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要让教师敢用并且用好《规则》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至少要过好以下“五关”。
第一关：《规则》实施细则的制定牵涉到多部相关法律，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认为：“教育惩戒权是一种行政权力，只能通过委托代理方式实现。教育惩戒权至多可授权学校，直接赋予教师于法无据、于理不通。教师不是依法直接拥有行政权力的公职人员，除非行政委托授权，学校和教师都无对学生施加直接强制力的资质，亦无权对学生实行惩戒。”《法制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教师法的修订工作应当将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予以明确区分，对教育惩戒的主体、权限大小、实施范围和方式作出严格具体的限定。”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章友德认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性+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意外，只依靠规则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仍不够完善，还要依据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配合，完善举证、质证、裁判等程序，使学校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律法规体系的保护。”
笔者以为，在上位法未作相应修改，体罚与惩戒界限未明确之前，教师的权益缺乏法律保障，学校实施细则的制定也必然面对诸多困境。《规则》的落地实施首先要过好“法律关”。
第二关：《规则》能否落地实施，考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执行能力。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规定：学校可以结合本校实际，在校规校纪中规定本规则之外的其他适当教育惩戒措施，但应当进行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并听取法治副校长、法律顾问以及专家的意见；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听证。《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则规定：“学校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具体的教育惩戒规定。”
将教育惩戒规定的制定下放给学校主管部门是否可行？目前观点不一。有人担心，将惩戒权的焦点与矛盾推向学校，是将教育问题踢回原点，其后果很可能是学校不愿“招麻烦”，教师也不愿担风险，导致最终《规则》无法落地。
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直指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的建设，考验着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执政能力。将教育惩戒规定的制定下放给学校主管部门或学校，从法理层面和学校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确实存在很多难题。因而有人提出，各地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应进一步将教育惩戒权具体化，不要将责任下推给学校和教师。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敢于担当，过好“执行关”。
第三关：《规则》及实施细则的制定要确保“教师敢用并用好”。
根据义务教务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的相关规定，教师惩戒权的边界是不得体罚或者侮辱学生，如果体罚或者侮辱学生的，构成惩戒权的滥用，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在《规则》中，诸如“制止、管束或者以特定方式予以纠正”“过罚适当”“适当增加运动”类的表述，让教师在惩戒学生时难以把握好度，有滥用和越界的风险。其次，当惩戒权碰上“校闹”，《规则》能保护老师吗？如果，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拿不出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教师不敢用必然成为普遍现象。
教育局、学校行使的教育教学行政管理职能由教师实际承担，教师成为教育惩戒后果的第一责任人，因而要用好教育惩戒，教师必须要准确理解把握《规则》的内容和精神，合法使用。要有权责意识。不要只看权利，更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职责，当用不用或者滥用都将受到相应处罚。作为《规则》的最终实施者，学校和教师一定要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惩戒规则应对此进行量化，每个量化值对应一种惩戒措施，使惩戒教育真正有别于体罚或变相体罚，才能过好“教师敢用并用好”这一关。
第四关：《规则》实施细则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要让家长参与，家校配合达成共识，统一战线，才能形成合力。
《规则》规定，学校制定校规校纪，应当广泛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学校应当利用入学教育以及其他适当方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讲解校规校纪。学校可以根据情况建立校规校纪执行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吸收教师、学生及家长、社会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第十五条 （家长责任）则明确规定，家长应当履行对子女的教育职责，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配合教师对违规违纪、行为失范学生进行管束教育。家长对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异议的，学校应当引导家长通过正当渠道，合理表达诉求；对威胁、侮辱、伤害教师的，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保护教师人身安全、维护教师合法权益，支持或者代表教师追究其法律责任。
上述条款对家长的职权做出了明确规定，目的就在于，加强家校交流与合作，共同形成合力。学生们还处在认识世界、建立三观的阶段，更要注重引导培养。在法、情、理上监护人都有比老师更大、更直接的利害关系和监管责任。好的教育应该是家长不护短，教师不姑息。笔者以为，这也是近年来，家庭教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的原因。《规则》要想发挥其预期的作用，家校必须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否则《规则》反而会成为家校矛盾加剧的“导火索”。
第五关：学校、家庭和相关部门必须齐心协力。
目前，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的学生教育手段有限，除了言语说教，就是请家长，效果有限。惩戒规则应切实成为学校、家庭和相关部门之间合作互动的纽带，丰富教育惩戒工具包。
《规则》规定，学校可以根据实际和需要，建立学生教育保护辅导工作机制，由学校分管负责人、学生工作机构负责人、教师以及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司法以及心理、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矫治。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构成犯罪但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协同、配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管教、帮扶，并要求家长予以配合。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廖斌认为，惩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相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起“社会转介”、督导管教的责任，扭转“家长管没用”“学校不敢管”“社会管不了”的局面。
笔者以为，丰富教育惩戒工具包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规则》从法律层面为校检共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提供了有力依据。但从实施层面来看，相关法律对构成犯罪但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教育、矫治、改造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完善，如规范工读学校管理、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建立教育社工住校制度等。相关部门应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此项工作，才能过好“学校、家庭和相关部门之间合作”这一关。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规则》的落地实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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