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流入中国的外国金银币

中国秦汉后基本没有铸造金币的习惯，他们将这种贵金属节省下来，用于制作一些奢华而排场的器物；而到了唐朝，白银与黄金都不作为通货使用，至少不是作为政府发行的通货使用。

但是岭南的金银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所以在岭南将金银作为一种货币流通，除了“五岭（五岭是岭南与唐朝其他地区的分界）买卖一以银”“韩愈《钱重物轻状》） 之外，银对于广州地区的商业生活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当元和三年（808）朝廷禁断采银时——当时皇帝强调“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旧唐书》卷48)。——特别将岭南地区排除在了被禁断的地区之外。

不过唐朝人很欢迎外来的黄金。日本遣唐使带到唐朝的贵重资源大部分是金粉。六世纪时，在唐朝流行西域诸国，特别是龟兹的金、银币。七、八世纪时，唐朝在西域的保护国中都使用了金、银币，在高昌的一具男尸口中发现的银币就是明证。这枚银币的一面是阿胡拉·玛兹达的祭司，另一面是哈里发穆阿维叶的名字。与这枚多种文化混合的银币一起出土的还有普通的唐朝铜币。

阿胡拉·玛兹达是拜火教的主神，哈里发是穆斯林教主，这两位混在一起也是当时大唐包容性的表现。

1915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3号墓发现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一世和荷尔马斯德四世的银币3枚，其中两枚作为眼罩，蒙在死者的眼睛上，一枚作为口含。

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吐鲁番交河城古墓发现库思老一世银币一枚，与一枚开元通宝一起用作口含。1950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高昌故城中发现放置在一起的萨珊银币20枚，其中沙卜尔二世的10枚、阿尔达希尔二世的7枚，沙卜尔三世的3枚。1955年，在吐鲁番高昌故城中发现萨珊银币10枚，装在一个用煤精制作的小盒中，其中沙卜尔二世的4枚，阿尔达希尔二世的5枚，沙卜尔三世的1枚。1956年，在吐鲁番交河城T6、T56两座古墓中，出土萨珊银币2枚，皆用作口含，都为库思老二世的。

自上而下分别为查士丁尼一世金币、查士丁尼二世金币、利奥六世金币的正背面

1957年，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在高昌故城的路上捡到阿尔达希尔二世的萨珊银币一枚。1959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02号墓中发现用作口含的耶斯提泽德三世萨珊银币2枚。另从其他墓中发现萨珊银币8枚，其中库思老二世的5枚。氧化严重的3枚。1967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77号和363号墓，出土用作口含的耶斯提泽德三世和库思老二世的萨珊银币各一枚。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8号墓发现库思老二世萨珊银币1枚，也是用作口含。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49号墓中，发现用作口含的萨珊银币1枚，属库思老二世所制。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06号墓发现特殊的鎏金萨珊银币一枚，放置在死者左眼，用作眼罩。

1989年，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窖藏的波斯萨珊银币100多枚，其中沙卜尔二世的40枚，阿尔达希尔二世的50多枚，沙卜尔三世的12枚，尚有破碎而难以缀合和辨识的多枚。2004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在高昌故城以南的巴旦木古墓中发现布伦女王的萨珊银币一枚，此发现尚未公布于世。

在唐朝西域商人的手中，有大量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这些钱币上的胡神和夷狄之王的形象对唐朝人来说是很新奇的，所以有些钱币是出于玩赏的目的而进入唐朝本土的。例如在长安附近的一座隋代墓葬中发现了查士丁二世的拜占庭金币。

在属于同一时期的河南的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了两枚库萨和二世的银币。

据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19世纪末发现拜占庭金币以来，至今已有200枚金币及其仿制品，这一数据远远高于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考古报告显示，它们大部分出土于墓葬，墓主则包括粟特人、游牧民族中的贵族和皇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金币出土地点基本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
长安郊区的一座唐墓中出土过一枚拜占庭金币，在附近的另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了库萨和二世的银币。

陕西发现西魏贵族陆丑墓 出土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

据一本描写广州的唐朝著作称：“大食国出金最多，贸易并用钱货。”据此推断，在位于唐朝南端的广州地区，在贸易中使用了伊斯兰国家的金第纳尔。”
据《通典》卷193，第1042页记载，波斯国“赋税准地输入银钱。在吐蕃东北部的青海地区，还发现了五世纪时的波斯银币。这里曾经是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