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界，唐朝与宋朝被视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朝代，甚至还以此而诞生出唐宋之变这样的学术之争。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甚至连王朝内部的都城，都与前朝有了明显的变化。
需要承认的是，有时都城规制的转变，还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时代变化与民间的主流思想。举个例子，都城从开放转向保守、又或者从封闭转向开放，这就可以体现出当时民间主流思想的更迭。唐与宋的都城规制转型，均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李渊建立唐朝以后，将国都的选址定为隋朝大兴城，并将其更名为长安。李渊将都城选为此处，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渊源。
原来，在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科举制度尚未诞生，朝廷内部及地方的重要官职，基本都被部分门阀家族所垄断。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也被后人称为门阀政治。
李渊所属家族，恰好属于当时的门阀家族之一，并被后人称为关陇集团，其主要活动区域恰好为关中一带。因此，身为从关陇集团走出来的王朝代表人，李渊在选定国都位置时必然会优先考虑关中地区的都城，地理区位优越、经济条件发达的长安自然成为当时的首选。
古代的都城规制，与现代城市的规制有着较大不同。如果说现代的城市规制看起来像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城市规制则是非常明显的正方形，并以主要政治区为中心。长安城在进行建设规划时，最外为宫城、其次为皇城、最后为外郭城，皇城恰好被包在中间。
宫城整体呈长方形结构，从东至西分别为太子所在地东宫、皇帝所在地太极宫以及办公用的掖庭宫，非皇室成员不得随意在其中出入。长安城的主要政治官署位于南部的皇城，两者被承天门相隔。
进入皇城，明显可以感觉到城市的范围变得更大，据《新唐书》记载光是长达百步有余的道路就多达十二条，从最北到最南、从最东到最西，错综复杂的道路将宫城分成棱角鲜明的小块，路一旁则是唐朝官员办公用的官署。
由此可见，在唐朝时期一位官员如果想要前往长安处理政务，他首先需要抵达的地方不会是皇帝所在的宫城，而是由外郭城进入的皇城。因此，时人常将皇城视为长安，古人的一朝看尽长安花，描绘的也是皇城的景象。
外郭城，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它所处的位置为最外侧，是平民百姓、朝廷官吏居住的场所，如未经允许不可以私自进入宫城以及皇城。
外郭城的规制，同样是一个非常规整的长方形，城池内部共有十余条道路将不同的区域划分开来。
既然是外城，其通往内部的城门自然会有许多个。据考古资料记载可知，外郭城的城门一共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每侧共有三座城门，其中北侧由于连通皇城因此多开了一座。
开出这么多城门，其主要目的在于实施颇具现代化意味的人车分流，行路的路人走特定的城门、乘坐马车的达官贵人另走一座城门、甚至还有一条平时不会轻易开放，仅供皇室成员甚至皇帝通行的御用城门。
外郭城既然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区域，其内部必然会出现坊市等商业场所。在外郭城的中心区域，一条横贯东西的街道将坊市分割开来，并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县，一个名为万年、另一个则名为长安。
唐朝自建立以后，便走在了一个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其发展周期甚至要长于其他朝代许多。因此，唐朝初年规划的长安城，在后世的帝王看来必然存在不合理之处，他们需要对城市内部规制进行调整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对城市规制进行调整，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改变整个城市的布局，那样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同时也会导致部分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唐太宗登基以后，他并未对皇城以及外郭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反而是在宫城内部进行调整，并修建了代表性宫殿——大明宫。
上面提到，宫城的中心区域为皇帝的办公休息场所太极殿，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这一宫殿的规模不够浩大，因此要求修建新的宫殿。
自此之后，大明宫便成为唐朝几百年来的主要朝会场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才遭到损坏。
现如今，我们已无法看到大明宫的原貌，但根据考古资料以及计算机的模拟，我们可以大体推演出大明宫的规制转变。
首先，大明宫的整体布局与太极殿类似，只不过其周长与高度要大了不少，宫门的高度甚至超出了外郭城的城门。
除此之外，在大明宫的内部，皇家工匠修筑了许多带有奇观异兽楼台，例如翔鸳阁、栖凤台、含元殿等等。
这样的设计格局，不仅能够体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智慧，同时也增强了唐朝帝王君临天下的压迫感，诗人王维的万国衣冠拜冕旎确实不是一句空话。
唐朝初年，唐朝都城的设计布局基本沿袭隋朝制度，并未做出太大的改变。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大，后世的帝王渴求新的变化，希望能够建造彰显其身份地位的新宫殿，这既体现出封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同时也体现出封建制度在此时正发展至高峰时期。
唐宋之变，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封建大一统朝代的中间，存在着一段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诸侯彼此攻伐战争，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他们重新调整城池规制，将城池的战略防备能力无限拉高。
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调整，以至于等到后世的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不得不重新选定都城，并延续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城池规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与其部下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并在王朝建立后逐渐实现王朝一统。夺得政权以后，由于赵匡胤所在的后周距离长安较远，再加上长安因战争的原因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于是新的宋朝都城被选在了开封，也被史书中记载为东京开封府。
在中国古代，王朝定都的位置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宋朝之前开封就曾成为几个朝代的都城。赵匡胤将国都选为此处，按照当下的眼光来看并不是一步好棋，开封的战略地位也难以与附近的洛阳或西方的长安相媲美。
这是因为，这时的宋朝虽然已经建立，但宋朝的国土面积并没有如今那么庞大，南方、北方均有外敌环绕。如果将国都定在长安、洛阳，天然险峻的地势便可以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可失去了燕云地区的北宋，国都却又被定在了平原之上，使得宋朝都城不得不侧重外敌防范。
当时，在规划修建开封府时，整体的布局结构与唐朝时的长安有些类似，同样被分成了三大结构，由外至内分别为百姓生活区、政治官署中心以及皇室成员生活区。只不过，相较于唐朝时期的长安，宋朝的东京开封府整体布局结构变得更加恢弘瑰丽。
上面提到，地处平原地区的东京开封府，北部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这一天然屏障。因此，宋朝统治者在规划建设开封时，其重心都放在了如何抵御外敌。因此，东京的整体城市布局，相较于唐朝乃至后世朝代而言，将防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东京城的整体布局由三组城垣组成，每一块城垣之间都有护城河相邻，这即意味着即使外城被攻破，护城河的存在仍可以让内城军队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护城河常见，可三条环环相绕的护城河，在中国古代实属少数。
除此之外，由于要防范北方随时有可能出现的辽朝军队，东京开封府的外城被做了充分的加固设施，具体可以体现在城墙的厚度、高度，城墙外随处可见的战壕以及城门外侧的防守型城墙。因此，从外面看上去，东京开封府就像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军事堡垒，可当你真的进入其中以后，才会发现这不愧于可容纳百万人的公元10世纪国际大都市。
综上所述，由唐至宋这几百余年的时间里，王朝内部的都城规制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如果说唐朝的都城是恢弘大气，宋朝的都城则是在此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防御色彩，这也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
等到后世的元、明、清三朝，由于将国都定于开封的弊端被宋朝展现的一览无余，这几个朝代又将国都迁移至北方的北京，其国都规制相较于前朝又发生了其他转变。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不断推移，国都规制的转变其实恰恰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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