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位之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并不排斥佛教。相反，他对佛教很感兴趣，经常请一些明德沙门讲经说法，每逢四月初八佛诞日，拓跋焘还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示敬意。
拓跋焘还以武力相威胁，向北凉王沮渠蒙逊索要胡僧昙无谶。他从信奉佛教敬重沙门到走上毁佛的道路，司徒崔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崔浩利用道士寇谦之将太武帝从佛门引入了道门。
寇谦之出身于门阀士族，自幼喜好道教，曾随方士入嵩山、华山，修习方术。
423年，寇谦之托称有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谱文降临，授给他《录图真经》60卷，让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显然，他是为迎合当时正想入主中原的北魏统治者而特意制造的谶语。
寇谦之于424年前往京师平城，把《录图真经》献给刚刚即位的大武帝拓跋焘。拓跋焘接受了这部书，但也没有引起他的特别重视，只是“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当时朝野之士也是“若存若亡，未全信也”。
只有司徒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成了寇谦之的弟子，并想方设法向太武帝推荐他的师父。
拓跋焘
拓跋焘为证明其统治的正统，一度以轩辕黄帝的后裔自居，说：“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日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崔浩抓住拓跋焘“侔踪轩黄”入主中原的心理，着力宣扬《录图真经》中的符命之说，果然使太武帝对寇谦之的教义刮目相看。由于寇谦之的仙道思想适合鲜卑统治者和门阀地主的需要，他所创立的天师道的“新法”，便得到了北魏官方的正式承认和支持而兴盛起来，道士寇谦之摇身一变成了拓跋焘“帝王师”。
冠兼之给大武帝上了个道号“太平真君”，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在京都平城设天师道场，拓跋焘亲临道场接受符箓。
崔浩、寇兼之将拓跋焘一步步引出了佛门。为了独尊道教，崔浩劝说拓跋焘发动了对佛教的镇压。先是太延四年(438年)三月颁发诏令，规定沙门年龄在50岁以下者，一律还俗为民，并责令他们充当劳役或从军征战。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推动下，拓跋焘在三天之内连发两道禁佛诏令。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巫现，逾期仍未申报的，不仅将窝藏的沙门或巫师处死，窝主还要满门抄斩。这是一道很严厉的禁佛诏敕。
接着又下了一道禁佛诏令，严禁僧侣或巫觋进入一般人的住宅，责令他们规规矩矩地居住在庙宇里。这样，沙门僧尼们已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九月，拓跋焘派人将高僧释玄高和释慧崇幽禁起来。玄高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皇帝与太子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皈依师。两位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在平城去世，被草草地埋葬在城南的荒野中。
拓跋焘更大规模的毁佛，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三月。起因是盖吴谋反，导致关中骚乱。拓跋焘率军亲征，当他进入长安时，其马夫在寺院的麦田里放牧，拓跋焘进寺看马时发现，寺内有僧人正在饮酒。他派人查验僧众的素房，发现有大量的兵器。
拓跋焘勃然大怒，说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与盖吴通谋反叛吗？太武帝责令清查全寺，又在寺内查得大量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隐匿的财物，数量竟达数万之多。还发现寺内的密室，里面有男女淫乱的物证。
当时跟随拓跋焘的崔浩，趁机建议立即禁佛。太武帝于是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毁弃佛像。并令太子通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拓跋焘在诏敕中说，佛教本是虚妄的，末世昏君乱主多被佛教所惑，以致不行政教，大乱礼仪，而鬼道（佛教）兴盛，蔑视王法，从此以后，代兴祸乱，而百姓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这一切都是由于崇佛所致。拓跋焘发誓，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曦神农之治，荡除一切胡神，灭其踪迹。
拓跋焘在诏书中说：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诛灭全族。“虽言胡神，问今朔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使，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魅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被屠杀的僧尼达十数万。
这道毁佛诏令主要是由崔浩负责执行的。寇谦之虽然与崔浩一起主张禁佛，但当他看到拓跋焘以这么残酷的方式毁佛时，他也害怕了。
寇谦之
寇谦之想阻止这种残暴的禁佛方式，因而与崔浩起了争执。他警告崔浩说：“你必将由毁佛而缩减寿命，遭受刑戮，一同毁灭！”
后来，崔浩果然遭受灭族。当然，崔浩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局，主要还是北魏朝堂政治斗争的结果。历史上因政治斗争而灭族的非常多，他们大多与佛教没有关系。
反对禁佛的主要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当时，太子拓跋晃在平城以监国的身份执事国政。他早年就有佛教信仰，因此坚决反对毁佛行为，再三向父皇劝谏，希望停止禁佛，但未被采纳。
太平七年，经过残酷的毁佛运动后，整个北魏境内再也没有僧尼和寺庙了。太武帝一朝，佛教没能再抬起头来。
北魏太武帝之所以由敬佛走向灭佛，并不完全是由崔浩和寇谦之推动的，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从社会经济上看，佛教的过分发展，加深了世俗地主与佛教上层僧侣之间的矛盾。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侵害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他们不直接从事生产，因此出家僧尼超过一定数量时就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在农业社会中，户籍人口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个国家力量的强弱，如果大量在编之民投入寺院，就会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国家所不能容许的。
而且，大规模地修寺造塔，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使国家经济力量受到影响。总之，佛教力量的过分膨胀，给封建农业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政治上，统治北魏的拓跋部落自进入中原以后，逐步采用了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太武帝拓跋焘选用了一些儒生帮助他建立封建国家。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分，于是拓跋一族宣传说自己的先祖是从中原迁至漠北的，与汉族祖先同出一源。这样，对从西方传来的佛教，就有了一种排斥心理。当太武帝拓跋焘灭佛时，便将西来的佛教僧侣叫做“乞胡”。
这次帝王毁佛事件，在佛教史上留下了恐怖的一页。当然，一切都是因果，没有前面繁荣，怎么会有后來的衰落？一切都在生住异灭之中，佛教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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