华为标志，西学文献承担了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从15世纪欧洲人发现“远东”，到19世纪后期“汉学”形成，1477年至1877年是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400年，也是西方列强争霸世界、兴起“中国热”的400年。
在当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批图书的引进，给了我们一个窗口，以透视这段历史时期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初版藏书，包含了中国名称、地理、物产、科学技术、政府机构、风俗习惯和信仰在内的中国基本情况，和1582年以来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初创的详细历史。这部古籍中首次将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和“中国”联系起来，并向西方世界介绍了雕版印刷以及中国茶饮。
《太平天国亲历记》
《旅华十二年》从英国商人的视角出发，描述了19世纪中国茶、丝、糖业等商业的发展；《太平天国亲历记》以在太平天国控制区生活近四年外国人的视角反应了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民事、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初访中国记》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初访中国记》讲述了荷兰特使来华的种种细节，用110幅插图展示了17世纪中国的景致；《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文初版则完整记录了1793年英国使臣到访中国的详细历程，足迹遍布北京、杭州和广澳。
这批藏书不仅包含了描写中国的历史、宗教、风俗、经济、教育、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书籍，也包括了欧洲学者400年间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我们能从中认识1477年至1877年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也能够看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中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
上图基因——全力以赴的文献采集精神
自2008年获知罗闻达先生有意转让图书的信息，上海图书馆即展开了多次的研究，通过组织专业论证和对书目中的图书进行核查，了解到这批藏书版本价值很高、值得收藏，便立即投入到了藏书引入的工作中。
现如今，罗氏藏书已成为中国购入西方珍本专题图书规模最大的一项收藏，但这批藏书的入藏过程，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罗氏藏书的引进经过了两年的谈判，与众多专家学者以及上图员工的努力分不开。
曾经牵头负责罗氏藏书引进工作的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图书馆原副馆长周德明老师向我们回忆了藏书入藏的艰辛历程。
周德明（上海图书馆原副馆长）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主要是两方面的困难。
第一方面的困难关于价格。不可否认的是，罗闻达先生也是一个商人，他虽然对藏书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他也想获得一个对他来说比较好的价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个单位的资金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们收购者的角度来看，也总是想把这个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这个困难的克服，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反复沟通表明我们的求购诚意，表明我们能够在获得这批藏书之后加以认真整理，同时会发挥上海乃至全国对中国学研究的力量，对这批图书加以很好的利用。因为对任何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他不仅想把书卖到一个好的价格，也想这批书能够给对方的利用提供一个好的素材，如果不能够加以利用，他也会遗憾的。这方面诚意的充分表达，得到了罗闻达先生的理解。
另一方面，那个时候上海正好举办关于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国际大会，罗闻达先生也应邀出席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复旦大学教授，也是上海图书馆这批罗氏藏书的鉴定审批者、审核者之一的周振鹤先生，他以私人的身份跟罗闻达先生在价格上有过一些交流。事实上，周教授的建议也得到了罗闻达先生的采纳。
另一个困难是采购方式。因为罗闻达是一位私人藏书家，在上海图书馆的历史上，尤其是现在的财政财务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方便用一大笔资金向私人藏书家采购，所以我们需要说服他采用符合我们财政规定的采购方式，这对他来说是增加一些困难的。比如举个例子，他要先成立一家公司，我们跟公司再做交易，他也对此表示了理解。
因此，当这两个困难解决以后，罗氏藏书的采购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周副馆长看来，“罗氏藏书”的顺利引进，和在引进过程中困难的克服，体现的是上海图书馆馆所上下对文献的高度敏感性，和对有价值文献全力以赴采集的精神。
在上海图书馆成立70周年之际，周副馆长也希望上海图书馆将这一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以此使上海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能够一直保持长久的优势。
自罗氏藏书入藏以后，罗闻达这位痴迷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瑞典友人，就与上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逝世后，上海图书馆收到了罗闻达先生遗赠的总计3871种4356册西文汉学工具书，这批工具书的入馆，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图书馆的西文汉学馆藏，也为学界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详实的资料。
我们希望能够不负罗闻达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在中国能让真正愿意研究这批书的人读到，是这些书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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