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军 陈嘉薇·
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观大势、谋全局，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顺应历史大势、履践人间正道，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战略决断，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战略关乎全局、影响根本。重大原则、重要规划和宏观指导无疑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原则性、稳定性，也即战略目标的坚定性。
毛泽东特别注重通过学习、总结历史，预测、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这也成为其运用战略观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点。他青年时期就提倡“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晚年又精辟总结“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悉，始终秉持非凡的战略定力，将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约200万人，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共43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仅61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共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得到美国大量军事援助，武器装备大大改善，约有四分之一成为美械或半美械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还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及几乎全部现代工业。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面对帝国主义的试图干涉、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喊“和平”、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实幻想，毛泽东再次用历史的“清醒剂”笃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心。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受到理论指导的，战略实践活动也是受到战略理论指导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在与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思维，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深刻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在于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从而总结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论断。
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战略思维，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毛泽东之后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战略思维，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然、社会是永恒发展的。恩格斯指出，世界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秋收起义受挫转而引兵上井冈山、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抗日战争中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等，都是依据客观实际发展而不断调整战略决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认清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
1946年11月21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中指出，打倒蒋介石“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看到了战略局势的发展变化，1948年11月14日，新华社刊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果断判定“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并以发展的眼光准确预判：“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后来的军事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预见。
战略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局性。人民解放军纵横捭阖，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把握，真正是“眼底六洲风雨”“胸中百万兵”。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权衡利弊、进退自如。毛泽东强调：“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25万余人，从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围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当时，我军在边区只有约3万人的部队，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形势极其严峻。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的1年零5天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部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编成中央纵队，从一个山村转移到另一个山村。最频繁时，中央纵队在20天内跨靖边、横山、子洲、绥德、米脂、葭县6个县境，住过13个村庄。由此将国民党军队最大的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于陕北。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转战陕北一年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陕北的山茆沟岔间，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解放军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逐步打击歼灭胡宗南部，使其遭受多次重大损失。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解放战争第二年，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下，解放军主动撤出一些城市，解放区面积缩小。同时，各解放区停止了复员精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动员，人口减少、军政人员增多，解放区农民负担明显加重。此外，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不顾我党和民盟的反对强行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大门彻底关闭；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其主力进入我方解放区腹地，导致后方空虚。经过通盘考虑，毛泽东抓住关键时机，及时做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5月4日，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独力经晋冀鲁出中原”。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攻敌要点、抢占先机。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面对蒋介石55万大军孤悬关外、是守是撤举棋不定，党中央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而锦州正是联接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点。10月10日，毛泽东电令前线指挥员：“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锦州解放。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战略指导上总揽全局，做到以武止戈、不战而胜。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傅作义一直犹豫摇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力量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遭战火荼毒，为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摘自《红岩春秋》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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