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幸福的教育者
李镇西
讲教师成长，首先要讲到我的成长。现在，我做为一个校长，还要讲怎么引导我学校的老师成长。我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我的成长和我怎么引导我校的教师成长。题目叫做《做一个幸福的教育者》。
纯真与憧憬
我1977年高中毕业，上山下山一年多，遇到恢复高考，就考上大学。所以，我现在挺自豪的。我考上的是四川师范学院。我经常给我学校年轻老师谈到这段经历。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恶梦中醒来。那时候，最激动的人心的词汇是 “四个现代化”，最向往的年份是2000年。我进大学的时候19岁；我同年级的都是老三届的学生，30岁左右。但我们一起为中国足球战胜科威特而狂欢。现在想起这一举动，觉得可笑，但是，那时候是很真诚的。去年，我写文章追忆：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为一次足球胜利，反映的是整个一代中国青年的梦想，是整个民族一百多年渴望崛起的梦想。今年是奥运年。我想，很多数中国人不会只把它当作体育赛事，道理是一样的。
我在读大学最后一年，读了《青春万岁》。这是后来我们文化部部长王蒙写的，这本书很独特。作者当时只有19岁，是用一颗年轻人的心，写的一部关于年轻人的著作。1953年，他以区团委书记的身份，以一所女子中学的生活为素材，写了《青春万岁》。这部小说，今天读来非常幼稚，作者自己也是很稚嫩的。但是，这部小说反映的气息刚好和新中国的氛围相吻合，而且，它是谈教育的。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遇到几件事，心里比较苦闷。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我真单纯。比如说，1980年还是1981年，报纸上一个消息：宁波有一个24岁的女共产党员范雄雄，抵制领导走后门，到处去举报，都没有成功；反而备受打击。于是，她愤而跳海自尽，留下一份遗书，说，我需要用我的死唤起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知。当时，我还不是党员，但是，这件事令我窒息。还有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回宿舍，看到门口居然有一个乞丐，一个5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10来岁的孩子，站在宿舍门口乞讨。我看到后，非常惊讶！关键是，他还带着盖有大红公章的介绍信。那上面写着带着时代特点的流行语：先介绍某某某，男，家庭出身，贫农。因家庭生活困难，外出请求支援。希望沿途革命群众提供帮助。下面落款是中共河南省杞县什么公社什么大队什么生产队。公章是公社的。我当时就和另外一位同学把他请到了我们宿舍，给他买了两份饭，吃了。临走的时候，我没有多余的钱，只给了一点儿粮票——那时候，没有粮票是不能吃饭的。当天晚上，我很激愤地写了一首诗，题目是“贫农”。全诗只有一个意思：建国30周年了，还有贫农！写完以后，我还睡不着，又写，我很气愤地写给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居然好意思用公章开证明，让你们的老百姓外出逃荒！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四化而努力，如果全国的县委书记，哪怕三分之一像焦裕禄那样，别说四化，“八化”早就实现了。我把这封信寄出去，没想到什么后果。刚好是快过年，放完了春节假，回学校，竟然收到河南杞县县委书记的回信。我非常感动。开头，对我先进行了一下表扬，他做了些检讨……我看了，还是比较欣慰的。又过了半年，中国青年报第二版上有一个通讯，谈河南杞县的县委一班人带领群众在田间抗御百年难遇的干旱，还配发了照片。题目是“杞人今日不忧天”。看了以后，我心里非常感动。我给他们做了一面锦旗寄去。
当时，我的同学都说，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很单纯，做事也很认真。
当年这份激情，这份纯真，或者说这颗童心，一直伴随我到今天。我认为，这是一个教师最可贵的品质。
激情与浪漫
刚开始工作，学校没让我做班主任，我教那个班的班主任是体育教师。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就说，冯老师，让我来做班主任，你做我的指导老师好不好？他说，可以啊。于是，就开始了我的班主任生涯，从此做了20多年。
一个教师首先就要有激情，要有一份纯真。现在的教育太世故、太实际、太功利了，没有半点浪漫可言。当时，我还不是有意识做什么，总觉得，既然搞教育，就要让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很快乐，要把我的班建设得富有儿童情趣。
我们班有很多活动，同学们每天都很开心。当然，那时候的升学压力远不如现在。孩子们的课余空间要大得多。我接第二个班以后，就和同学们商量，给我们班取名叫“未来班”，订了“班训”，同学们设计了“班徽”，请徽章厂做出来。大家戴着它，就觉得和其他班不一样，很自豪；把班徽的图案化一下，印在红旗上，就当“班旗”。每次搞活动，包括运动会，都举班旗。我们还创作班歌，也是同学们写歌词，我修改以后，就请音乐老师谱曲。
这时，同学说，能不能请谷建芬阿姨给我们谱曲？为什么会想到她呢？是因为音乐教材上有很多谷建芬的歌曲。我说，很好啊，可以试一试。那时候，我也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就把歌词给谷阿姨寄去——不知道地址，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单位。我当时订了一本《歌曲》杂志，是请《歌曲》杂志社转交的。过了10来天，非常意外，谷建芬老师回信了！她给我写了一封，给全班同学写了一封。信中首先做自我批评：“给孩子们写歌是我的职责，正因为我们写得太少了，孩子们才没有歌来唱”；给同学们写的也是自我批评：“我给你们写的歌太少了，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又过不久，把班歌给我们寄来了。孩子们非常兴奋 ，参加了歌咏比赛，而且获得了一等奖。孩子们非常开心。大家决定，把奖状给谷阿姨寄去。我说，还要把我们班的歌声寄去。他们就对着录音机录了一盘磁带。我开玩笑说，这是你们给谷阿姨的唯一原声磁带。当时，正赶上元旦，谷老师非常感动，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后来，她又与我们班和我们音乐老师通信，一直到这个班毕业。有一次，她给每个同学寄来一个刚刚出来那种塑料泡沫文具盒。
那时候，我怕别人说我借她的名气来怎么怎么样。她给我回信说：我们做事，只要问心无愧，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还说，我每天听赞扬以外，还听到对我的议论，我从来不往心里去。你不要想这么多。这些话，对我以后影响很大。我班同学快毕业的时候，她又给学生们写信，勉励他们要正确对待升学考试。
后来，我到北京去见谷老师，当面表示感谢。谷老师特别慈祥，看见同学们的照片，真像看见自己孩子一样开心。善良、正直，这是她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那年，她刚好和我今年一样大。后来20年没和她联系。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是对她的最好报答。2004年的时候，我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去做一个关于音乐和教育的节目。非常巧合，同时邀请的嘉宾正是《歌曲》杂志社的编辑。编辑老师把谷老师的新住址告诉我。于是，阔别20年以后，再次见到谷老师。我由一个小伙子，到了中年；她也由一个中年人，步入老年。但是，她童心依旧，善良依旧。后来，每年的春节或元旦，我都会给她寄一束鲜花。
这件往事说明，做教育一定要用心去做。我年轻时做的这些事，都不是校长对我的要求，孩子们快乐，我也觉得快乐。而且，我所收获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力量。后来，我写“爱心教育”的时候，后面列了一连串我感谢的人名。其中，有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指导老师，冯老师，也有谷建芬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我，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但都在注视着我。我每天的工作，都是为了他们，当然也为了自己。我们年轻人，如果没有激情，没有浪漫的情怀，恐怕很难让自己的工作充满乐趣，你自己也感受不到幸福。
1985年，我就发现初中生有早恋的倾向，就开始研究，跟他们正面讲。当时，分管德育的校长是不同意这样做。他的意思是，学生本来没想这些，你跟他挑明了，就不好了。家长确实反对。如今，2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再争议了。而我的第一本专著 “青春期悄悄话——给中学生的100封信”，就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
我把语文课搬到大自然中去。我一直觉得大自然是一本书，而且是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必须阅读的一本书。如果我们教育者不引导我们的孩子打开这本书，就是失职！因为那将造成孩子生命的残缺。我就凭着这种热情、这种信念，有意识地搞研究。教育科研，不能眼睛向上，而应眼睛向下。你在哪儿感到困惑，就研究什么问题，把难题当课题是最好的教育科研。
每教完一个班，我都会给学生编一本书，当初都是非正式出版。以后的，都交出版社出版了。这样的书就是班级史册。学生离开了教室，就把这个班永远带在了身边。打开这本书，每个学生当年的音容笑貌都跃然纸上，无比亲切。这样的书，不能解决凭职称问题，也不能算我的专著。但是对学生来说，是他们童心的记忆；对我来说，是我青春的见证；它是我和学生共同的人生里程碑。编这样的书，最初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学生快毕业了，每年初三或者高三的的四五月份五六月份，复习，模拟，毕业评语……很多事。但是，挤出时间编这样的书，很有意义。其实，很多所谓的教育技巧，方法，心得，全在这些书中。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有热爱生活的情怀，这本身对学生就是一种感染。这就是教育的浪漫主义。
学校教育，包括做班主任，肯定要考虑能不能完成升学任务，肯定要摸底考试，肯定有时还不得不采取一些我们都不愿意采取的手段。不这样做，你这个学校就没必要办了。因为你的学生连最起码生存本领、生活技能都不具备，高一级的学校不能录取，他以后的人生，将毫无疑问的异常艰难。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仅仅只有这些，恐怕也是远远不够的。有的老师跟我讲：李老师，看你的书，听你的报告，看你的照片，好像你没有升学压力。我说，你们有的，我都有！只是我除了一次次地摸底，一次次地摸拟，一次次地排名，一次次补课，我还有和孩子在原野上奔跑，让风筝在蓝天写诗。这些生活，构成了我和学生的全部生活。这才是完整的教育。
和学生在一起，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依恋，我一直强调：做一个教师，要有童心，要有爱心。而这种爱，就是师生之间的互相依恋。苏霍姆林斯基有句话：师生之间的互相依恋，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
1999年，教育局组织我到南京考察，大概有半个月。学生舍不得我走。他们说，李老师，你今天晚上就要上火车了，能不能今天下午陪我们玩儿一次？我说，我愿意跟你们玩儿。今天晚上就到月亮湾公园，乘坐月亮船去！月亮湾公园在郊外，坐车大概要半个小时。就在这来去的公共汽车上，同学们自发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演唱会。每个学生都轮流挤到我面前来，为我唱一支歌。他们说，我们要用歌声欢送李老师，让我们的歌声陪伴着李老师。后来，我在南京待了几天，就给学生写信。我写了七页纸，都是写我在路上、在南京的一些见闻、趣事。我回校以后，发现每个学生都在日记里、周记里，表达对我的思念。他们真是一天一天地算日子，盼着我回来。这使我非常感动。
对孩子的爱，能够使一个老师变得聪明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孩子，你能够辜负他们吗？怎么才不辜负他们呢？把他们教好啊！
可以这样讲，26年来，我也有机会去做其他事，最后让我决心留在学校的，就是这些学生。
困惑与反思
我也遇到很多困惑，很多挫折。青年时代，最近几年，都有来自两个方面的碰撞：一方面是和周围的碰撞，具体环境的碰撞；另一方面，就是和社会的碰撞。这些碰撞促使我反思。
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过打学生。很多年以后，我还一直愧疚。我打的是欺负我班学生的高三学生，个子比我还高，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不但不听我的批评，还用一些很下流的话来骂我。我的拳头就挥出去了。打了他，还拉着他找校长去。当时校长正在开会，我一手拿着篮球，一手拉着他，脚一踢，门开了。我说，我打他了，我是见义勇为！后来，校长找我谈，反复对我说，不管这个学生犯了什么样错误，他是受教育的，你不能打他。
后来，我没打过学生，但是，我不止一次地变相体罚学生。我曾经罚一个女学生站，对我的教训非常深刻。
1986年冬天，一个女生迟到。这个女生学习成绩差，但是很温顺，表现很好，从来不会违犯纪律，但是，那两天老是迟到。她叫了声“报告”，就想进来；我说，站一会儿。因为那两天迟到的学生越来越多，我想通过罚她站，给全班一个警告——有的时候，我们老师的教育有某种随意性！我现在想：比如说，迟到的这个学生品学兼优，是你老师很喜欢的，说不定你不会罚站。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心里面有点儿不安。不是因为当时外面很冷，而是我恐怕校长看见了，校长早间要巡视校园的。于是，我就说，你进来！她进来以后，就往坐位上坐。我问她，谁叫你坐了？她看着我。我跟她说，我只叫你进来，没叫你坐下，到后面去站着——在后面站着，校长就看不见了。下了课以后，她就跟我请假，说，李老师，我头有点晕，想回去休息一下。我一下就紧张了，担心她的头晕是因为罚站引起的。我问她，是不是站着的原因？学生比我们老师纯真，她说，不是。李老师，我平时就爱头晕。我就想，平时就头晕，那站不站也要头晕。我说，你回去吧。我就想，她这种成绩，多上一天课，少上一天课，也无所谓。
第二天，学生没有一个迟到的。我当时的看法：无论我的教育动机，教育方式，都是无可厚非的——不就是罚站嘛？教育效果非常好！显得我很有魄力，一下子，这个现象就制止住了。但是，我就忘记了，当我们取得了某种教育效果的时候，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第二天，这个女生没有来。后来，她母亲带信说她病假，我就没在意。过了好几天，母亲打电话来，首先，跟我表示歉意，说这个女生不好意思。我问，怎么回事儿？她说，那天迟到了，让李老师生气了。她回来哭得很伤心。从来没有那样，外面站了，里面又站。当家长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有点恻隐之心。我想：当时是过分了一些。叫她进来就可以了，已经罚站了嘛，就没有必要还让她在教室里面接着站。但是，我也没往深处想。后来，她母亲对我说，李老师，她要休学。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因为罚了站，就对我不高兴？我就问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她说，不是。医生说，她的病，一定要休学。我问，什么病？她有点不好说的意思。我也不好多问。当时我说，请转告她，好好养病，等病好了以后，明年还可以复学，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话，让她母亲很感动。不住地说，谢谢李老师，让李老师操心了！可是，实际上，当时我一听她要休学，就暗暗高兴。为什么？总算甩掉一个后进生了！我们以后的平均分会提高几分吧，哪怕有一点提高，排名就发生变化了。也正是有她这个教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后来，我从没有因为哪个学生成绩不好，就想方设法把他转走。
第二年，她回到学校，在下个年级复读。校园里面碰到了，和我打招呼，还是老师好，老师好，喊得特别的甜。
我经常向我们的老师讲：我们要向学生学习，学习他们的真诚！她是很有礼貌的。而且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她当时对我的尊敬是由衷的。因为在我班上读书的学生，都觉得我们班特别有意思，我们活动开得特别多；而且他们觉得我的语文课讲得很不错；班级很有凝聚力。
过了不久，那天正是班级考试。同住一个院的一个男生来对我说，李老师，你可能不知道，今天早上她死了。我当时特别震惊。前两天还在校园里和我打招呼，笑眯眯的，怎么一下子生命就消失了呢——每次我想到这件事，就很心痛！我当时想到很多，有一点很明确，我觉得一定要在火化前，见她最后一面。也许是这个事件，唤醒了我沉睡的良知。
当时，一起到殡仪馆的还有20多个学生。她母亲眼睛都哭红了，显得非常感动，上前来说，李老师，同学们，你们太好了！你们都考试了，还来看她。我问怎么回事儿？她母亲说，她很小的时候，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经常叫头晕。我们从来不敢在学业上给她施加半点压力……她母亲又说了几句话，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她说，在她临走的前几天，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妈妈，等我病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见校长，请校长同意我回到李老师的班去，我想念同学们，想念李老师……
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四川的《教育导报》向我约稿，写20年来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写某一次公开课，某一次荣誉称号的获得……我说不，要我一定写对我影响最大的事儿，我就写这件事！我是这样写的：当我听到她母亲这样说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透地泪眼，看见她的脸上写着两个大字：纯真。她纯真到永远也不知道：李老师曾经因为她的休学而暗暗高兴，而她在弥留之间，还在怀念着李老师。我说，之所以这么沉痛，这么惭愧，因为我不知道她有病啊，如果知道她有白血病我就不会这样了。可是，我又往深处了想，难道对健康的孩子就可以这样对待吗？我已经无法对她说对不起了！但是，我每天仍要面对一批批、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孩子。我完全应该把这种无法表达的愧疚，化为对每个学生的善待。所以，就从1986年冬天开始，我没有再罚任何一个学生。
这是我犯了很多错误中的两个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错误。
有的事就和周围有些碰撞，有些误解。也包括个别人，因为他出于嫉妒，再加上我又犯了错误，正好找这个借口，有这样那样说法。我跟年轻人谈，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自己的挫折和别人的误解，或不理解。对待此类事情，我都把它分为三类：一类，是别人说得对，你就改正，不要背着思想包袱。第二类，是善意的误解。你是没有什么错的，他也没什么坏心眼儿，是不理解你，观念的差异，让时间证明，让实践说话。有就是纯粹的一些乱说，诋毁，嫉妒，就不要理他。要勉励自己：我和他不是一类的，我境界比他高。这绝不是阿Q精神！一篇文章说，当我和精神病人在吵架的时候，旁边不知道谁是精神病人。你是有理智的人，理他干啥？这是周围的碰撞。
更多时候是社会的碰撞。在八十年代，我在教育上，一方面很浪漫，很有趣，很激动人心，很温馨，但是，多多少少有点远离这个社会。
1987年，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内容是剖析一个女生的自杀。由这个女生的自杀，剖析我们的教育。
我们市一所中学的一个女生自杀了。这个女生品学兼优，而且，她的自杀没有任何外因。我去采访她的老师，同学，父母；得到她的日记、作文、作业，还有遗书。我研究后，得出结论：她的自杀，是她很多内心想法，情感，老师不理解、不了解。简单地说，这个孩子太单纯了；而我们的教育，又脱离实际。她在日记上写：“我这一辈子立志做真善美的追求者。”追求真善美，没有错。她太单纯了，我们老师没教育她怎么看待这个复杂的社会。当时日记上写了很多事，她觉得社会太黑暗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没人教她怎么处理。最后，她说：“要么保全我的清白，保全我的纯洁，离开这个世界；要么苟且偷生，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苟活在这个世上。”这个16岁的女孩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她的遗书这样写的：“我曾经有理想，而且，我的理想枝繁叶茂。可现在，我理想大树上的叶子一片片往下掉。我现在是走在沼泽地上，每走一步都那么艰难……”
由这个女生的自杀，我得出结论：教育不能够脱离实际，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我在剖析这个女生的时候，也在剖析我。曾经有个女学生在火车上跟我说：现在老师讲的，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的，恰恰没人讲。我就问自己：我讲的哪些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希望我提供哪些帮助，而我却视而不见，或者浑然不觉？我们的教育，不能纯粹从我们的理想出发，而应该从他们的心灵出发，从社会的需要出发。一个成功的教育有两个指向。第一，指向生活；第二，指向心灵。
一个老师最该想的是什么？应该是“此刻我的学生在想什么？”这才是应该想的。我当时发了一系列文章，就从剖析学生开始，反思我的教育，反思我们中国的教育。那时候我是个年轻小伙子，要思考，是我的碰撞引发了我的反思。
阅读与写作
对一个教师来说，他的专业成长方式之一，就是阅读和写作。
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素养，远不如我们的上辈。我在写了一篇文章：《和老一代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你获得了本科文凭，不一定就相当的文化素养。《中国教育报》全文登了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谈我们这一代的“尴尬与自豪”。我举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我的岳父，很普通的一个语文老师，一辈子默默无闻；但是，我和他一起，就觉得他是我身边的钱钟书，我身边的季羡林；他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的老岳父让我感到：少年时代读的书，化为他的血液，终生陪伴着他。所以，现在我就尽量营造一个书香校园，给我们的孩子提供最优秀的精神读物。
我们这代人为什么“尴尬而自豪”？降生于封闭的社会但成熟于开放时代；文革入学使我们知识结构先天残缺，但经历丰富使我们人文素养相对厚实；少年受骗于极左路线，但成年以后依然理想不灭；不是老三届，但有老三届们多舛的命运和坚忍的品格；不是新生代，但有新生代们开放的胸襟和年轻心态。尴尬而不狼狈，遗憾而不惭愧，自豪而不狂妄，执著而不僵化。于漪们引领于前而年轻人激励于后，青春渐渐离去而激情依旧燃烧……。我觉得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就这种情况，你和老一代比吧，没有他们学识渊博；和年轻一代比，没有他们很活跃的思维，你计算机外语都不如他。
我特别敬佩两个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这两位教育家是我们终生应该敬仰的精神偶像。苏霍姆林斯基所有的中文译本我都有，而且读得很细。有一本不太有名：《爱情的教育》，我都翻烂了。《育人三部曲》的一句话，让我很有共鸣：“教育，这首先是人学”，多么深刻啊！我在我们学校做苏霍姆林斯基塑像，我跟设计者说，要塑成一个参与式的，孩子坐在旁边，听他讲故事。
在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组织的纪念苏霍姆林斯基八十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基卡娅。也在那次会上，我说，苏霍姆林斯基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只要有一颗童心，只要爱孩子，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教师，都可以在教育上有所作为！我说，苏霍姆林斯基一辈子都是教师，但他却走向了世界。当时，我讲了一些故事，讲完以后，卡娅非常激动。在这之前，我曾经想跟她合个影，但我不好意思；当我讲完以后，她不但主动希望和我合影，还给我白白的一页纸。她写的是乌克兰文，她马上就给一个老教授——赵宇教授，请他给我翻译。她这样写的：亲爱的李：听了您刚才充满激情和爱心的发言，我很感动。您是一位真正的教师！您把您的热情传播给您的事业，您把您的爱心传播给您的学生。我相信，您是很幸福的人。您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虽然您与我父亲苏霍姆林斯基年龄相差很大，中国和乌克兰相距遥远，但您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亲人，是他最亲近的人！我代表我的亲属向您表示敬意！我代表乌克兰人民向您表示敬意！我向您深深地鞠躬！在这段话当中，我知道她有很多过奖之词，但有几个字，我觉得应该成为我们所有教师的追求，那就是“做真正的教师”。什么叫“真正的教师”？那就是“幸福的教师”，就是“用人格的丰碑住进了学生的心灵”。这就是幸福！
陶行和的书，我读得也比较细。我觉得现在搞新课改，好多观点都没有超出当年陶行知的视野。我们现在认为比较前卫的观点，陶行知的书里都有。培养创造能力，包括实践能力，现在讲互动，陶行知说的是象征性学习。我曾专程去南京凭吊陶行知先生。最近，又专程去南京凭吊。
写作，我做得并不比其他老师多，或者好，但是，我把我的实践记录下来了。我每一次都有教学后记。我每一天至少写3000字以上。写作，让我的事业插上翅膀。令我自豪的是，勤奋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并一直保持到今天。一是教育书信，二是教育手记。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班主任》杂志上发表。1985年寒假第一天，我带着学生来到大渡河畔，回来非常激动，写了下来。《班主任》创刊的时候，说文章很好，准备连载，对于我来说，意义是多么重要！我是《班主任》培养的。大家知道，我写了二十几本书，《做最好的班主任》、《民主与教育》等等。教师与教师之间，谁比谁差多少呢？没有差多少？差就差在阅读与写作。
光荣与梦想
80年代，我有机会做校长，但是，我发现我不太适合。能够做一个朱自清式的教师，就心满意足了。后来读了博士，朱永新非常希望我去苏州，但是，距离父母比较远。后来，我跟局长说，我要去一个偏远的薄弱的学校。选择了武侯中学。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都是搞平民教育的。有人写文章说，教育家的一个标准是培养知名学生。我不太赞成。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发展为起点的教育。如果你抱怨你职业，要么改变职业，要么改变职业心态，停止你的抱怨。以下行动支撑新教育实验：师生共写随笔，营造书香校园，构筑理想课堂，把课堂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
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教师誓词，成为学校精神。有个地方需要注意：“我立志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把“整个”两个字删了。不要用圣人的标准，要求一般教师。要让人们因我们的存在而幸福。
校长需要实行人文关怀，就是要按照知识分子的特点管理知识分子，尽量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还有爱心育人，教师应该把自己放到学生之中。学生和我打招呼，感觉很温馨。我喜欢倾听学生的声音。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是细节。和学生谈话需要精心设计，需要煞费苦心。我为了接近这个孩子，我去她的班上一节课。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100条建议的最后一条，就是保密。学生窃书怎么办？让学生写检讨，我隐去姓名读学生的检讨，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教育的时机。这也是“以人为本”。
教师的幸福源于何处？享受职业，赢得尊严，学生信任，同行敬佩，衣食无忧，超越自己。
我和老师们的“五个一工程”。我每一天的“五个一工程”：上好一堂语文课，至少找一位同学谈心或书面交流，至少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至少读不少于一万字的书或者文章，写一篇教育日记。踏踏实实把这 “五个一”做好，想不成长都很难。我就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
我一直想：带一个班，当班主任，教语文。但是，书记坚决不同意，说我要熟悉学校工作，过两年就可以了。第二件事，找一个学生谈心，走进学生的心灵，也找老师谈心。他们教育我怎么当校长。每一天至少思考一个教育问题，研究问题就是教育科研。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叫一声“同学们好”就那么难吗？是一种尊卑观念，最悲哀的是学生并不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读教育报刊，人文书籍，教育经典，中学生写的书。每个人每一天写一篇，有时比较困难，但是，能不能每周写一篇？写，就是思考，就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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