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我南京城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大屠杀。遇难同胞总人数达30余万人。事后日军无耻地辩解他们杀的都是军人所伪装的。日军的残暴在43年前的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就有了先例，当时他们屠杀了旅顺城内的近20000手无寸铁的百姓。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没有追究日军的残暴，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也为日后的“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日军在中国旅顺进行了4天3夜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政府对于他们的暴行矢口否认。
1894年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之前，就为舆论宣传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先是将日本国内的66家报社，114名随军记者派上前线，其中还包括画家和摄影师，一个月后又批准了17名外国记者随军采访。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黑白画报》等报社都纷纷派出了随军记者。
日本人计划，借西方记者给日军写一些“赞扬的”文章，可以为日本的“文明”形象加分，好以此来掩盖发起侵略战争的事实。日本人煞费苦心导演的“文明大戏”，西方记者并没有陪他们演到最后。
西方的随军记者在文章中描述：“日军部队在行进过程中，始终保持肃然寂静，没有喧哗，组织井然，沉默有序，激进向前。即使在拥挤不堪的运兵船上，日本士兵的举止仍然十分有序。这种纪律性甚至比美国或准备欧洲的士兵还要好。日本士兵展现出良好的训练和耐力，他们作战勇猛却不轻敌骄傲。日本军队里有优秀的军官和优良的装备，再加上千万个团结的士兵，诸多的优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的荣耀。”
1894年7-9月，仅仅两个月之内，日军接连大败清军，在陆战中，日军一路猛进，迅速攻占平壤，占领朝鲜全境。迫使清军一直退到了鸭绿江边。在海战中，日本击毁北洋舰队5艘军舰，使当时清政府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北洋舰队遭受到重创，进而从清政府的手里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
在中国战场上的接连胜利，让日本人的侵略野心迅速膨胀，日本军官更是忘乎所以。一名日军上校狂妄无比地说：“”在三个月内就能打到北京，把清朝皇帝抓起来。”
虽然这名日军上校的话听起来有些猖狂，但是结合当时的中日战况，却也并非天方夜谭，无法实现。
1894年10月，日军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在辽东半岛上兵分两路对清军发起了攻击。日军第一路军由山上有朋统率两个师团共三万人，经过实地考察后，第一军从九连城安和平口涉渡，占领虎山，撕破了清军的鸭绿江防线。
在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的同一天，以陆军大臣大山岩为司令官的第二军，共两万五千人，从旅顺口后方的花园口登登陆，接连进站了金州、大连湾，开始向旅顺进逼。
这时的情况已是十万火急，一旦让日军占领了旅顺，日军的尖刀就可轻而易举地攻入大清朝的心脏—京津地区。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形成渤海门户。一但这个门户被打开，日军军舰就等于冲开了渤海两扇门的其中一扇，可以在渤海上恣意横行，直接威胁到京津安全。
同时，旅顺还是耗费了李鸿章十几年心血、财力建设起来的，北洋水师修养基地，被称为“海军根本”。这里地形靠山，天然形成了巨大城垛，水深也利于停泊铁甲船，是当时远东首屈一指的大型军港。
为了守卫如此重要的地方，清政府在旅顺陆路、海岸修建了大小炮台二十余座，架设了140多门不同型号的炮。在李鸿章“宁失湾勿失旅”的指示下，清军甚至主动放弃了大连湾，退守旅顺，当时旅顺陆路正面防御总计兵力约14000人。
在李鸿章的估算下，在这样的防御力量下，至少可以固守3年以上。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固若金汤的，号称可以坚守3年的旅顺，在不到24小时就沦陷了。
在攻打旅顺之前，日军一边休整部队，一边不停地调查地形、搜集情报。日军也很清楚，旅顺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通过对情报以及地形的分析之后，日军确定了椅子山炮台为旅顺最薄弱的炮台后，日军开始发起进攻。
1894年11月21日上午6时50分，为了分散清军注意力，日军先派出联合舰队，列阵停在旅顺口外，对旅顺的海岸形成威胁。随后，又派出第一师团炮兵第一联队，炮击旅顺后路的陆路炮台。
上午7时许，日军开始集中40余门炮，攻打只有2门炮的椅子山炮台，围住炮台进行连环轰炸。在临近炮台的支援下，椅子山炮台的清军，勉强坚持了一个小时。最终由于清军守军死伤过重，椅子山炮台落入敌手。
至中午12时左右，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旅顺陆路炮台，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命令日军，除留少量兵力守卫旅顺后路各炮台外，其他部队兵分三路，全力向旅顺市区及海岸炮台推进。
东岸炮台守将黄仕林见旅顺后路炮台失守，没等到日军进攻就乘船逃走，使得人心大乱。即使部分爱国清军还坚守抵抗，仍无力回天，被迫放弃炮台。
在旅顺口东海岸各炮台失守后，西岸炮台原本在守将张光前指挥下坚持作战，一直将日军打得被迫暂时停战。然而，当天夜里，张光前也选择带着部下逃离了旅顺。至此，西岸炮台也全线崩溃。
当时的旅顺有7个平级的守将，但是他们又隶属于不同的军队。清政府军机处的大臣翁同龢与李鸿章，对于谁担任旅顺的统帅一直没有合适人选。旅顺的张光前召集诸将讨论推选主帅，但讨论一番后仍旧争执不下。最后只能按资历推选最老的姜桂题担任主帅。这一决定直接就让当时的旅顺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逃回了安徽老家。原来姜桂题虽然资历老，但是目不识丁，并无统帅之才，让他做统帅，旅顺极有可能保不住。
就这样，在大部分清军都逃跑的情况下，小部分留下来的清军仍在旅顺城各个地方打巷战。但这些士兵不熟悉地形又无人指挥，几乎没有战斗力。日军的大部队很快就占领了旅顺。
在进入旅顺之前，日军军官大山岩曾对外国记者们说过，我们的军队是为了争取“人道权利”的军队，如果遇到投降者，我们一定会妥善的对待他们。
1894年11月21日午后，日军军官大山岩，准备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并邀请外国记者一同前去庆祝。
此时的旅顺城内，日军已经开始将刺刀和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日军紧紧追赶惊慌失措、四处奔逃的人群。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百姓，旅顺城内一片愁云惨雾，到处都是枪声跟惨叫声。
在外面疯狂屠杀的同时，大山岩在宴会厅命令奏响日本国歌，他完全没有被外面的枪声和惨叫声分神，而是跟来向他致敬的军官们说说笑笑。
看到日军最高指挥官大山岩如此神态自若，外国记者们意识到，日军根本没有放过城内百姓的打算。日军之前的说辞不过是他们伪装的面具，他们不但杀百姓，而且还是大规模屠杀。外国记者们为了表示对屠杀的抗议，在商议过后，集体退出了会场。
当记者们走出旅顺街头的时候，外面的景象已经是惨不忍睹，他们发现不知道如何走路，目光所到之处都是七零八落的尸体。因为地面上布满了尸体，只有踩在这些尸体上才能前行。
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即使有人苦苦哀求，日本士兵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来。在旅顺的街头巷尾，到处的是日军在残忍屠杀的景象。不管是惊慌地男女、恐惧地老人、哭泣地孩童、甚至连尚在襁褓的婴儿也没能幸免。顷刻间，这座城市就变成了人间地狱。从阅兵式开始时，日军就开始屠杀百姓，直至晚上都未曾停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外国记者们曾用手臂上的红十字请求日军士兵放过一对父子，他们以为日军当时已经有红十字会。但是日军士兵对他们根本不予理会，而是迅速地将孩子杀死，还挑衅似的将那位父亲捅了三四下，任由他在痛苦挣扎中爬向自己的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失血而亡。
记者们意识到他们似乎并不安全，日军士兵可能随时会掉准枪头跟刺刀对付自己。不能救人，但总要留下些什么。于是，他们悄悄地记录日军屠杀百姓的场景，但在他们看来，懦弱的旅顺人似乎无力反抗，他们将旅顺人称之为“待宰的羔羊”。
在旅顺人民反抗日军的纪念油画中，有一副是纪念一位英勇的少年。这位少年的父母被日军杀害，他决心给亲人报酬，但手无寸铁的只能想到下毒这个办法。他悄悄潜入日军军营，把毒药投进饮水井里。第一次他成功了，毒死了不少的日军。当他再次潜入军营准备投毒时，不幸被日本兵抓获，这个英勇的少年牺牲时只有十四五岁。
还有一位苑铁匠，在日军屠杀到他的家门口时，他隐藏在门后手举大锤，当日本士兵踹门探头窥视时，他手起锤落，将日军士兵头颅砸的粉碎，后面的日军不明所以，一个个探头而入，被他一连砸死了5个。不幸的是，最后苑铁匠被破窗而入的日本兵开枪击中，中弹身亡。
虽然有人不想成为“待宰的羔羊”，但是却没有人领导他们，在日军的屠刀面前他们是那么无助。
美国记者克里曼感觉到自己很渺小跟无助，他写好了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却迟迟没有把他发回美国。克里曼非常恐慌，他恐慌如果这份稿件被日军发现的话，不仅仅他的安全受到威胁，关于日军的暴行的这篇报告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发出去了。
原来，当时的日本对于军事报道监察控制十分严格，在战争前，日本陆军省、海军省曾联合颁布命令，严禁在日本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露日军的侵略企图。随后，内务省又宣布对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
各家报社在发稿之前，都要将原稿呈送到指定警保局，加盖审查批准印戳的才可以发表。一旦被认为是有污点的事件，就要打上禁止刊登的印记用墨水涂毁。到了9月中旬，记者们甚至只能发表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还要备案。，对随军记者也下达了极端苛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被军方认为是有害的，立马押回日本，给予重罚。
克里曼发表了有关于日军屠杀旅顺百姓的暴行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的注意。他看到克里曼的文章后就开始着手为日军的暴行进行“洗白”。
陆奥宗光早就采取了重金收买政策，每次发现对日本不利的报道，便以高价买断，对称赞日军的报道就进行奖励。这时日本国内报社开始为日本军队宣传，美国的《旧金山纪事报》也连续用大篇幅报道，质疑克里曼文章描述关于日军暴行的真实性，这使得质疑使得克里曼的报道不仅没有引起足够反响，还饱受批评。
陆奥宗光甚至还派出了驻纽约的领事，让他跑到《纽约世界报》社，对刊登“假新闻”的行为进行抗议。
旅顺城里的4天3夜，日军的屠刀把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在城里几乎再也找不到活口之后，日军就开始想办法为自己的罪行毁灭证据。在大肆的烧杀淫掠之后，日军将尸体分三个地方进行焚烧，最大的火葬区在如今的旅顺万忠墓。
日军还无耻地将焚烧后的骨灰装进棺材埋了起来，立了一块写着“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以此来掩盖他们杀害无辜百姓的事实，口口声声说所杀的都是清军士兵。
1894年12月20日，美国《纽约世界报》用了两个版面并配上多张图片，对旅顺大屠杀日军的暴行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篇细节详细，有理有据的文章被其他报社纷纷转载。
1895年1月8日，《泰晤士报》也刊登了记者柯文的文章《暴行发生在旅顺港陷落之后》，这篇报道让刚被日方努力隐藏的真相，又被抛到桌面上来。
陆奥宗光使出浑身解数，编了一套“漂亮”的谎言，他草拟了一份日本政府的声明，发给欧美各国驻日本的公使。
在声明里他继续指责克里曼的报道是 “虚假”的之外，他还整理了各种理由为日军开脱。“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人，虽然身穿平民服装，但大部分都是伪装的士兵，真正的居民在打仗之前就离开了，日本军队的行为是看到了日本俘虏被肢解的尸体，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样的说辞跟43年后的“南京大屠杀”事后如出一辙。
令克里曼想不通的是，中国的报纸为什么对旅顺大屠杀沉默不语？原来当时清政府根本不允许随军记者，记者们对于战争前线的消息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真实性非常之低。
除了记者之外，清政府驻外公使对此事也保持了沉默，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不懂驻地的语言，与所驻地的官员沟通都要靠翻译来完成，而且他们忙于花天酒地，对于旅顺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可能根本就没有看。
1894年11月30日，李鸿章奏报清政府的电报：“经人实地查探，旅顺街道所杀民人，实有二千六七百，以大坑收埋，各山兵民被杀尤多，皆未掩埋。”清政府除了对逃跑的官员抓捕进行判刑之外，没有对旅顺大屠杀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
旅顺失守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统治者还天真的幻想着自己作为受害者，妄想西方列强为自己主持公道。同时又害怕日本的军队打进北京，迫切地准备与日本谈判停战。
随后，日本政府经美国中介，也逼迫清政府派全权委员到日本讨论停战及签约的问题。就这样，世界的舆论和焦点转移到了中日议和的问题，旅顺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清政府没有揭露日军的残忍面目，日军也没有为大屠杀承担责任。
1895年1月27日，回到美国的克里曼，在旧金山基都教青年会馆举行了一次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演讲。但是旅顺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他并没有讲清楚。然而直到41年后，中国学者孙宝田处于民族义愤，冒着生命危险，几经调查，才确认遇难人数近20000人。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旅顺各界成立万忠墓重修委员会，重修墓道和享殿，建立起了旅顺大屠杀纪念馆。
弱国无外交，腐败的清政府在近20000万同胞被屠杀之后，只是妄想着如何苟延残喘，他们不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是的，他们永远不知道了，因为封建的他们即将消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