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再美，终不抵岁月，肉身精致，未必装得下灵魂。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为皮囊下的灵魂找寻一个归宿。
于读书人来说，自古及今，最能安放心灵的莫过于一间书房。不必太大，一几，一榻，一灯，一书架；一画，一琴，一茶，一炉香;；焚香煮茗，阅偈翻经，俗念都捐，尘心顿尽。
书房，亦称文房。顾名思义，一个有文化的空间，必然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展现。
书房中物质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文房四宝”。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宣城的诸葛笔、李廷珪的墨、澄心堂的纸、龙尾山的歙砚。时下，不再讲究出处，将“文房四宝”统称为笔、墨、纸、砚。古人对文房四宝的爱是人尽皆知，极尽讲究，放笔要有笔架，压纸需要镇尺，绘画需要画案，以”四宝“为核心，衍生出了书房中的各类摆设，摆设又需要有美感，于是有了突显文化气息的书画，茶器，绿植，这个空间让这些器物充斥着，就变的丰富而精彩起来。
但是，放满了书的书架，塞满了笔的笔筒，放满了文玩器物的房间，就是有文化的空间了吗？
不见得，在这个空间里起居的人，才真正影响着空间的氛围。人和这个空间里一几一案，一书一画，一草一木的对话和共鸣，共同构成了每一个书房独有的气质。
书房主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的存在，让这个空间熠熠生辉。
刘禹锡的《陋室铭》，大家都耳熟能详。“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虽只是一间简陋的书房，但刘禹锡乐在其中。
归有光的书斋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残破漏雨，可他稍作修葺，开窗引光，植兰桂竹木于庭，捧书闲读，偃仰啸歌，或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司马光，在洛阳建有他的独乐园。园子很小，但聚书出五千卷，建读书堂，又有秀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发奋著述之余，钓鱼种竹，浇花采药，独乐其中。司马光在园内住了十三年，远辟尘俗，思接千载，写出了浩瀚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历史上但凡叫上名字的文人们，都有一个叫得上名字的书房。蒲松龄的“聊斋”，杜甫的“浣花草堂”，陆游的“老学庵”，纪昀的“阅微草堂”，张岱的“不二斋”，李渔的“芥子园”，袁枚的“小仓山房”，梁启超的“饮冰室”，梁实秋的“雅舍”，林语堂的“有不为斋”，陈寅恪的“不见为静之室”，徐悲鸿的“八十七神仙馆”，闻一多的“何妨一下楼”……
名字叫的各具千秋，书房的主人也名垂千古。雅或俗，深或浅，灵或谨，不甚重要，大多与书房本身的样子也没太大关联，反倒是与文人自己的心境契合得紧。
书房于文人，像个避难所，又似桃花源。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有趣的灵魂需要出离于常俗，书房之中：徜徉笔墨、焚香品茗、兀坐吹箫、清谈弈棋，至于篆刻，传拓，校书，操琴，振乐诸般文人雅行，皆为清心艺事。
门外热闹鼎盛，营营扰扰，与我辈何干？
朝有林鸟，翻书惊宿露；暮着月色，搁笔落花香。有了这个书房，自己的心灵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陈道儒在《小窗幽记》中说：“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
既藏尘俗之事，亦涵尘外之心。闲销日月，静观万物，于烟火尘世之中，独享人间清欢。
书房于文人，像个安乐窝，又似修道场。无事且从闲处乐，有书时向静中观。
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很强调独处静心的作用。在独处中静心，才能有彻悟大道的可能。因为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烦恼忧愁都是人动心的结果，而一切的平和安乐、彻悟顿悟，则都是静心的结果。在书房中的独处是强大内心的过程。
养心明志，得品德高尚；通天接地，得心驰神游；隔绝尘谷，得心宁神静。
冯骥才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心居”。他后期做一项文化抢救的工作，浩繁而艰辛，压力很大，个人身孤力薄，力从何来？惟有自己的心上。于是他钻进书房，苦苦探寻，不断地寻找内心最强悍的力量，才能将眼前的迷雾拨开，才能让道路清晰起来。
书房，是他心居之所。在书房中，他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才能赤裸裸地面对自己。
心灵安放在这里，精神就有了原点，有了定力。
有心的人，哪怕只是方寸之地，也能将其点染得有光有影，有声有色。
或许，与其说我们渴望拥有一间书房，不如说我们都渴望拥有一处足够纯粹的空间，让心灵有闲暇游乐之所；让生活的意趣有可以生发的土壤，让至情至性的灵魂氤氲在房间里，让赏心悦目的物件环绕在四周。
也许，在书房以外的生活，都多少有些紧张，多少有些干瘪。
但书房永远是丰盈的，寂静的，它像一个悬停在喧嚣上空，供心居住的地方。
一书一茶一心境，闲煮岁月；半醒半醉半浮生，浅渡流年。
有间书房，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