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市委主要领导在参加人代会审议时，又一次回应了人大代表和市民关切的教育培训市场问题。
减负是长期困扰社会的难点。减负进行了10多年，从小学实行零起点、等第制，到课堂增效减负、绿色指标评价和中高考改革，上海教育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为学生减负，但为何孩子和家长依然说苦？“指挥棒”的导向，究竟该如何直指“减负”最后一公里？
培训机构套路深，招考压力下移
一门“一对一”的学科补习，仅初中三年学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一到双休日，学生都往培训机构跑，成绩却不见得能提高多少分。家长、学生是如何陷入培训机构的“套路”的？
一位从培训机构离职的老师向记者透露，有些机构在前期课程销售时，以“在某一时间段内能提高多少分”忽悠家长买单；机构在给老师进行培训时，灌输的是老师要先学会和学生维护好关系，只有学生喜欢老师，家长才愿意续费。从内容上来看，机构更侧重讲解题目，而非思维方法。孩子定期上这样的补习班、多“刷”题，分数也总能提高个两三分。
“小学、初中不上民办，大学就要上民办。”这句话，在不少幼升小、小升初的家长圈口口相传。家住徐汇区的徐女士最近在为儿子的小升初奔波。去年12月，连续多个双休日陪孩子参加奥数、作文各项杯赛，徐女士感叹，不仅孩子苦，家长也觉得累。面对五年级期末成绩单，因为小学全学科全学段推行等第制，学生评价报告上只有等第没了分数，徐女士反而更焦虑了。
有的家长害怕听到减负，认为自己减了，别人不减，会不会吃亏；还有的家长认为学校课堂上减负了，课余时间就要到外面加餐；一些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双休日辗转于各类思维训练、拼音识字、英语口语培训班，为的是争取考上一所优质的民办小学。
“因为招考的连带关系，考试压力总是层层向下传递。”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一方面要严格规范培训市场，另一方面，他建议对低龄儿童的补习要从政策上“切断”，尤其是在民办幼升小招生录取中，不可加入学科知识类的题目。
既要“分”又要“能”难免负担重
一分之差，必有一分之争。因为一分而产生的焦虑，传导在学生身上就是巨大的压力。去年9月，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小学全学段全学科等第制。新的中高考改革，注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唯分数，以综合能力素质为导向。但减负之下，为何家长仍觉得负担重？
既要分数考得好，又要孩子综合能力强，成为当下不少家长追求的目标，孩子难免压力更大、负担更重。“既要能力，又要分数；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留给孩子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时间相对较少。”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所长汤林春说。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无论是民办学校招生、中高考改革，都是以综合素质为导向，对孩子的综合素质能力进行考察，但有些学校在执行时，对分数并未完全抛弃。比如，一些学校对课程计划的执行、小学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的实施不到位，存在超课时、赶进度和走过场的情况；部分社会培训机构存在发布虚假广告和开办“小五班”等违法违规办学行为。
此外，不少家长还受“攀比文化”影响，只看到自家孩子好不够，还要自家孩子比别家孩子更好才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特聘督导陈默说：“家长的焦虑，已经明显延伸到低龄孩子身上，这也容易给孩子带来焦虑感，甚至出现幼儿心理问题。”
减负要先解决升学“指挥棒”问题
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共识。精准综合施策，就是要牵住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规范民办学校招生，推动中高考改革，破除唯分数论的导向，从根本上改革完善评价制度和考试升学这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指挥棒”。
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说，帮助孩子真正减负，要从以知识为导向的教育逐步向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转化。就像立交桥一样，有不同的出口，人人都可以成材，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汤林春认为，减负综合施策，最根本还是要解决升学“指挥棒”的问题。有学习必有负担，但负担必须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过重与过轻都不利于学生发展。目前学生负担主要来自与“应试”有关的课业负担。如果学生能凭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进入向往的学校，学生就不会为学习不感兴趣的东西而苦恼，也不会为增加两三分而“刷”题无数。解决之道，应是高校、高中从分层发展向分类发展转变。
随着新高考改革，一二本合并、综合评价录取，给中学带来了更大利好。在“指挥棒”改变的情况下，不用专盯分数，而是让学生更清晰全面地思考自己的未来，选择更合适的专业和学校，让教育真正从“育分”到“育人”。今年，23所沪上高校新公布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从春考起开始使用。随着未来中高考“指挥棒”导向变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叠加效应才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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