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绪论
一 《周易》的特征
《周易》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作。儒家以它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首，道家以它为“三玄”（《老》、《庄》、《易》）之一，无论研究天文、地理、音乐、兵法，还是研究声韵、数学、武术、气功，古人都喜欢援引、借助《周易》的学说；至于道士炼丹，术士算命，更是以它为根据，以它为招牌。在古人看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插图], 《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可以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至少是哲学指导的角色。它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罕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璀燦的明星。
《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我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是其思想的深邃。
《周易》的思想很复杂，可以说是言人人殊。但是，阴阳对待、流行和时中，应是《周易》最为典型的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一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阴爻--和阳爻-组成的。《易传》将其阐发为阴阳哲学，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周易》不但阴阳相对，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两两相对，乾坤、坎离、泰否、损益、谦豫、晋明夷……不但八卦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全部六十四卦也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晦而已。所以，读《易》当以“对”观。《周易》的这一特点，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对待”观。这种“对待”观不能简单地看做“对立”，更包括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思想。
“《易》者，变也。”《周易》就是“变经”，就是讲运动、变化规律的，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流行”。《周易》的卦与卦之间是可以相互变化的，乾卦可以变为坤卦，泰卦可以变为否卦。反之，坤卦也可以变为乾卦，否卦也可以变为泰卦。《周易》从乾坤到既济，象征着事物一个发展过程的圆满结束。但是，既济卦之后还有未济卦，明显含有事物的发展是无穷的思想。
《周易》重视中位，也重视时。这种思想，《易传》概括为“时中”。“中”，不但含有不偏不倚，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的思想，也含有主张秩序的思想，甚至还包含有“正统”论的倾向。《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一卦的“卦时”；一卦六爻，每一爻都有一爻的“爻时”。强调“时”，就是主张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这些思想，不但吸引和启发了古人，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它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其思想表现形式和方法的特殊。
中国古代哲理深刻的著作很多，为什么它们都不如《周易》影响大呢？除了历史的原因外，首先要引起注意的就是其思想表现形式的特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说理的，靠的是逻辑的力量。但是，深刻的哲理要让一般民众都感兴趣，实在是勉为其难。而“《易》则寓于卜筮”，以“神道设教”（《周易·观·彖传》），接过一般民众都迷信的筮法，装进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内容，将迷信的形式和哲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使对哲学不感兴趣的民众易于接受，这样，尽管“见仁见智”，但对《周易》哲理的普及无疑是有效的。
《周易》思想表现方法的特殊则更值得注意。《四库》馆臣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典籍很多，但没有哪一种典籍发展到了《周易》的极致。《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借天道来说人事之理的，但它们都是文字的推阐，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文字的内涵毕竟有规定性，表达思想有一定的限度。《周易》则是卦画符号与汉字的结合体。虽然其卦爻辞是文字，表达的意思有限，但其卦画符号的功能却无穷，什么都能用它来代表，就好像X和Y一样，所以冯友兰（1895—1990）称《周易》是“宇宙代数学”，虽然“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可以说，“《易》道”之所以“广大”而“无所不包”，主要不在于它的卦爻辞，而是在其卦画符号。而卦画符号与卦爻辞的结合，就使《周易》成为了一种早期的符号哲学。
再次，是其历史的特殊。
关于《周易》的历史，《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这是说，《周易》一书，经历了上古的八卦阶段、中古的六十四卦阶段、下古的《易传》阶段。而八卦为伏羲所作，六十四卦为周文王所演，《易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这么悠久的历史，如此显赫的作者，中国其他典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难怪古书编目，总是以《易》为首。
由此看来，《周易》是一门发展的学问。所谓“伏羲画卦”、“文王演卦”是指《周易》本经的形成。而“孔子作传”则是指《易传》的产生。严格地说，《周易》或《易经》，应指西周时期形成的《周易》本经，而不应该包括《易传》（指“十翼”）。但由于古人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而孔子是“圣人”,“圣人”之作当然可升为“经”。于是，《周易》或《易经》，也就包括了《易传》。
严格地说，除《周易》本经以外的所有研究《周易》本经的著作，都可称为“易传”。但由于《易传》（指“十翼”）习称为孔子所作，以致可与《周易》本经并列，也就成了专称，别的研究《周易》本经的著作也就不好再称为“《易传》”了。这些著作我们可称之为“学”。这样，易学著作也就分成了“经”（指《周易》本经）、“传”（指《易传》，即“十翼”）、“学”（指《易经》、《易传》以外的所有易学著作）三部分。
儒家经学系统的典籍从汉朝开始，都包括经、传、学三部分。《周易》系统的典籍也是如此。如宋朝朱熹（1130—1200）注解《周易》的著作《周易本义》一书，即由此三部分组成。其中，既有经文，也有传文，朱熹对经、传文所作的注解则属于易学。今人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解，则属于当代易学。
应该指出，由于《易传》“由传而经”的特殊性，人们习称的“《易经》”已包括了《易传》。所以，“易学”不但包括了对《周易》本经的研究，实质上也包括了对《易传》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更多的“《易》外别传”，即借《周易》本经和《易传》之题发挥的著作，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之类。
这三部分中，“经”是源，“传”与“学”是流。它们固然有许多的共同点，但显然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作品，我们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易传》有的东西，并不等于本经就有，也有可能是《易传》的创造。后来易学著作有的东西，也不等于一定出于本经或《易传》，也有可能是后人的发明。研究《周易》，我们一定要有历史观念，懂得哪些是本经具有的，哪些是本经可能会具有的，哪些是本经不可能具有的。不要把本经不可能具有的强加于本经，也不要轻易否定本经可能会具有的。把后来易学著作才有的东西强加于本经，就会得出《周易》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错误观念，走向神化一途。轻易否定本经可能会具有的，甚至对本经已经具有的视而不见，就会贬低本经的思想性，视本经为简单的筮书，走向矮化一途。
二 学《易》的意义
为什么要学习《周易》？这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代的学者以《周易》经传为圣人之书，其中蕴涵着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从而认为易学研究的任务是发掘其中的大道理，使圣人之道发扬光大；学《易》则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能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与天地参。当然，也有学《易》为了算命的，但只是旁门左道，不入正流。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历代图书目录，《易》学著作的正统部分都列在经部第一，而与圣人之道无关的《易》学著作，则列入子部术数类。这种重“道”而轻“术”的取舍，很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今天学《易》与古人有所同，也有所不同。比较起来，应是同大于异，而不应是异大于同。具体理由，可以列举以下几点。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章中曾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晚年，他又特别强调这一观点。
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指出：“文化的特质与差异较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更难改变，也更不容易妥协与解决。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可以变成民主主义者，贫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罗斯人却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变成亚美尼亚人。就阶级与意识形态冲突而言，关键问题是：'你到底站在哪一方？’人们可以，并且事实上会选择并改变立场。而文化冲突的问题则在：'你是什么？’但这是既定且不能改变的。”
这就是说，政治观点和经济情况是可以变化的，而文化背景是无法改变的。文化高于血统，高于种族。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质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中国人。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的人，哪怕他是汉种，具有纯正的中国血统，也不能称为真正的中国人。而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传统文化。不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珍惜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数典忘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中国人。
而要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学习《周易》并了解有关《易》学的知识，实在重要。
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临终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寄中国哲学的希望于《周易》研究。为什么呢？这除了《周易》本身的特点外，应该还有中国哲学历史的原因。
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是以易学研究的形式展开的，不懂易学就不懂中国哲学。比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象数、言意和神化等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范畴，都出自易学。不懂得《周易》的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特别是其独特的易学理论思维模式，要弄清这些范畴的起源、演变及其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哲学号称“儒道互补”。儒家哲学发展的高峰当推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1017—1073）到朱熹，再到王夫之（1619—1692），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形式说，是通过其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五大流派，无论是理学派还是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都来源于易学问题。[插图]他们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有《太极图说》、《通书》，邵雍（1011—1077）有《皇极经世》，程颐（1033—1107）有《程氏易传》，张载（1020—1077）有《横渠易说》，朱熹有《周易本义》，王夫之有《周易内传》和《周易外传》……几乎每一个理学大家，都是易学大家。不懂得《周易》，要懂得宋明理学，进而懂得儒家哲学，应该是不可能的。就道家、道教系统而言，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谈王弼（226—249）玄学，不去研究其代表作《周易注》的易学问题；谈“方外炉火”——道教的炼丹理论，不懂卦气说，要做出正确的评论，也是不可能的。
“六经皆史”，学习中国上古史尤其离不开《周易》。近代以来，顾颉刚（1893—1980）、闻一多（1889—1946）、郭沫若（1893—1978）、屈万里（1907—1979）、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y）等人利用《周易》卦爻辞的材料，揭示了中国古史的许多秘密。
《史记·殷本纪》对商汤之前许多先公的记载，极为简略。对于其记叙的可靠性，学者很有疑问。罗振玉（1866—1940）等人首先从甲骨卜辞中识别出了若干先公先王的名字，王国维（1877—1927）继而深入研究，与《史记·殷本纪》比较对读，终于证明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的记载确有根据，但也有一些错误[插图]。这样，经过文献和出土材料的双重互证，殷商一代终于成了信史，而王国维也成了我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对殷先公先王的考证，以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最为出名。顾颉刚受其启发，推衍其说，发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王亥丧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嫁女等一系列商周史事，做出不凡的成绩。后人继踵其华，使这些长期以来被淹没的史料露出了真相。
比如《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旅》卦上九“丧牛于易”，顾颉刚认为都是王亥的事迹，是说商人先祖王亥在有易这个地方放牧牛羊，被有易部落首领杀害的故事。王亥是商代开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两千年来在史学界湮没无闻，《周易》的这两条爻辞虽然简短，却包含了王亥故事的不少细节，填补了商代开国史的空白，其意义是巨大的。
又如《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据《尚书·高宗肜日》，即商王武丁。高宗伐鬼方，王季伐鬼戎，纣以鬼侯为三公，都是殷商时事，入周以后，鬼方便不再在史事中出现。实际上鬼方只是商代通行的词，西周以后即成陈迹。《周易》载有武丁伐鬼方故事，正表明其撰作之早。[插图]
又如《泰》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帝乙一名屡见于《尚书》，其历数商朝的列王，成汤是第一代王，帝乙则是亡国之君纣的父亲。顾颉刚结合《诗经·大雅·大明》的记载，认为“《周易》中的'帝乙归妹’一件事就是《诗经》中的'文王亲迎’一件事”。夏含夷进而指出《归妹》的九四、六五、上六爻辞描写的是由于帝乙之女不育，导致了与周王婚姻的失败，暗示了商人与周人关系的破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征了“大邦”商被小邑周取而代之。不但《泰》、《归妹》两卦，《否》、《渐》两卦的爻辞反映的也是这一史实。
郭沫若、闻一多则把《周易》当做研究考察商周社会生活的史料。郭沫若指出：“全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项文句。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于是他考证出：《周易》的时代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牧畜还是生活的基础，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国家的雏形是约略具备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仅是雏形，和氏族社会相隔并不甚远。人的生产价值老早发现了，结果是用到颓废了的生产上去，于是奴隶制度便产生出来。奴隶便成为财产，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阶级在事实上公然存在，有一般的抽象的社会上的阶级，那就是大人君子和小人。闻一多在此基础上，将《周易》卦爻辞分为有关经济、有关社会、有关心灵三大事类，从中钩稽出器用、服饰、车驾、田猎、牧畜、农业、行旅、婚姻、家庭、宗族、封建、聘问、争讼、刑法、征伐、迁邑、妖祥、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大量史料。
学习《周易》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周易》的卦爻辞往往押韵，学者们视之为“古代文学的起源”。王岑认为：“中国诗坛上最早的萌芽，就是《易经》里边的这些简短的诗歌，因为在她们之前，没有真正可靠的文学作品，而在她们之后，演进为辉煌灿烂、震古烁今的《诗经》。她们是中国诗歌的先声，也是吾国文学的鼻祖。对于这些珍贵的诗歌，我们应该予以十二分的重视。”高亨（1900—1986）用“赋比兴”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周易》的卦爻辞，认为其中有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有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有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还有采用类似寓言的短歌，由此论定：“由《周易》中的短歌到《诗经》民歌，也显示出由《周易》时代到《诗经》时代，诗歌的创造艺术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如果说《周易》中的短歌是《诗经》民歌的前驱，似乎也接近事实。”所以，讲中国文学史，讲中国诗歌史，是难以离开《周易》的。
《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也”。《周易》无论卦爻符号还是卦爻辞，都是“立象以尽意”。因此，《周易》不但是一部以象征为基本特征的作品，而且其卦爻辞也创造了许多有一定文学意义的象征形象，并对先秦文学中常用的一些象征手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周易》卦爻辞是我国古代文学象征的滥觞。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其篇章布局本于《系辞传》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设置五十篇，而可切用于论文的仅《原道》至《程器》四十九篇，末篇《序志》只不过是总结性“以驭群篇”的文字，这就是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其内容既引据《周易》卦象，以说明文学问题，又援引《周易》文辞，以丰富文论意蕴；既探研《周易》创作，以推阐文学源流，又融化《周易》词语，以自铸美意伟辞。因此，不懂得《周易》，是不可能读懂《文心雕龙》的。而不懂得《文心雕龙》，谈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很难启齿的。
（二）研究今天的中国的需要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继续和延续，易学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其影响则沉积在民族群体和每个人的身上。这些影响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无形的、潜意识的。学习《周易》，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面貌，甚至民俗，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毫无疑问，它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中国哲学的渊源。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矛盾论》的基本内容就是阐述“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这也是《周易》阴阳哲学的发展。毛泽东（1893—1976）曾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这不但指出《系辞传》“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实质就是“两点论”，而且还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对立由今追溯到了《易传》。可以说，不懂得《周易》的阴阳哲学，讲毛泽东《矛盾论》的思想渊源是讲不清楚的。
陈晋说：毛泽东“对《周易》相当喜爱，他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列举的上述种种对立现象，明显来源于《周易》。特别是《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天道盈虚消息，动变无穷；君子所为，便是效法天道，精进有为，在日新月异的运动变化中实现自身的能力价值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对他更是有直接影响”。毛泽东崇“动”尚“变”好“斗”的思想性格，人们注意到了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宣传的“穷则变，变则通”说的影响[插图]。其实，《周易·系辞传》就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追溯其本，当来源于《易》。
新儒家也是当代思想界的显学。其开山熊十力（1885—1968）的哲学对当代新儒家有重大的影响，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徐复观（1903—1982）等当代新儒学大家，均出于熊十力之门。而熊十力的哲学本于《周易》，所以说“《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开体用不二之宏宗”。其《乾坤衍》即是对《周易》乾坤哲学的推衍。读新儒家的著作，不懂《周易》，也是很难读懂的。
我们今天流行的许多术语，原本就出于《周易》。如“革命”一词，20世纪以来，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其实就出于《彖传》对《周易·革》卦之义的阐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而近些年来更为耳熟的“改革”一词，也不过是其变种。
随着大陆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与时俱进”的观念深入人心。考镜源流，这一思想与《周易》关系非常大。从乾卦来看，《周易》本经已有“时”的思想。从初爻到九二再到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在不同的爻位里，龙由“潜”到“见”，到“跃”，到“飞”，到“亢”，表现各有不同。特别是九三爻辞，君子白天是乾而又乾，努力工作，晚上则安闲休息，真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言传》将其分别概括为“与时偕行”、“与时偕极”，说是“时乘六龙”，应该是准确的。《彖传》等说《易》，多以“时”解。如“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等等。所以，“时”应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没有比《周易》更重“时”的。追溯“与时俱进”的渊源，毫无疑问，应该追溯到《周易》。
而对《周易》缺乏了解，则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时下颇为流行“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说。《周易·贲·彖》:“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天象，所以观天象，就可以察时变，掌握天气的变化。如此类推，“人文”当是指民情。所以观民情，因情施教，因地制宜，就可以“化成天下”。由此可知，“人文”与“天文”一样，都是中性词，并无值得肯定的价值内涵。提倡“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说法，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是有欠妥当的。应该改提“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珍视人的价值。这较之涵义模糊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说，应该更为合适。
又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非常出名。但人们在解释时，或者说它出自《周易》的卦爻辞，或者说它出自《彖传》，或者说它出自《系辞传》，都是错误的。说它出自《周易》，出自《易经》，出自《易传》，出自《象传》，都还可以；严格地说，应该出自《周易·大象传》。“厚德载物”出自坤卦《大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出自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在清华大学任教十几年了，发现各种宣传品上的解释，甚至包括校史，很少有说对的。这应该是对《周易》的内容缺乏正确认识造成的。
学习《周易》对于了解社会风俗也是有必要的。今年是羊年，家家都说“三阳开泰”。羊和阳谐音，而《周易》泰卦的卦形为，从下往上数，其初爻和第二、三爻都是阳爻，所以说“三阳”。开，始。泰卦开始的三爻都是阳爻，所以说“三阳开泰”。又如女同志带的手包称为“坤包”，女表称为“坤表”，为什么呢？原来在《周易》里，乾为男而坤为女，所以女同志用的就称之为“坤”了。我以前在长沙工作，每次经过一个叫“水风井”的地方，都觉得名字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习了《周易》，才豁然明白，原来《周易》井卦的卦形为，上三爻为八卦的☵坎，☵坎代表水；下三爻为八卦的☴巽，☴巽代表风。井卦卦形上坎下巽，也就是上水下风。“水风”就是井卦的卦形。又如蒋介石的名与字，也出自《周易》。《周易》豫卦六二的爻辞是“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小象传》的解释是“'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介石”之名，取自豫卦六二的爻辞；字为“中正”，则出自《小象传》。根据爻位说，《周易》六画卦的二爻、五爻为“中”。而阳爻居奇数位、阴爻居偶数位为得“正”。豫卦六二爻爻位为“二”，为下卦之“中”。“六”为阴爻，居于偶位“二”，是为得“正”。豫卦六二爻既居“中”又得“正”，所以称为“中正”。由此可见，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易》道”也还是“广大”的。
（三）弘扬中国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只有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易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不但在我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国外也有积极的影响。
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周易》相当流行，其中韩国特别突出。韩国的国旗叫太极旗，是白地中间有一圆形的太极，太极由两种颜色青色和红色组成，分别含有阴、阳两种含义，太极的周围是乾坤坎离四卦图。尽管韩国人强调他们国旗的韩国特色，但也不讳言出自《周易》及其易图。
韩国国旗
科学家们对《周易》的推崇则更令人深思。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因为从二进制数学理解了六十四卦图（邵雍的六十四卦方圆图）而高兴地说：几千年不能很好地被理解的奥秘由我理解了，应该让我加入中国籍吧！他在致德雷蒙的信中曾这样叙说他的这一贡献：“《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是二进制算术……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半个世纪前，日本学者伍来欣造在其《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中，评论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与易图的一致性时曾说：“二元算术与易，便是东西两文明之契合点的象征。”
莱布尼茨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N.Bohor, 1885—1962）1937年访问中国时，了解到中国的阴阳概念，深受震惊，尤其对太极图感兴趣，认为他一生反复阐述的量子力学中的互补观念在中国也有它的先河。他因科学成就被封为爵士时，亲自设计自己家族的族徽，以太极图作为主要图案，并刻上了“对立即互补”，以象征中西文化的融合。
玻尔
玻尔设计的族徽
1988年，在北京召开“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讨论会”，中国著名画家吴作人为此次会议制作了“太极图”会标。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非常欣赏。他说：“您的大作已获国内外科学家的最高评价。如太极、两仪，画中包含的抽象概念，已超过了物理上的基础理论。而其形象动荡，更深深地表达了从宇宙星云至电子、质子………一切之形成。结合古今、融协万象，实创作之结晶。”
“太极图”会标
这幅作品珍藏在中国国际物理研究中心大楼的展厅中，设计图案已定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志。
从莱布尼茨到李政道，科学家们对易学理论的推崇“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易学中的理论思维，的确有永恒性的东西，可以为人类新思维的形式提供某种养料或借鉴。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今天，易学中的那种'究天人之际’的精神，那种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观，那种整体生成论的方法，对于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确实能以其历史的遗惠为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启迪”。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生成论”较“构成论”更适合于科学的继续发展；与“生物进化论”和“热退化论”相比，“循环论”也更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而“天工开物”和“道术一本”作为科学技术观，把技术视为沟通人与自然的中介，而不是人类掠夺自然的工具，“有利于克服不考虑后果的技术的滥用”，而使“科学技术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
李政道
但是，如何看待易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于光远认为《周易》作为哲学，只能给科学研究以某种启发，不可能运用它直接取得科学成果。不仅《周易》，而且世界上任何古籍，都不能对现代科学发展起直接的作用。
而徐道一则认为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是《周易》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周易》的科学思维、宇宙观和微观世界在许多基本点方面是相通的，甚至少数情况下吻合得相当好。对《周易》的研究可以对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因此，他将所谓“科学易”改称为“周易科学”，其内容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以现代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周易》中内涵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论述；另一方面把《周易》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取得实际效果，推动现代科技进一步发展。
董光璧认为应当将“科学易”与“易科学”区分开来。所谓“科学易”，是“以科学治易学”，是易学家的工作，属于解释学的范畴。所谓“易科学”，是“以易学治科学”，是科学家的工作，属于科学的范畴。两者的差别是“理解”与“创造”之别。“以科学治易学”作为易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创新对《易》的理解而使易学得以发展，是保存和发展易学的一种好方式。而“以易学治科学”的目的是借易学中某种观念或方法的启迪进而达到新知识的创造，难度要大得多。
我赞同于光远的观点，也不否定“以科学治易学”的工作，但对“以易学治科学”则实在缺乏信心，也以为大可不必。用王弼的话来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周易略例·明象》）“治科学”者，又何必一定要拘泥于易学呢？
事实上，将易学直接运用于科学研究，迄今尚无成功之例。
20世纪30年代，旅法华人刘子华（1899—1992）将八卦的逻辑结构用于分析太阳系，以八卦配星球，得出了存在一颗尚未被认证的行星的预言。1940年11月18日巴黎大学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其论文，并授予其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据传中国天文学家张钰哲对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持否定态度。至今中国天文学界对此未发表任何书面肯定的意见。也就是未把刘子华的这一工作，作为科学工作接受下来。……八卦宇宙论至今仍不是科学”。
从德国学者M．申伯格（M.Schōnberger）开始，许多学者都投入了生物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对应关系的研究，言“易科学”者，几乎都津津乐道于此。但科学史家比较了申伯格与秦新华、萧景林、徐宏达、顾明、潘雨廷、王贲胜的工作后指出，“各种密码卦模型之间的巨大差别表明，这类研究尚未达到确定的科学结果”。
至于“太极是科学的灯塔”、“化学元素周期性变化与古代八卦排列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规律性。因此，可以应用八卦的原理，去探讨原子的秘密”、“提出八卦定灾指示图，改进现代水文预测方法，并取得较好效果”等等[插图]，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公认则更为困难。
总之，善《易》者可以“以科学治易学”，开出一片易学的新天地，也可以易学的理论思维为人类科学新思维的形式提供某种养料或借鉴。但切不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以易学代替科学。这是我们在肯定易学对于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时万万不可忘记的。
（四）《周易》和易学史本身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记得1997年10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的“第二届易学与当代文明研讨会”开幕式上，吉林大学的吕绍纲（1933—2008）教授宣读了金景芳（1902—2001）先生的贺信，其中说到“我研究了70多年的《周易》，有许多问题至今也还没搞清楚”。出席会议的某名人当即就说：一个东西如果研究了70年还有问题搞不清楚，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了。在随后的讨论中，我当面提出了批评，说科学史上70年没搞清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是1742年提出来的，至今尚未解决，你能说陈景润的工作就没有意义吗？人类起源之谜至今也还有争论，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也不会低于70年。那名人恼羞成怒，当即偕夫人退出了会场。
其实，求知是人类的天性。《周易》经、传本身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易学史上也有诸多谜团有待清理，这正是驱使我们学《易》的内在动力。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传》）, 《周易》也就没有生命力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周易》之所以影响最大，就在于它问题最多、最大。
比如卦名乾，本义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有争议。卦名坤，本义到底是什么？也还是问题。六十四卦的卦名，说不清楚的决非这两个。
卦爻辞中问题则更多。一个“贞”字，古人以为正，今人则释为贞问，谁是谁非，也难有定论。
六十四卦的卦义，有一些尚不清楚，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
六十四卦卦与卦之间的关系，《易传》中的《序卦传》和《杂卦传》就有不同的解释，其真相如何？还不好遽下结论。
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义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周易》自身是否存在着象辞相应之理，也就是说，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
老实地说，《周易》六十四卦，几乎每一卦都存在问题，四百多条卦爻辞，说至少有一半尚有争议，绝非危言耸听。
《易传》的问题也不会少于《易经》，从李镜池的著作到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许多基础性的东西都引发了讨论。
易学史上问题则更多。比如先天卦位的起源、河图洛书的真相、太极图的来源等等，有的一直没有解决，有的以为解决了，其实还是问题。
现代又出现了“以科学治易学”的“科学易”、“以易学治科学”的“易科学”……可以说，哪一个地方都是问题。
易学之树常青，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探讨问题，解决问题，逼近真理。
三 学《易》的方法
《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63年曾经引起过我国学界的热烈讨论。讨论的中心集中于两点：一是研究《周易》是否应当以“传”解“经”；二是在研究中如何划分现代观念与古人思想的界限。但此类讨论仅涉及局部范围，尚未深入展开，所以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结论。
事实上，《易》学史中的不同流派，往往都采用过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如《左传》、《国语》所载《易》说重在“本卦”、“之卦”的爻变，汉儒解《易》常用“互体”、“卦变”、“卦气”、“纳甲”、“爻辰”、“升降”、“消息”、“之正”等法，王弼《易注》参以老庄哲理，程颐《易传》贯注着儒家思想，李光（1078—1159）、杨万里（1127—1206）援史证《易》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人对《易》学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及运用。
那么，今天我们应采用怎样的方法学习《周易》呢？黄寿祺（1912—1990）、张善文教授曾提出过八条意见，颇值得重视。下面，笔者在黄、张说的基础上，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先学易学史，从源溯流，对易学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易学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据笔者参加编撰《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时的不完全统计，仅现存的1911年以前的《周易》类古籍，就有2000多部。而民国以来，专著、论文又年逾一年，难以确数。吕绍纲编《易学大辞典》收入1911—1991年易学专著140多部，论文1230多篇。至于1991年以后，论著的数量更多了。
易学著作质量的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也是有目共睹的。总的来说是有见解的少，重复的多；严谨的少，信口开河的多；平允的少，走极端的多；重考据的少，空谈大道理的多。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自学往往难上正道，以致多有“歧路亡羊”之叹。
据笔者的经验，学《易》应当先学易学史，只有对古往今来易学发展的大概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哪些书当先读，哪些书当后读；哪些书当精读，哪些书当泛读。如果不了解前人的曲折，只凭血气之勇，势必会南辕北辙，热情也不会持久。
（二）以经传为本，旁及其他
学习《周易》第一要以本经为据，其次则要重视《易传》。今人读《易》，强调经传分离，经是经，传是传。古人读《易》，则强调经传一体，以传解经。这两种方法，都有是有非。忽视经传的区别，以传代经，确实违反历史主义的原则；但忽视经传之间的联系，否定传本于经的事实，也不见得科学。特别是《易传》在发展《易经》的阴阳哲学上，有突出的贡献，代表了正确的解《易》方向，对此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只能埋没《易经》的积极面，流于卜筮而不能自拔。所以，过分地强调经传分离，表面上看来是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实质上隐伏着理性精神迷失的危险。
经传学好了，再学习其他易著也就有了基础。这样，我们就可根据易学史的知识，进行挑选。一般来说，应先读《左传》、《国语》、《穆天子传》以及出土简帛的记载；再看汉魏古注（主要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六朝、隋、唐诸家义疏（以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代表）；然后是宋、元、明、清各家之经解（宋、元人经说多见《通志堂经解》，清人经说可读《清经解》、《续清经解》）；最后才是今人的新注新解。
古人的重要注疏也可到《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中去找。这两种丛书过去阅读不容易，但现在有电子版，在超星上就可读到，非常方便。
（三）象辞一体，以象数为义理服务
《周易》的象辞是否有相应之理，是有争议的。读《易》以义理为主，还是以象数为主，也是有争议的。
我们认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义，也就是说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关联，也存在着实质上的内在的逻辑联系。承认这一前提，就可知道读《易》既不可舍象数而言义理，也不可不顾义理来谈象数。
《易》生于筮，筮源于数。“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象辞一体，这是《周易》有别于其他典籍的特征。如果只谈义理，不谈象数，那《周易》与其他典籍就没有区别了，《周易》就不成其为《周易》了。反过来，只谈象数，不顾义理，即使能靠上科技史，也必然会“行之不远”。因为研究数学，研究物理，研究化学，甚至研究天文历法，就是不学《周易》，也能照样进行；学了《周易》，也不一定比别人研究得好。中国科技的落后，我们不能归诸学《易》；但也不能说中国人学《易》，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由此可知，《周易》的义理是本，象数只是手段，是为义理服务的。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孔子学《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虽然强调要“幽赞”、“明数”，但其目的是“求其德义”。孔子开创的这一传统，应是学《易》的正道。几千年来，人们认可并选择了孔子的《易》教，而没有选择“赞而不达于数”、“数而不达于德”的“史巫之筮”，是明智而有理性的，当属历史的必然。
（四）掌握《易》例
朱伯崑教授说，《易传》对《周易》的解释有两套语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前者谈筮法问题，后者谈哲学问题，谈哲学问题，往往又不脱离筮法问题。其实，不但《易传》, 《周易》本经也有两套语言，只不过筮法语言“显”，而哲学语言“隐”而已。
《周易》本经的筮法语言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前人称之为“《易》例”。掌握了《易》例，就能了解《周易》的筮法语言；不掌握《易》例，就读不懂《周易》的筮法语言，最终也不能了解其哲学语言。一部《周易》，难字并不多。比如乾坤两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难字。“用九”、“用六”，都是非常容易的字。但不掌握《易》例，不懂《周易》的筮法语言，是根本讲不清楚的。从这一点来看，《周易》之难，就在于其筮法语言的难以掌握，就在于《易》例探索的艰难。
前人在《易》例的探索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六爻居位特征、承乘比应关系及卦时、卦主、中正等规律，这都是需要掌握的。具体可以参考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之《读易要例》的有关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前人归纳的《易》例要重视而不可迷信；对那些经不起实证检验的《易》例要敢于舍弃；同时，应该根据《周易》的新进展，归纳出新的《易》例。
（五）重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
近年来，与《周易》有关的材料不断出土，其中有许多是王弼、孔颖达（574—648）、程颐、朱熹、高邮王氏父子没有见过的文献。这些出土材料，不但给易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与现有的文献相互印证，能加深我们对现有文献的认识。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12万多字的帛书，这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卷子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文献发现。这批珍贵的帛书中，有关《周易》方面的共有2万余字，既有经，又有传。帛书《周易》经传涉及《周易》经传的作者问题、易卦的形成问题、卦序问题、卦名和卦爻辞的异文问题、《系辞传》和《彖传》《文言传》的形成问题、《周易》的历史地位问题、传《易》的学派问题、帛书《周易》经传同今本《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等等，无论对研究《周易》经、传本文，还是对研究易学史，帛书《周易》经、传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楚简《周易》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插图]，但从上海博物馆书法馆所展出的两支简来看，其阴爻、阳爻与今天通行的“-”、“--”符号无别，因此，断定“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上的卦画是中国最早用阴阳爻写成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其卦名“”、“大”居于卦画之后，下接卦爻辞，与今通行本无异。所以，说“战国中期以前没有卦名”也是不能成立的。楚简《周易》卦有“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大卦有“初九”、“九二”、“九三”、“六四”，与帛书《周易》、阜阳汉简本《周易》同。所以，《周易》原无爻题、用题说，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关于《周易》本经的作年，从古至今有种种异说。现在，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周易》来看，应该说“先秦无《易经》”的“大胆设想”，已经被证伪了。从抄写的时间早于墓葬时间，成书时间又早于抄写时间看，“战国中期”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郭店楚简《六德》篇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其《语丛一》也将《诗》、《易》、《春秋》并列，说明《易》之加入六经，最早不会先于秦汉之际说是完全错误的。早在先秦时代，《周易》就已经入经，而且儒家的学者已展开了对它的研究，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商周数字卦的发现，对于易学史的研究都极具挑战性。在我们这个大发现的时代，学习《周易》而不注意出土材料，肯定不行。
利用出土材料治《易》，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要使用一手材料，称引释文一定要核对照片，尽量少用二手材料。以免以讹传讹。出土材料一般是做论据使用，对立论关系重大，一旦称引有误，引发的后果异常严重。
第二，立足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要以出土材料去激活传世文献的研究，而不要采取打板子的办法，轻易地以出土材料去否定传世文献。通过出土材料发现传世文献的问题固然可喜，能印证传世文献的可信也同样有价值。对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不同要合理解释，切忌简单化。
第三，要坚持一条龙似的系统研究，从出土材料提供的微观的局部的信息中，发掘其宏观的意义，将个别的易学问题上升到易学观的高度来认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土材料的作用。
最后，谈谈推荐书目。
作为一般大学生，我认为可以读以下几种：
一是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此书为大陆第一部全面翻译《周易》经传本文，并对其要理进行系统阐释的易著。该书卷首有“前言”、“读易要例”、“译注简说”，下分十卷译注。其“前言”阐明了著者自己的易学观，概括了《周易》经传的历史和内容特点，回顾了易学发展的历程，介绍了学《易》的方法，确系经验之谈。“读易要例”介绍了易学的一般知识，要而不烦，对初学者尤其有用。该书的译文，基本上做到了“信、雅、达”。其注释本于注疏，又博采众长，能择善而从，间有发明，可称得上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穿凿附会之流可比。对于缺乏资料的自学者来说，此书汉魏古注、六朝隋唐诸家义疏、重要的宋元经解基本具备，一册在手，一般不必另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就《周易》四百多条卦爻辞和《易传》诸多章节，撰成五百则“说明”；就六十四卦及《系辞传》之下五篇文字写下六十九篇“总论”。这些论述性的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易学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当然，此书较为传统，稳妥有余而创新不足。至于简帛易学的新材料，该书出版时大部分尚未公布。
二是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是当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作。作者认为《周易》的本质并非卜筮之书，而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易传》大部分为孔子所作，与孔子思想若合符节；《说卦传》说的“乾，健也”，是说乾的性质是健，具有普遍意义，“乾为马”，是说乾可以取象于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性质和取象的区别，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前者用“也”表示判断，意思同“是”，表明是不变的，后者用“为”表示判断，意思同“化”，表示是可变的；《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下脱“有五”二字，因为“天数”为二十有五，“地数”为三十，天地之数即大衍之数，故大衍之数应为五十有五。在编写体例上也颇用心思。最突出的是该书在每卦之后都立有“总论”，这些“总论”融会贯通了卦爻辞、《彖传》、《象传》，概括力强，重点阐述了各卦的卦旨及其取象，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全卦。
三是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的《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是大陆第一部易学通史，从先秦一直写到1989年。分为先秦易学、两汉易学、魏晋隋唐易学、宋元易学（上）、宋元易学（下）、明清易学、现代易学七章。其特点是以经传研究为本，以义理易学的发展为主线，坚持象数为义理服务；同时贯穿了通史原则，逼近了易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对《周易》经传本身的认识上，坚持二重证据法，清理了易学研究上的疑古思潮。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叙述线条粗，对象数易学的发展和台湾易学的情况介绍得不够。要想进一步了解20世纪，特别是其后10年《周易》研究的进展，可阅读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四是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第一部研究易学哲学的通史。该书认为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要摆脱旧的经学史的框框，探讨其理论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易学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的解释，表达其哲学观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总结其理论思维的内容，不去揭示易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就容易流于一般化，将古代的理论现代化；易学哲学中的路线斗争和派别斗争，推动着其理论思维的发展，但如果看不到各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将思维路线的斗争简单化、绝对化，同样不能揭示其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易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式和内容都受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因此，研究易学史必须打破旧的经学史家从卫护周孔之道的立场评论各派易学的陈腐观念，要将各派的易学及其哲学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判各家的理论。该书将古代易学史分为《易传》即战国时期、两汉经学即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易时期、清代汉学时期，认为战国时期的《易传》为易学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汉易学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结合，并受到占星术和天人感应论的影响，形成了以卦气说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晋唐易学同老庄相结合，将《周易》玄学化，《周易》成为“三玄”之一；宋易同道学即新儒家的哲学相结合，延续至清初；清代汉学兴起，对《周易》的研究又回到汉易传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周易》哲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该书对易学哲学的研究，长于理论思辨和考证源流，但对《周易》本身的许多基本认识，则留下了疑古过勇的痕迹。
五是刘大钧的《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该书通论易学象数学说，是当代象数学派的代表作。全书由《周易》泛说、关于《周易大传》、关于《易》象、关于卦变、关于占筮、《左传》、《国语》筮例、变占探讨、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上）、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下）、疑难卦爻辞辨析（上经）、疑难卦爻辞辨析（下经）、帛易初探十二篇专论组成，涉及《周易》研究的方方面面，但主旨仍是象数学研究。喜欢象数学的同学，可以阅读此书。如想再多一点了解，也可进一步阅读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二卷，齐鲁书社1994、1998年版。
六是董光璧的《易学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历史上易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由导言和上、下篇及结语组成。导言阐述古今易学科学观；上篇三章分别述及易卦符号学、易数之谜和律历易说；下篇三章论说易学与中国科学范式的形成、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近代易科学的困境；结语讨论了易学的科学性、易学的现代性和“易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对“科学易”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此书。
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可以阅读黄寿祺、张善文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至四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88、1989、1990年版，共收入易学论文158篇，多是20世纪有代表性的论作。
此外，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出版有刘大钧主编的《周易研究》双月刊，该刊为世界上易学研究的主力刊物；北京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也出版有朱伯崑主编的《国际易学研究》，基本是一年一本，现在已出到第十二辑。关心《周易》研究进展的同学，应该经常阅读。
思考题：
1．简述《周易》经、传、学的区别。
2．你认为《周易》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请简述之。
3．列举一些你觉得好的易学著作，并简述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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