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S研究发表了，仍然是阴性结果
从科技部十二五支撑计划立项，到现在的CMOSS发表，已经十一年时间了，直到今日，我们可以向科技部交上一份答卷，包括长期随访数据的四项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已经告一段落：
RECAS研究
颈动脉剥脱与支架的真实世界研究，焦力群、洪波作为PI，谌燕飞协调，全国范围36家中心参与，2719例病例。
CRTICAS研究
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治疗的真实世界研究，焦力群、史怀璋作为PI，王亚冰协调，全国范围26家中心参与，1140例病例。
CASSISS研究
颅内动脉支架 vs 药物治疗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焦力群、王大明作为PI，高鹏协调，8家中心参与，380例病例。
CMOSS研究
颅内外动脉搭桥 vs 药物治疗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马妍、顾宇翔作为PI，马妍协调，15家中心参与，324例病例。
也终于能够把去年那个图的最后一个拼图填上了。
记得在一年前，也是八月，CASSISS研究发表之际，我写过一篇“十年CASSISS，我们的遗憾和收获”，不同于CASSISS的神经介入方向，CMOSS是关于颅内外动脉搭桥手术的研究，反映的是中国显微神经外科医生的努力与坚持。
祖辈的尝试和创新
Attempt & Innovation
颅内外动脉搭桥手术是一个经典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最早是在1967年10月30日，由“显微神经外科之父”——Mahmut Gazi Yasargil率先完成的，至今已经56年了，虽然是血管吻合的基本技术，但正是这种显微手术的理念推动了整个显微神经外科的技术发展。而在国内，最早开展该手术的是原新疆医学院神经外科的臧人和教授，1976年，在遥远的新疆，在手术室旁一个杂物间，臧人和教授完成了动物的血管吻合训练，之后，在简陋的条件下，成功为一位患者进行了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手术，虽然距离Yasargil教授的第一例手术已经近十年，但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学术未开放的状态，所以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同等重要的技术创新。
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中国神经外科先行者们，都能够熟练开展这类手术，并开创了很多新型的手术方式，作为晚辈，我有幸见到过这其中的大部分老专家，虽然他们大多已经仙去，但那种艰苦环境下的创新精神和思想，即便是在今天，都是我们难以企及和无比神往的。
今天，突然想起陆游的那句诗“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此，感谢祖辈们的高度，让我们一直去追赶。
父辈的执念和坚持
Belief & Persistence
我的神经外科生涯开始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即当时的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导师是朱树干教授。记得在1994年，刚上硕士的时候，朱树干教授就告诉我，他的导师张成教授在1981年就开创了“游离大网膜颅内移植术”，而他自己的硕士生涯就是围绕动脉搭桥手术度过的，只是很可惜，后来欧美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搭桥手术比药物治疗差很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停滞，依稀还记得朱老师有一些悻悻不服的感觉。
2001年，我来到北京攻读凌锋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还没报到，就参加了Yasargil来京的学术会议，当看到那个传奇老人纯熟的显微手术，才知道自己是何等渺小和无知。在博士阶段，凌导“勒令”我们进入刚刚成立的Yasargil显微外科训练中心进行显微手术技能训练，说实话，那时的我自认为做过几台手术，总有些疑问：颅脑手术需要如此高倍镜下操作吗？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学会小鼠的皮瓣移植吗？这样的学习态度让我连最后的结业考试都没有参加，一直成为我的遗憾。
2004年，博士毕业留在宣武医院工作，是因为凌导始终认为缺血性脑血管病需要新一代神经外科医生去治疗，不仅是介入，外科手术治疗一定有广阔的未来，所以希望我在脑血运重建领域专注发展，正是这样的执念鞭策着我、马妍等医生一步步向前走。一直到后来的十一五、十二五，凌导带着我们不断申请科技部的项目，希望获得支持去做搭桥手术和药物治疗的对照研究，虽然因为十一五未能获批而搁置，但十二五我们坚持下来了，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坚持下来了，才有了今天的研究结果。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感谢凌导二十年如一日对我们的“小鞭子”抽打，感谢朱老师寡言而不服的神情，正是父辈的执念，才能让我们“被迫”前行。
我们的收获和反思
Harvest & Reflection
记得去年CASSISS发表之时，有人质疑，阴性结果的试验，你们干嘛那么重视？又改写不了指南，能有多大的意义？时隔一年，我们又做了一个阴性结果的试验，意义在哪里呢？其实任何一个临床研究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结论，而是去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阴性结果对于研究团队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后期分析中发现关键因素，发现对未来治疗有决定意义的marker，反思才能有收获。所以，对去年CASSISS研究的分析一直在进行，史怀璋教授团队已经通过后期分析，发现了不同部位颅内动脉狭窄的不同预后，其他团队的研究结果也已经在路上。
而对于今年的CMOSS呢？其实收获更大，第一，中国医生的手术安全性远远超过北美医生的水平，我们的并发症只有6.2%，美国的COSS研究高达15%，这来源于中国医生精湛的手术技巧和严格的围手术期管理；第二，在部分患者人群中，搭桥手术是明显好于药物治疗的，包括大脑中动脉闭塞和严重血流动力学障碍的人群，而这一点催生了我们新的研究——CMOSS-2，要针对更加精准的人群，在手术安全性的保证下，去证明搭桥的潜在优势。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年时间，CMOSS让我们收获的是面对困难的执着和可观的未来。
前辈和同行者
Senior & Peer
对于脑缺血性疾病，其实中国的神经外科一直在持续关注和发力，据我们初步统计，近二十年间，国内神经外科医生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仅临床研究类文献就有227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年增加。
从大学的层面来看，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确实更为突出；焦力群、吉训明、刘建民、王嵘、史怀璋、王大明、段鸿洲等医生形成了系统的研究，并始终保持着与欧美等国家密切的国际合作。
从研究热点来看，神经外科医生的兴趣与神经内科医生不太相同，更多关注于治疗、手术相关危险因素和预后结局，而且存在很大的时间变化，2016-2017年，各类研究的主题词主要是颈动脉狭窄、烟雾病、颅内动脉狭窄等疾病和CEA手术、搭桥手术、支架治疗等手术方式，而在近两年，热度已经逐渐过渡为急性卒中的取栓治疗，但不管如何变化，卒中一直都是最热的关键词，也一直都是中国神经外科医生关注的重点，毕竟无论脑血运重建如何实施，预防卒中、保护脑组织才是我们最终的研究目的。
正是这些前辈和同行者，不断推动神经外科在缺血性脑血管病领域的发展，从手术治疗到介入治疗，从手术风险到影像研究，并逐渐过渡到疾病的机制研究，形成从基础到临床的全面研究体系，而研究缺血疾病的神经外科医生也从小众逐渐成长为大团队，相信在未来十年，脑缺血疾病或将成为中国神经外科的重点方向。
回到CMOSS，一个历经十年的研究，能坚持下来就有说不尽的感谢，首先要感谢凌锋教授，一直让我们去做似乎遥不可及的事情，希望您的“小鞭子”一直抽打下去；感谢赵国光院长、岳小林书记，宣武医院是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这个平台赋予我们更广的视野和更强的责任感，医院的有力支持和良好氛围保证了我们能坚持下来这十年；感谢张鸿祺主任和我们神经外科同仁们，宣武神外在近二十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有赖于团结的家风和不惜力的努力，这一直是我们最好的科室文化。
感谢CMOSS所有的参与者和医院、科室，感谢天津市环湖医院佟小光教授和协调员吴向辰，华山医院顾宇翔教授和协调员倪伟、高超，聊城市人民医院王继跃教授和协调员张利勇、郝继恒，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佟志勇教授和协调员王刚，山西医大一附院蒯东教授和协调员鲍荔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总医院蔡艺灵教授和协调员玄璿，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任军教授和协调员唐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王东海教授和协调员赵鹏，解放军307医院段炼教授和协调员韩聪、符荷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买买提力.艾沙教授和协调员郭震，南京市鼓楼医院杭春华教授和协调员王毅，武汉同济于加省教授和协调员陈如东、朱淼淼。感谢武阳丰教授和汪海波教授的团队，何其有幸能与国际一流的方法学专家合作，从CASSISS到CMOSS，一直都是我们背后默默无闻的支持者。感谢我们团队的科研助理和小朋友们，尤其是彩虹、康康、白雪松。
特别要感谢马妍，在当年还不懂临床试验的年代，她承担了CMOSS的PI、SUB-I，甚至是PM、CRC和CRA的工作，一个人就做了CRO公司的全流程
写在最后，
这个“小作文”并不是炫耀或总结，只是一个五十岁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坚持20年后的内心感悟，我们这个团队从凌导建立伊始，就在神经外科内研究“非神经外科传统”的缺血性疾病，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神经外科医生专心投身入脑血运重建的工作中来，因为我们的时代进步需要健康社会，我们的学科发展需要拓展思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百姓需要更优生活质量！
作者简介
焦力群
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和介入放射科，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介入放射科主任，神经外科副主任，脑血运重建中心主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宣武医院济南医院院长。兼任《中国脑血管病杂志》主编；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国家卫健委继教中心神经介入专委会主委；国家卫健委脑防委缺血性卒中外科专委会主委；国家卫健委脑防委缺血性卒中介入专委会副主委；北京介入医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先后师从于朱树干教授和凌锋教授，获得神经外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鲍圣德教授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从事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外科和介入治疗，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复合手术治疗颈动脉闭塞、椎动脉闭塞，以及药物球囊治疗椎动脉狭窄等创新手术，并带领宣武医院脑血运重建中心在此领域深入研究，同时，长期重视教育培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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