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为了全面梳理八年抗战时期在崂山活动的游击武装情况，中共崂山区委党史研究室、青岛市崂山区史志办公室、青岛市崂山区档案局三部门在联合编写《崂山抗战》一书中，为了确保史料的真实性，于2015年春天开始对健在抗战老人和知情人的口述史料征集阶段。
编写人员先后三次采访崂山抗战青保老兵程谋洪老人，程老说起当年抗战经历，情绪高亢激动，表演怀抱子弹箱跃进攻打石屋岩日军时，还能在眨眼之间匍匐在地做出数个侧翻滚动作，想不到年近90岁的老人会有如此惊人之举，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程谋洪，汉族，1926年出生，青岛市崂山区毕家村人。兄弟姊妹8人，母亲早逝，父亲含辛茹苦拉扯全家艰难生活。1942年春天，王维玉、牟凯智的暂编第十二师第四团第二营在崂山毕家村一带招兵，程谋洪家应该出一个兵员，由于其大哥有铁骨瘤，16岁排行老二的程谋洪应征入伍。该部后改为山东保安第十三专区特务第二大队，1943年第二大队在王维玉大队长的带领下投敌，毕家村一带被青保（青岛保安总队的简称）接收，程谋洪加入青保崂山抗日武装后，先在董修璋的第三大队任大队部通信兵，后在特务大队部任通讯兵，此后跟随青保至抗战胜利。亲身经历崂山抗战大小无数次战斗，在五龙涧战斗中手臂受伤处至今伤疤明显。抗战胜利后程谋洪参加国民党海军，曾经在江防“民权”号军舰上当水兵。1949年春天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请假回崂山探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解放后人民海军初建曾经广招旧海军人员参加，程谋洪因为家庭拖累，没有应征。后在村里学石匠采石，直至老年。
参军后遇兵变转投青保
程老回忆说；“我是1926年1月8日生人，我们弟兄姊妹8个，我母亲先去世了，我父亲拉扯着我们过日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到了我好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在青岛市里卖崂山出产的木炭，我跟着晚上在无棣二路小学上了些日语夜校，每晚上学日语两个小时，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会话，后来跟着父亲回家种地。1942年上王维玉的二营在这里抽兵，村长地保都不用抽，净在像我们家这些穷的庄户孙人家抽。当时我家应该我哥去，我哥瘦瘦弱弱的长铁骨瘤，地保说叫老二去，别看老二小，身子骨可比他哥强多了。就这样我就当兵了。”
“参军后出操值星官披着带子报出的番号是；94军暂编第十二师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叫王维玉。进去后副营长牟凯智看好我了；小孩真聪明！叫我跟着他当勤务，就是通讯员，背着望远镜、两杆旗语，图章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来？他什么话都跟我说，是胶东八路军许世友派进来的共产党员，他的家是惜福镇牟家村的，到那个村里去打听他，都能知道。”
据《惜福镇街道志》中说：抗日战争期间，牟家村牟凯智、牟杰智兄弟组织抗日武装200多人，号称二大队，辗转于崂山一带打击日伪军。其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拥戴。他们与胶东抗日根据地联系密切，受八路军影响颇深，牟凯智把自己的外甥傅希功（惜福镇街道傅家埠人）送往胶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为了给日伪军以更沉重的打击，他们欲以诈降的方式骗取日军装备，插入敌人心脏，不料被叛徒告密。当王维玉与牟氏兄弟率部进入湖北路警察局大院时，被日军伏设缴械。数日后，该部排以上军官被押往沧口北营子西山全部杀害。《城阳村落》在有关牟家村的篇章里，和这种说法出入不大。
据牟家村89岁的牟信德老人和71岁的村文书牟格信说；牟凯智大约是在青岛国棉六厂参加的共产党，他爱人也是，都干八路（据傅希功《革命回忆》说；李肇岐、王云久带领所部北去黄县参加八路军时，牟凯智在杜祖平的一营担任副职。到了黄县编入八路军65团后，胶东党委不予给这些三十年代初期在白区入党的恢复党的组织，牟凯智赌气回崂山拉队伍发展武装）。后被胶东党组织派回崂山发展抗日武装。当时想拉二大队到根据地去，王维玉不同意，投降了日伪军。当时牟凯智弟兄俩也在里边。当日军为二大队补充了一些弹药后，牟凯智和王维玉又要拉出来抗日，结果事情泄密后被日军缴械，牟凯智等二大队军官被日军拉到沧口飞机场附近杀人场执行时，牟凯智是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日歌曲走上刑场的。牟凯智和他爱人在牟家村活动时，曾经公开教着小学生唱《流浪三部曲》。当时牟凯智在牟家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和他爱人是共产党员八路军的形象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程老说；“这个营怎么到崂山来的？原来是王维玉做了个假情报；说是潍县（潍坊）至青岛段胶济铁路的一个护路队100多人，一挺92式重机枪、三挺歪把子轻机枪，全是日式装备，不见王维玉不投。就这么样赵保原接到情报后，赶急派王维玉的二营到崂山来，接应这个护路队来投。王维玉来到崂山后，就扎根在张家村（老名兔儿石村）住了下来。后来，王维玉营改为山东第十三区特务第二大队。二大队进了崂山将近一年吧，赵保原一看不对，这不是要拉出去投奔八路军吗！就派来一个团（笔者插话问；是不是黄爱君的二团？），对，是黄爱君的二团，就把二大队打垮了，牟凯智要二大队北去胶东根据地投靠八路军，王维玉不同意，结果王维玉就带着那些人投靠了李村康建夫大队的二鬼子。在刘家下河住下后修了土围子，青保一去打，康健夫就去给解围。鬼子给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王维玉想再拉出来抗日，有内线给鬼子说了，青岛的鬼子就耍了个花招；说要调二大队的人马去胶县驻防，派了些烧木头的汽车来，拉到市里湖北路警察总局去，说要开会，结果人进到警察局大院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墙头上都架上了机枪，大院里停着小坦克，进去后把枪都被下了丛起来，人统统被赶进大会议室里，点名叫排长至大队长当官的出来，出来一个拷上一个，王维玉他们叫日本人给害了。
青岛湖北路29号，日伪时期警察总局
我当时指头上生了一个蛇头疮（疽），疼痛难忍，告假回家养了些天，就没摊上这回事。青保把二大队的地盘过来占了后，我就在青保干，那个时候小，在董修璋的第三大队部还是当通讯员，后来特务大队长许京武看好我了，把我要了特务大队去在大队部当通讯兵。”
五龙涧战斗胳膊受伤
据程谋洪老人回忆他是1942年打秋千时参军的。在胶东地区，打秋千是春天的清明前后。参军不久，二大队就打了五龙涧一仗。程老指着胳膊上的伤口和膏药，心情沉重的对我们说；“那一仗日伪军从李村出发后，从戴家上流、毕家上流等地向五龙涧谷压下来扫荡抗日游击队。当时五龙涧南山上的消息树（信号树）倒了，又扶起来，扶起来又倒了，一连着两次，中队长冯正恒说怎么回事？怎么个景？上去看看。结果是日军从李村出来后走戴家上流偷袭，把看消息树的老百姓给抓起来绑在树上，把放倒的消息树又给扶了起来，用来迷惑游击队。看树的老百姓趁着日军不注意，把树用脚又给勾倒，日军发现后又给扶起来。
程老说；“我们往上爬的时候，鬼子把机枪就架在消息树那里的石头上，我们一露头，鬼子的机枪就响了，一梭子子弹就打伤了我们三个，我伤在嘎巴（胳膊）上，少半只嘎巴的皮肉全都碎了，加上一只手掌，都成了血葫芦。排长杨友贵是东乌衣巷人，人高马大地，就用嘎巴夹达着我，把我夹达到山下一条小沟里，说你赶紧跑，手指着往那里跑，就是蓝家庄的南山方向，下去顺着小道往蓝家庄跑，跟我说找蓝孝感他娘（老抗日堡垒户。蓝孝感是中共青岛市委发动的抗日二中队西撤后留下来的民先队员，蓝家庄最早入党人，先后担任过蓝家庄村解放前的民兵队长、村长等职务）给你换换衣裳，换上衣裳你就回家昂！等打完仗找言午（姓许，许军医，游击队为了说话简洁清晰，将其姓名拆开称之为言午医官）医官给你上药。我就擎着嘎巴漫山越岭一路小跑下山到了蓝孝感家，蓝孝感他娘找了些破衣裳，赶急给我换达上，我就跑回毕家村家了。伤口当时跑路紧张也不觉着大疼，来家后就不行了，那个罪遭滴，我的亲娘来！就疼是了！来家不久，一辆日本鬼子的汽车拉着鬼子，就顺着华阴集朝着毕家村来了，我大姐等家里人说不好！鬼子的汽车又来了，赶紧跑！到南山上藏着去！我又擎达着嘎巴，顺着村前的小水沟弯着腰，跑了南山上去躲着，结果汽车进村没发现情况，也没停下又开走了。打完仗后言午医官来了，给上的一块黄膏药，挑出块碎骨头来。言午医官人很好，技术精湛。我在家养了两个月，不疼了，就又回部队了。当时部队多数是崂山人，非常团结，有了困难都是互相帮助，跟一家人似的……”
“和我一块的臧延柏先受的伤，伤在腿上和脖子上，架着背着的从山上撤了下来。他是城阳旺疃人，后来回了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大儿盖房子时（采访时所在的房子），我去流亭集上买胡秸（高粱秸），还看到过他，他受伤的脖子说话不清楚，吼喽吼喽的。我说你还活着啊？……（15年5月笔者去前旺疃采访，村委工作人员引领到臧延柏他大儿子家。他大儿说去世两年了，虽说是抗日打日本鬼子受的伤，但直至去世什么待遇也没有！）闫恒民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淌出来了，杨友贵排长赶急给他把肠子兑（dui）回去，用绷带把肚子给缠上，架到山下五龙涧他家村里。当时还打着仗，闫恒民他娘把自己家的草垛抽了个窟窿，把她儿藏在里头，等打完了仗，日本鬼子退了，他娘把堵草垛窟窿的草扒开，把她儿拖出来，闫恒民受了伤流血过多害卡（渴），问他娘要水哈（喝），他娘拿了个凸葫芦瓢，上瓮（weng水缸）了去给他舀了一瓢凉水给他哈，结果鼓嘚（gu dei)一下把肠子给兑(dui)出来死了。当时的人不知道受伤不能给水哈，结果出了好心人完了，他娘后来懊恨是了……”
石门山战斗被俘
“我被俘是石门山那一仗(据李先良在回忆录中说是1943年7月27日）”。程老非常揪心的回忆道；“当时孙克送的一大队、董修璋的三大队一连几天收拾鬼子、二鬼子，他们吃亏没占着便宜，就火了，总队长马文英（日伪青岛警备总队长，辽宁省海城人，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押解到南京审判后，在雨花台被枪决）亲自带队来打，那一仗打得最凶了，鬼子、二鬼子也不知道从哪里调来那么多的人，分八、九、十来路围起来打石门，除了用汽车拖来大炮、重机枪，有骑兵，天上还有几架飞机来回飞，一个是投炸弹轰炸用机关枪扫射，再一个是观察着哪里有青保，就投信筒指引地上的步兵来围攻。双方打起仇来了，青保也豁上了，堵着各处来的同时打。”
“头一天晚上（7月26日）住在五龙涧的夹角石村，吃的地瓜干子。青保多数都是崂山本地人，个个都是节流（蝉）肚子、兔子腿、蝙蝠眼，几天饿着肚子不要紧，能跑能颠，眼色还好使，晚上摸黑跑山路照样飞快！刚一拂晓传下命令，本来要上丹山，结果不行，日伪军好几千人九路来打，青保不足一千人，天一亮就叫敌人包围了。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张耀先（河北省深县人）在前面牺牲了，手下人死伤了十多个，青保皮柳（草鸡）了，没办法只得躲着。命令抢跑过北宅公路，上观老石屋（今北九水停车场的观崂村，地处南北九水之间的高山深谷中）集合。
当时三大队长董修璋叫我给特务大队一中队的苏盛三队长送信，叫他们别往敌人集中的地方去，分散抢过北宅大道，到观崂石屋去集合。结果爬上山头一看，人家精明，早从别的道儿走了。我被鬼子给围上撤不下来了，我投完了手榴弹后，赶急找了个绝壁上的隐蔽处，我身子小，贴了壁子上就能躲过去。在我上边一个炸断一条大腿的伤员，不知道叫什么，也拖着那条腿爬了过来，把那条好腿搭在我身上，鬼子上来一枪把他打死了，可是没滚到山下去，被皮带扣给挂在树丫子上了，就在我眼前晃荡着。结果招惹来鬼子上来看见了我，把我给抓着了。那些帽子上带着小忽打的鬼子兵上来用日本话问我是爬楼（八路）还是土匪？——我在无棣路小学学会的那些日本话，这回起了作用，我赶急说是土匪，日本鬼子就不杀了，如果说是八路就要命了（程老说青岛的日本兵称呼青保也为八路），当时就被打死了。
鬼子用小绳套了三个扣，把我脖子胳膊绑起来牵着带到了源头村（法海寺），当时我们被抓的一共大概有七、八个人，在南河崖边逼着我们跪着给照的相，一个鬼子军官官挺大的，腰上拖着刀，把我点出来叫翻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的上衣布袋里有在无棣路上学的学生证，我就撒谎说是家里的老母亲有病，回去看家，被青保抓去顶差，赶上打仗被你们抓来了。鬼子军官听了后挥了挥手，就把我带到一边去，那些俘虏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把我发托到胶县城去，在胶州警备队部收接电话，我时刻想着跑，三个月以后，就在一家裁缝店做了一套衣服，要了个黑胳膊箍，让店里给用白线给绣上个“孝”字，打听好了从北京到青岛的快车，到青岛时只在沧口停一站，然后直接到老站。有一天我就偷着上了一趟这样的快车，到了沧口后出了车站，跑到侯家庄我姐姐家，找到东李我认识的青保内线，一村一村的派人把我送进了山里，又当了青保。那次本来想从胶州带出一棵枪来，但是不敢，那样就要命了，不等到沧口，非翻腾了不行。”
青保攻打大崂据点之战
1944年9月28日，青保总队长高芳先，集中一、三大队和特务大队等优势兵力，向日伪插在崂山心脏的大崂据点发起攻击。程老回忆说；“是秋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当时青保的兵力几乎都围上来了，我在特务大队给副大队长王廷先当勤务（警卫员），兼着大队部通讯员，不在前面冲，在后边跑腿送命令什么的。据点的楼房是方方的，三层高的碉堡，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各有一个圆圆的炮楼，是钢筋水泥灌的，非常坚固，大崂据点当时没有鬼子，只有二鬼子。当时里边大概驻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是从胶县（胶州）调过来的。”
攻克大崂据点后官兵们留影
“据点周围挖了很深很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用铁蒺藜拒马围着，铁丝网盘拉的密密的，没法进。据点上的二鬼子把机枪架在炮楼上，拼命往四下打枪投手榴弹，还有掷弹筒也往下打，人根本靠不近炮楼。靠不上炮楼怎么办？特务队地杜贯峰（青保习惯叫法，全称为渡贯峰作，投降过来的日本兵）、坂本、季良介他们三个日本神枪手，靠上来趴在南河沿上，封锁住炮楼二鬼子的机枪，敢死队就扛着方桌往上冲，四下不冲的人就拼命喊着冲杀助威。方桌上面钉了三层棉被，头着都实验过了，把棉被浸上水，不管机枪还是步枪，子弹只能打透一至两层，再就打不进去了，这个在打黄山据点的时候就实验成功了。
桌子下面的人拿着铡刀，把铁蒺藜都砍断压进壕沟里去了，然后垫上柴草，敢死队的姜子堂就抱着炸药包首先贴上了东南角的那个炮楼，贴好的炸药包用木棍顶着，人就顶着桌子撤回来，然后杜贯峰他们用机枪扫射炸药包，引爆后的炸药就把这个炮楼'呼通’去了下面大半截，上半截还没事在那里'啷当’着。这时据点里的二鬼还是拼命的往外面打枪不投降。到下半夜下起了小雨，真是天助，风凉一点也不热，正好打仗。敢死队顶着桌子又冲上去贴炸药包，将西北角上那个炮楼又“呼通”炸掉了，这下子据点里面的三层楼板都堆碎下去汊了渣，二鬼子一个也没跑掉，不死的都俘虏了。那几个投青保过来的日本兵的枪法真好，在晚上黑影里他们一打一个准，打的二鬼子不敢抬头，就这么叫青保把据点给端了！”
青保总队长高芳先在攻克的据点前留影
“青保打据点总么都是晚上打？一个是鬼子的援队道上有青保截着打，不好走来不了。再一个是鬼子的飞机晚上不能起飞，不怕他头上来炸，所以青保就放心大胆的围着据点打就行了。那时候青保一听打仗就来精神，浑身的血发热，不用当官的催，自己就拼命的打，那时候几乎每天打仗，真歇着不打仗，还真没精神了！”
参加石屋岩战斗
当回忆起打石屋岩战斗解决日本黑须部队时，程老说；“日军在坟茔地里占据有力位置，我们机枪射手的子弹打光了，送不上不去怎么办？步枪掩护着，手榴弹撂一排，趁着烟雾之际，我抱着一铁盒子弹200发，打着滚就冲上去了（说到这里老人两眼灼灼有神来了精神，在院里站起来突然来了一个仆倒在地动作，一位89岁的老人躺在地上两手抱在胸前，眨眼之间就在地上完成数个侧翻滚出去数米远）。当时我17岁，背着两支匣子枪（大队长一支），那个时候不怕死，听着打日本鬼子小过年……”
“鬼子来了些汽车增援都停在陡阡口上，支下炮就朝着陡阡口里打上了，部队这时候就往太清宫山里跑着撤，已经下午二、三点了我们还没吃饭，司务长领着伙夫就把饭摆在路边上，咸菜疙瘩切成一块一块的，挬的白面单饼摞着，队伍一边走一边拿着吃，害咔（渴）了就舀筲（水桶）了的水哈（喝）。”“走到藏石阴（西麦窑村西南的海边上），特务队的一中队二排四班班长江陵贵，他那个班有个挂了彩的，他就把抓来的4个俘虏用刺刀给捅了（青保在此战过后的总结详报上，说是俘虏1人。在山东文史资料上，数位撰文者说是7人，两下出入这么大，当与程所说有关，存疑待考）叫大队长许京武知道了，好发火好个骂；你他妈的个逼养地，你凭什么把他们给捅了？留着他们你知道能换多少子弹！……”
登瀛血战后，青保指挥员在石屋岩南洞口留影。
口述/程谋洪 整理/李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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