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之前，孙太后是否想过要让朱祁镇复位？在这篇文章，笔者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在明朝，一国之君的废立并不是一个女流之辈可以左右的，即便贵为皇太后，在无任何特殊情况之下都不可以也不可能做出动摇国本的行止，太祖高皇帝曾在《皇明祖训》里严格规定过“后宫不得干政”，并要求大明后世子孙必须严格遵守。

所以说，如果不是关系到江山的稳固社稷的安危，后宫是不可能参与朝政的，更不用说主持朝政了。

但是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也先裹挟明英宗包围京师企图逼迫朝廷投降，假如当时朝廷迫于无奈而投降，那么立国还不到百年的明朝就算是亡了。

国家存亡这种大事，朝臣不敢擅自主张，所以他们只能请孙太后出山。毕竟皇帝北狩，太子未立，如此种种既是国事也是朱家的家事，他们急需一个身份地位较高的皇室宗亲出来主持大局，孙太后无疑就是最佳人选。

大臣们选择让孙太后出面稳定局势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当时张太皇太后早已作古多年，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孙太后了。

要知道，自宣宗驾崩之后，孙太后在朝中一直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当时有张太皇太后统管后宫，更有三杨如此强大的内阁辅政，孙太后想插手也是不可能。所以英宗早期尚能励精图治，但是随着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的陆续去世，孙太后根本震慑不住王振，最终导致王振专权。

通过这些也能看出，孙太后不管是从威望上讲还是从能力上来看，其实都不足以裁决皇帝的废立。

当初，瓦剌裹挟明英宗围攻北京，大臣请孙太后出山也是无奈之举，只能将孙太后推到了风口浪尖。

孙太后虽然贵为太后，但她也有常人所具有的“人性”，笔者谈历史，除了遵从史书的记载之外，也习惯辅之以“人性”，毕竟每个人所作出的任何行为决定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而“人性”就是每个人的“私欲”，孙太后当然也有她的私欲。

孙太后的私欲就在于她的亲生儿子明英宗朱祁镇身上，我们不妨从这方面着手去试想一下当时孙太后的心理。

当时的局势是，朱祁镇被俘，生命危在旦夕，瓦剌人想要以他的命来换取北京城，可是大臣们并不想用江山来换取一个被俘皇帝的性命，皇帝没了可以再换，但江山没了，换回了皇帝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一致决定另立新君，可是另立新君是需要得到皇室同意的，即便他们已经决定好了，但如果没有得到皇室的同意，他们的一切行为就等同于谋逆。

因此他们必须让孙太后承认他们所决定的一切，以此来为自己正名，取得行为上的合法性。而孙太后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平安归来，可是朝臣们的逼迫和现实狠狠地打击了她，她意识到儿子的皇位注定不保，但是她又不甘心自家的皇位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在向大臣们妥协的同时，她又极力的争取，令大臣们也做出了退让，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

孙太后同意朱祁钰为帝，为朱祁钰的皇位正名，但必须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将来皇帝驾崩后，皇位还要再传回朱祁镇一脉。

这就是“人性”，就是孙太后的私心。

在孙太后与大臣们互相妥协之后，朱祁钰临危受命，登基为帝，他重用于谦等大臣击退了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在位期间，选贤任能，朝政相比于英宗朝为之一新，如此来看，朱祁钰也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帝王。

但还是那句话，朱祁钰也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就是在皇位稳定之后，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当太子，所以在景泰三年（1452年），他废了朱见深太子之位而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此举招致了部分大臣的不满，因为朱祁钰破坏了当初的约定，可是从法统上讲，朱祁钰这么做也并无不妥。

可是这么一来，孙太后被彻底激怒了，本来孙太后对朱祁钰登基一事就耿耿于怀，但如果日后孙子能继承大统，她也可以勉为其难的接受。不过朱祁钰废掉朱见深就等同于击破了孙太后最后的希望，因此孙太后决心维护她儿子及孙子的利益。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朱祁镇复位，行动之前，他们密告孙太后，孙太后想都不想便同意了，这便是“夺门之变”。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其实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之前，孙太后就一直希望朱祁镇复位，如果朱祁镇复位不成，退而求其次孙子能继位也可以，只是出于个人的能力威望，祖训的限制以及时局的复杂多变，她无法以一己之力保证之后的事情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所以最终孙太后还是选择了勾结石亨，徐有贞等奸佞发动政变，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助英宗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