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技的创新突破，人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多，由此带来思想认识的提升，对人类与自然、社会关系有了重新认识，因此，宗教活动必然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基督教如此，伊斯兰教如此，佛教亦同样如此。
佛教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三大宗教之一，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印度佛教是古代印度文化和思想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现实社会矛盾的制约，以及各种思想和宗教的影响，不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宗教。比如，释迦牟尼出家之初，先修习沙门教义，后才创立佛教。佛教在创立之初，没有大小乘之说，更没有禅宗，后来龙树创建了大乘佛教思想，无著和世亲又将大乘思想发展壮大。这些是佛教不断因应印度社会文化的变化而进行的重大发展，对世界宗教思想影响深远。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合东方儒家思想和道教理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式佛教。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佛教形成的过程。一方面，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在传入过程中，必然受到本民族思想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带上各自民族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肯定会打上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否则，佛教会“水土不服”，难以存活。同时，佛教经典的传入必然受到传入者个人思想的影响，以及译者对佛教理论的理解不同而不同，与原文肯定会有差别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另一方面，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及近代佛教，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有各自不同时代的历史特点。所以，讲述佛教中国化有两个纬度：一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即形成中国佛教的过程；另一个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的过程。
佛教进入中国有两个不同的路径：西域和西藏，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藏传佛教更多地保存了印度佛教的原样，特别是密宗派严格的清规戒律，有鲜明的原始佛教特色，继承为本，创新为次。佛教传入西藏也有个曲折的过程，与当地的传统宗教苯教激烈斗争了很多年，直到松赞干布当政时才确立佛教为国教，得到大力发展。藏传佛教不是本文要讲的内容，在此略过。
从西域进入中国的佛教，其发展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基本一致，与历史上几次大的少数民族汉化同步，也与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时间基本一致，同时，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根据中国实际进行改变，吸收了道家和儒家思想，从而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历史学者都认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佛教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和道教一起，成了支撑中国封建社会，维护封建统治的三大支柱。因此，佛教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是印度佛教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广大佛教徒需求的中国式佛教。
佛教中国化过程简单说分传入、生存和发展、完全中国化三个阶段。
一、 佛教的传入。
洛阳白马寺
据载，西汉哀帝刘欣的皇宫就有佛教僧人来过，这是最早的记录，以后西汉就不见过有关佛教的史载。据正史记载，佛教正式进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刘庄时期。史说，公元66年的一天，刘庄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照亮了宫殿，他一下子被惊醒了。第二天他询问大臣，得知西方“佛”有此神通。刘庄坚信自己与佛有缘，于是就派蔡喑将军率600人去西天请佛。两个月后，蔡将军从大月氏（今阿富汗）请来了若法兰、摩揭腾两位高僧，用白马载他们到洛阳。刘庄很重视，将大鸿胪寺改建成白马寺，恭请两位高僧在此传授佛法。白马寺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场所，而且，“寺”字从为官府衙门变成了专指传授佛法的道场。不久，刘庄又借鉴印度佛教弘法灯会创立了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日。
二、 中国佛教发展的两个高峰期。
佛教在中国发展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个是隋唐时期。前秦的符坚（氐族人）热爱儒家文化，大力提倡民族融合，不尽余力地推进北方少数民族汉化。他还邀请大法师佛图澄到前秦担任国师弘扬佛法。佛图澄时年81岁，年老体衰，无力远行，就派弟子道安替自己去前秦，道安被苻坚尊称为安公。无论匈奴、氐、羯、羌，还是鲜卑人，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石虎、石勒也相信佛教，尊重僧人，弘法扬善。其中最突出的是后秦君主姚兴，401年他邀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到长安传授佛法，鸠摩罗什在长安一呆就是十余年，翻译了300多部经书，编写了大量大乘佛教经典，拥有众多信徒，影响巨大，使长安成为当时北方佛教的圣地。与南方庐山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中国佛教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高峰。
386年，鲜卑拓跋珪建立北魏，把北方佛教推到一个新高峰。拓跋氏定都大同时，建了云冈石窟，南下迁都洛阳后，又开始凿龙门石窟，佛教对北魏影响可谓巨大，随处可见踪迹。东西魏继承了北魏的江山，同样也是以佛教信仰为主。北齐、北周和东魏、西魏一脉相承，都礼佛。这个时期成为我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隋文帝杨坚从小生长在佛院，连小名都是比丘尼取的，所以自幼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当皇帝以后，自然支持佛教。他主要是致力于佛教文化的建设，完善佛教体系，修缮佛教寺院，成为了历史上对佛教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开皇年间，隋朝先后有五十万人接受了剃度，修建了八十多座寺院，开凿了九十多个洞窟，帝王后妃出巡，常跟从僧尼，随时可开道场讲经拜佛，隋文帝也是常常就吃斋念佛，有着很深的佛教文化，同时传播佛教，当时天下百姓多有信佛者。隋炀帝杨广更是与佛有缘，是历史上有名的菩萨皇帝。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他曾创建慧日、法云二佛寺，又在长安建日严寺，延请高僧在此讲法，讲学之盛，冠于当世。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贬多于褒，但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隋唐不分家，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国体，也保持了礼佛的传统做法。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聃后人，将道教立为国教，但他并不反对佛教，反而利用佛教牵制道教，让两者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用一个现代词来形容李世民的对佛教的态度叫谨慎乐观。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佛教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这个时期指从唐高宗晚期、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第一次当政，到武周朝，至705年武则天还政于李则止。这个时期都是武则天当政。武则天抑道扬佛，既有她打击李唐，为自己篡权寻找正当理由的原因，也与大乘佛教以女身成佛的说法与武则天的政治诉求不谋而合有很大关系。佛教极力美化武则天，宣扬她是观世音转世，给武则天披上一层神秘的外纱。据说，洛阳龙门石窟有一个卢舍那大佛，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就是以武则天面相为原型的。说到底，佛教迎合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为武则天所用，但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三、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法内涵的演变。
佛教刚进入中国时没分部派，即无大小乘佛法之分，后来一些著名的大乘法师在中国得到极力推崇，使大乘佛法在中国得到更多支持，信众更多。对中国佛教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法师，比如佛图澄、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翻译到中国的佛教经典也以大乘为主，大乘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一般人分不清佛教大小乘的区别，有必要在这里略作解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是没分大小乘的，后来在解释佛教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分歧，有了部派，在部派的基础上形成了小乘。大乘为佛教史上著名的龙树大师所创，无著、世亲所作经文论述很多，为大乘佛法理论打下了基础。简单地说，大小乘最明显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大乘度人，小乘度已，也叫自度；二是大乘认为人人可以成佛，小乘认为佛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别人修行只能成阿罗汉。当然，两者更本质上的区别是对佛教经典解释不同，这就复杂了，在此不赘述。
535年，禅宗达摩祖师赴建康（今南京）拜会梁武帝，希望梁武帝能支持他在梁传播禅宗教义。梁武帝萧衍是史上有名的菩萨皇帝，50岁后每天吃斋念佛，大修佛寺，虔诚供奉。他当然十分欢迎达摩，但在交流时两人产生了误会，最后不欢而散。萧衍炫耀地问达摩:“我建造了这么多的佛寺，供奉那么多的僧人，我是不是很有功德呀？”没想到达摩说“你建造再多的佛寺也没有功德”。实际上，达摩的意思是说建佛寺与功德没有关系，但梁武帝认为达摩故意让他难堪，因此他不待见达摩，达摩后来辗转来到洛阳少林寺，面壁悟法。如果没有这场误会，说不定建康要成为禅宗的中心之地，中国佛教史可能改写。
隋末唐初，因为战乱纷纷，人民流离失所，一些僧侣与信众一起大量南迁，客观上为佛教向南发展提供了机会。禅宗四祖道信也带众弟子南行，抵达湖北黄梅境内的牛头山时，决定不再往南，就在此开山建寺，弘扬佛法。后来，改牛头山为双峰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这次道信南迁有两个重大影响：一是将佛教禅宗广泛传播到南方，对南方佛教影响深远；二是改变了僧侣不只念经不劳动以托钵乞食的固有修行方式，开始自食其力。四祖道信倡导僧众劳作，后来，六祖慧能又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慧能认为僧侣的劳动也是一种修行，是必修课。他还将佛教修行与儒家修心合二为一，心中有佛，修行就是修心，修心也是度人。至此，佛教中国化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教义与修行形式都与印度佛教有了很大不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式佛教基本定型。
四，佛教中国化的几个关键人物。
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僧人很多，在这里介绍几个对佛教中国化贡献较大的僧人。若法兰、摩揭腾两位高僧被蔡喑将军从大月氏（今阿富汗）请来白马寺弘法，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开拓者，功不可没。
佛图澄和道安是西域高僧，两者为师徒关系。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佛教在中国北方的大发展。氐族首领苻坚统一了北方各民族，建立了强大的秦国，史称前秦。苻坚推崇佛教，他热情邀请佛图澄大师任国师，传诵佛法。佛图澄年迈体弱，于是推荐自己的得意弟子道安（312－385年）去前秦。自此，佛教在北方快速发展。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为东晋所败。此战使苻坚南灭东晋，统一全国的雄心破灭，同时也让前秦瓦解，北方陷入各族离心，军阀混战的局面，史称“五胡乱华”。有意思的是，在这样混乱的形势下，佛教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各族君王权贵的共同支持，迅速发展壮大。
道安属于佛教般若学的本无派，主张万物本性为空、无，是佛图澄之后的佛教领袖。他毕生追求尽可能地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为了进一步扩大佛教影响，道安率弟子南行，希望将佛教传播到南方。378年，道安带领弟子南下襄阳时，恰遇苻丕围攻襄阳，他被襄阳守将朱序滞留，不得外出，南下之愿难实现。于是，道安派弟子们南行各地传教。这样，就有了慧远南行定居庐山传教之事，为佛教在南方的流布起到了重要作用。
慧远（334—416年）山西人，是东晋时代继道安以后的佛教领袖，他经历过信儒、信道，最后信佛的思想斗争过程，他的佛教思想是对比儒、道、佛三家理论的结果，同时深受当时玄学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化风格。慧远是佛教中国化一个重要人物，为佛教在南方传播做出过重大贡献。
早年，慧远担任道安的助手，得到道安的高度赏识和器重，道安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意思是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主要靠慧远了，可见道安多么器重慧远，对其寄予厚望。后来，慧远遵师命往南方传播佛法，定居庐山东林寺，长达三十余年，创立了法性本体论，为佛教的出世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根据。《法性论》中“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之语阐明了法性论的根本要义，即掌握了不变的“法性”本体，也就达到了佛教最高境界涅槃寂静。
慧远还请西方僧人翻译佛教毗昙论典、禅经和《十诵律》，推动佛教三论学、毗昙学和禅学、律学和净土思想在江南的流传，为佛教在南方的流布奠定了基础。他的佛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是从佛学角度出发的人生哲学理论。
鸠摩罗什是佛教历史上很著名的高僧，信奉大乘佛法的中观学说，他是当时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对佛教中国化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两点：一是受后秦君主姚兴邀请到长安定居，担任译主翻译佛法典籍。姚兴命八百余人襄助其翻译，八年时间翻译了佛教典籍300余部，丰富了中国佛教典籍，对佛教思想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创立有着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佛教在北方地区的广泛深入传播。二是与慧远交好，建立密切关系，开展南北佛法学术交流，编写了大量佛法经文，有力地促进了大乘佛法在南方的传播。
玄奘（602－664年）是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为佛教中国化起了重大作用。他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西去取经，并将从印度带回的经文翻译过来，为汉传佛教提供了大量理论典籍。二是摒弃传统的超脱观念，与唐太宗等权贵交好，得到统治者支持，使佛教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有力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佛教宣扬出世、避俗理论，要求僧人超脱世事，六根清净。但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几百年里，一直受到道教的排挤和儒家传统思想的排斥。玄奘认为，佛教要大力发展，必须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否则很难发展。于是，他放下身段，听从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切安排，寻找一切机会弘扬佛法。此外，他发现中国缺少佛教经典，各种翻译的经文质量不高，各师讲述不一。于是，他立志到印度取经，翻译佛教经典，以解迷惑。629年，玄奘从敦煌出关，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跟随住持戒贤法师学习。玄奘西去取经历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都城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受唐太宗召见，住长安弘福寺，后又住大慈恩寺。玄奘带领弟子们潜心翻译佛教经典，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以至操劳过度，于62岁圆寂。
玄奘是中国最有名的和尚，被称作唐三藏、唐僧，他去印度取经的传奇经历被明代作家吴承恩写成小说《西游记》，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慧能（638－713年）是唐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中国禅宗杰出大师，是又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高僧。关于慧能的故事流传很多，传说他24岁时偶闻《金刚经》，大为震惊，同时开悟，立志毕生弘扬佛法，于是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五祖考验他的悟性，他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法偈得到弘忍高度认可，决定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六祖慧能
惠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又称“曹溪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
惠能最大的贡献将佛教修行思想与中国儒家修心思想相融合，主张“佛在我心，净心自悟，见性成佛”和“暗不自暗，以明故暗，以明变暗，来去相因”等宗旨，提倡“顿悟”，主张简易修行，将佛教中国化、平民化，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佛学教派。 实际上，惠能的禅宗思想早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根据慧能法语整理而成的《六祖坛经》，不仅是中国本土佛教史上惟一的经书，更是研究中国和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的典籍。正因如此，六祖慧能与孔子、老子被称为“东方三大圣人”。（202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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