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稿费的那些事儿

前些天，收到了诚仁堂小报的30元稿费，故有感而发，说说我和稿费的那些事儿。

首先说明，诚仁堂是任丘地区一家私营医药公司，办了一张4开版小报《诚仁堂健康之声》，说那次我去金地诚仁堂药店测血压发现的，虽说其貌不扬，在时下众多版面考究、印刷精良的报刊丛中显得土里土气，但其接地气的草根情怀、为老百姓健康保驾护航的真诚却洋溢在字里行间，给人一种阳光感。我按小报的口味，写了一篇《健身格言》小文，由于版面所限，只选用了文中几条格言，没想到居然给了30元稿费。想想以往诸如《中国体育报》等多家“公办大报”都曾刊登过我的健身格言，向来没给过稿费，甚至有的连征文获奖的文章也不给，而这家私企小报却如此尊重作者，不由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在我们国家，能混个文人很不容易。首先你得投入成本，在现在教育高收费的情况下，就是混成文人，能写出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容易。要知道，写文章是十分艰苦、熬人的，虽说不至于到“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程度，但你得点灯熬夜地搜肠刮肚、苦思冥想，要不，那些独到的见解、美丽的词藻怎能涌到你的笔下来？可以说，写文章，或是作者思想的表达，或是专家研究的成果，或是作家创作的结晶……所以，著书立说，按内容、质量、字数等因素得到相应的稿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劳动的报酬，就如同工人做工领工资，农民种地收庄稼一样。
稿费起源于何时？古代孔子、孟子、庄子的文章那么好，他们可能没有挣到过稿费。西汉时，陈皇后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汉武帝给他黄金百斤，可谓“一字千金”！当然这是特殊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我国才开始出现稿费，那时称之为“润笔”，这是稿费的“初级阶段”，不会高到哪里去。
据资料记载，我国写文章有稿费，大概是在辛亥革命以后，那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初始阶段，文人们可以写文章骂政府，而且可以领到稿费。那时的稿费有三种基本形式：稿费、版税、买断版权。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费可达每千字4元（银圆）-5元；而上海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元-3元。鲁迅的文章，一般稿费是千字3元，有时千字5元，《二心集》的稿费为千字6元，这在上海是比较高的了。这样的稿费标准从“五四”时期到三、四十年代，没有多大变化。
解放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的稿费还是可以的。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在北京买套中等水准的的四合院要一万多元新人民币，而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赵树理等文人就拥有了自己的四合院。被誉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还在读初中时就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的推崇，编入高中语文教材；1954年，18岁的刘绍棠又出版了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他就是用这些作品的稿费，在北京买下了西单光明胡同的一座三合院，令人羡慕不已。

但事情不尽人意，1957年“反右”以后，稿费突然下降了，文人们靠稿费养家糊口已经不可能了，用稿费买四合院也成了遥远的记忆。1966年“文革”开始，稿费被视为“封资修”的货色，被彻底取消了。我于1970年前后在县里稿通讯报道工作时，曾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都发过篇幅不短通讯，署名都是“××县报道组”或“本报通讯员”，而稿费分文没有。

“文革”结束后，慢慢有了稿费，但少得可怜。经过改革开放，稿费制度有了很大变化：对一些名人、大腕，稿费高得吓人，据说邹静之编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稿费每集4万元；王朔的《看上去很美》18万多字，收入达200多万元；贾平凹替广东《家庭》杂志写专栏期间，稿酬不论字数，每篇3000元；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也很能卖钱，仅一部小说就从出版社得到150多万元版税……而对另一些不肯“入流”的作家，稿费又低得惊人，同乡作家任彦芳，写出了许多很有深度的文学作品，但想出书却很难，他的纪实文学《寻找逝去的青春》，写的是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诞生、成长，到解体的整个过程，可谓是一部真实反映中国石油史并且很有深度的史诗般作品，但是找了多家出版社，都认为没有“卖点”而婉拒，最后由广大人民出版社出版，买出的也不多，所以什么稿费、版税就无从谈起了。至于像我等一般普通人，不用说发文章给稿费，甚至有时还要“倒贴”，朋友的儿子在医院是副主任医师，平时爱钻研业务，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了不少高质量的医学论文，但很少发表，因为在医学杂志上发一篇文章，不仅得不到分文，而且要缴纳数额不菲的“版面费”。

好了，还是说说自己和稿费的那些事儿吧。我和许多通讯员一样，拿稿费不是唯一目的，主要是从写作中寻找快乐。退休以后，为了打发时光，让晚年生活过得充实一点，于是我重操旧业，在自己的“斗室”里“爬格子”，不断写点由感而发的小文章，并将“感觉良好”的寄给经常阅读的报刊编辑。所幸的是，不久，便有大大小小的文章发表，伴随而来的就是或多或少的稿费。20年来，到底收到了多少稿费，我也无法统计，虽说稿费标准不高，每次也只能权作补贴而已，但对当时的家庭生活来说，却成为我一笔不可忘却的财富，甚至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记忆最深是1994年底发在《工人日报》上的三篇文章：《“假监督”更不可》、《民主监督怎么了？》、《年终评比为什么变了味？》，按文章的长短，报社分别寄来60元、80元、100元的稿费。当时单位宣传部门为了鼓励职工多写稿、写好稿，争取上省部级、中央级报刊，制定了分别给予两倍、3倍的奖励措施，并下发红头文件执行。据说我是单位第一个享受这种奖励的，当我拿着3倍的奖励款共720元时，手里感觉沉甸甸的，心里却美滋滋的，因为这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啊！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稿费和奖励，当时帮我解了老伴生病住院的燃眉之急，省却了到处找人借钱的尴尬。

以后，我又开阔视野，广读报纸，每见报上有征文活动，只要自己觉得有感而发，就积极参加。比如，1997年春天，我到单位财务科办事，看到《中国财经报》四版搞“理财人语”征文，我看了征文的要求，就写了一篇《怀念“老传统”》的千字文，不久就被刊发了，还寄来60元稿费，虽说不太多，但半年后评选揭晓，该文获奖，又寄来奖金100元，两者相加，一篇文章能拿到160元的也足以了。同年7月，该报二版搞“我说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奖征文”，我有按要求写了《以忠为本，以廉为宝》寄给编辑，没想到也刊用了，并且寄来70元稿费，更没想到的说是以后评了个三等奖，同时寄来100元奖金。两稿的稿费连奖金都不算太多，但两次参与征文活动的成功却给了我很大的自信，以后凡是大小报刊有征文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在参与中享受快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长期自费订阅并坚持投稿的《杂文报》，自2010年以来，年年举办征文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鲁迅杂文大奖赛（今年是第四届）。办法是，凡在报上发表的作品都在参赛之列，每个月评出5篇最佳作品，在此基础上，年终由专家评审会评出特、一、二、三等四个奖项，分别给予重奖。拙作《一个发生在春天的故事》、《人民需要啥样的代表委员》一起被被评为“月度最佳”，并同时闯进专家的总评圈，其中《一个发生在春天的故事》还被一篇杂文搞掉一个腐败文化局长而闻名全国的杂文家袁成兰女士评为特等奖，这实在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最后因与20多名专家评分总合，仅一分之差而名落孙山。虽然没有获奖，但参与有奖征文活动的勇气却大大增强，说不定将来那一天，我的文章能获得大奖哩！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有梦想总是让人快乐啊！听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吧，我把它理解为“天生我材要会用”，就是要把方向感、努力程度、做事方法、持之以恒等要素集合在一起，发挥乘数的效应而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总之，稿费是个好东西，不必清高，不必讳言。史载：当年鲁迅先生听说稿费的事，也会从床上跳下地来……这说明，名人对待稿费的事也是很在乎的，何况我辈。

趁还没有结尾，向语文教师提个建议：为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不妨利用稿费的激励功能，凡是作文优秀者，不论长短，一律凭你写的白条，在家长处领取100元奖金，用于阅读、写作之用（当然，有意培养孩子写作能力的家长也可这样做）。如此这般，家长支持，学生喜欢，又提高写作水平，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