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致中, 化名王佐、朱建平、朱旭平等, 1911年7月生于安徽省铜陵县阮村一个富裕中农家庭, 在家读私塾时名唤阮泰德。其父阮宝山, 母亲宋氏, 家有兄弟姐妹8人, 他排行老三。
1919年, 8岁的阮致中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在乡村私塾就读8年半, 1930年辍学在家一边自学一边参加劳动, 1933年开始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新四军抗日民运工作队在他的家乡开展抗日宣传, 受到鼓舞的阮致中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1月, 经叶祖荣介绍加入共产党, 担任民和乡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区委会组织干事等职。1939年8月入伍, 随即在铜陵凤凰山县委党训班及泾县东南局党训班受训4个月。
他1940年1月任中共南芜宣县委青年部长、组织部长;1941年5月受命潜伏芜湖市开展秘密工作;1944年6月在无为县二坝由皖南地委直接领导开展地方工作;1944年9月任南芜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皖南抗联委员会委员;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因新四军北撤失散, 在宣城乌溪、当涂采石等地潜伏;1946年6月任苏北靖江华中大成公司调研室主任、华东局国区部淮上训练班总支组织委员;1948年6月先后任太 (平) 石 (埭) 工委书记、繁昌县委书记、芜湖县委书记等职。
1951年9月任池州地委委员兼铜陵县委书记等职务;1955年6月调任安徽农学院党委委员, 曾任院办公室主任、总务处长、农场场长等职;1975年12月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工会主席;1982年4月离休, 享受副厅级待遇。1993年4月20日去世, 享年82岁。
1938年7月, 谭震林率新四军三支队进驻南芜宣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 在当地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 发动群众, 发展党员, 建立党组织, 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1939年1月, 中共皖南特委根据南芜宣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决定成立中共南芜宣县委。当时, 为避敌锋芒, 党组织活动往往选择几个县的边缘地区, 南芜宣县委的活动地区基本上指南陵、芜湖、宣城3县的部分地区, 还没有力量来控制3个县的全部地区, 只建立了西河、弋江 (蒲桥) 、金家阁、奎潭、奚家滩、马家园6个区, 党员大部分是农民, 分散在各个村庄。
1940年1月, 阮致中调任南芜宣县委工作, 开始担任青年部长, 后任组织部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敬之 (化名肖家亚、周扬) , 宣传部长金厚初, 青年部长李友白 (又名胡锐) , 妇女部长周纫惠。阮致中到任时, 南芜宣地区已有基层组织40多个、党员600多人。从当时的情况看, 有这么多基层支部和党员已经不算少, 完全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推动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消极抗战, 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对我党我军进行的抗日活动, 采取了种种限制和刁难, 致使党的组织不能公开活动, 党员的积极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如此, 就连群众性的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的活动也受到种种限制, 致使这些抗敌协会名存实亡。而且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更加限制我党我军的抗日活动, 还调来了五十二师进驻南芜宣地区, 名为抗日, 实为限制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进行的抗日活动。
为了破坏我党我军的抗日活动, 国民党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派出大批便衣特务, 到处刺探我党组织和党员情况, 寻找我党活动目标。他们采取夜间奔袭, 封锁搜村等办法, 妄图将我秘密党组织负责人一网打尽。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明确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 党组织要做好长期打算, 要严守秘密, 作好隐蔽, 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 并尽可能利用一切条件, 打入敌人内部去, 取得掩护, 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为了有效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措施, 南芜宣县委不得不采取更隐蔽的斗争形式, 如缩小支部范围, 派人钻进敌人的保甲组织, 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等。从1940年1月到1941年5月, 南芜宣地区又开辟了一些新地区, 建立新支部十八九个, 发展新党员近200人。这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新四军的耳目, 地方游击队的后备力量, 领导“减租减息”的坚强支柱。
1940年8月间, 阮致中 (当时化名王佐) 和当地同志一起由南陵东塘前往奎湖方向开展工作时, 受到在此拦路搜查的国民党五十二师人员怀疑, 阮致中被敌人带到秦村叶永全家里关押了3天。敌人用种种残酷手段严刑逼供, 将他双手反绑吊起来用竹片和扁担毒打, 边打边问他是不是新四军。他坚贞不屈, 始终坚称自己是小学教员, 未暴露真实身份。后由于敌人四处拦路搜查放松了看管, 第三天晚上, 在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叶昌桂等人的协助下, 阮致中冒险逃脱。回队后经一星期休养和审查, 由县委书记王敬之指示仍任原职。
南芜宣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阮致中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半, 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考验, 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 他不断积累工作经验, 迅速成长为敌后工作的行家里手。
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军部迁移苏北, 皖江地区部队成立新四军第七师, 苏南的新四军主力被编为第六师, 继续坚持抗日斗争。这时的芜湖又成为七师与军部、六师往来的重要通道和枢纽。为此, 1941年5月, 皖南特委决定调南芜宣县委组织部长阮致中 (王佐) 到芜湖市区开展秘密工作。
阮致中在南芜宣县委工作时, 皖南特委曾指示县委要利用芜湖外围的关系, 把党的活动向芜湖市区推进, 以配合芜湖县委开展工作。在芜湖县委撤离后, 特委书记李步新亲自找阮致中谈话, 具体确定了4项任务:一是利用社会关系, 找公开职业作掩护, 在芜湖扎根立足;二是进一步深入基层, 发展党的组织, 坚持隐蔽、待机行动;三是想方设法借助各种社会关系, 打入到敌伪各机构中去, 掌握情况, 分化瓦解敌人;四是发展群众外围团体, 鼓舞沦陷区人民的斗志, 扩大抗日力量。
阮致中到芜湖市区后, 立即开始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他先后发展张应策、朱道坤、朱紫道等人入党, 又和皖南事变后隐蔽在市区的马文波取得联系, 经请示皖南特委同意恢复其组织关系, 从而扩大了组织力量。1942年上半年, 他又成功诱捕叛徒程瑞麟, 营救出皖南特委的特派员方向明。
1942年初, 皖南特委调南芜宣中心县委妇女干事刘碧波来芜湖市区工作。刘碧波到芜湖后, 与阮致中以“夫妻”名义为掩护, 共同开展工作。随后, 他们进入被日本人强占的裕中纱厂当工人, 在纱厂内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斗争, 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此后, 阮致中领导秘密党组织在市内各处张贴和散发标语,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并为新四军七师收集情报。1942年下半年, 阮、刘退出纱厂, 在沿河南北两岸开展活动。1943年初, 在青弋江南富民桥开设顺兴隆粮行, 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沦陷区的工作, 1943年2月, 皖南特委调繁昌敌后县委书记程自立来到芜湖市区, 建立中共芜湖市工作委员会。3月, 皖南特委改为皖南地委, 芜湖市工委隶属地委领导。程自立任工委书记, 阮致中任组织委员, 刘碧波任宣传委员。工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 了解各地动态, 护送长江南北往来的干部, 秘密发展党员。为了保证沦陷区秘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 分散在各地段的党员由工委委员分工单线联系, 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 工委机关本身也无固定地址。
芜湖市工委成立后, 又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 恢复了隐蔽在芜湖城内的原巢湖地区的党员鲍先泽的党籍。这时, 芜湖城内已有党员近20人, 分布在铁路、商店、工厂、警察局、街道等各行各业, 活动地点从南关到新市口, 从长街到北平路以及青山街, 几乎布满全城。这些党员又广泛联系组织群众, 加强了沦陷区的革命力量。其中中共党员姚昌欣以结拜兄弟的方式, 在往来沪、汉航道铁驳船工人中团结了一批工人, 为新四军运输物资提供了很多方便。
1944年6月, 因被叛徒胡信安发现, 阮致中、刘碧波撤离芜湖。
1949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百万之师乘胜前进, 饮马长江, 威慑江南, 拉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面对我军正面战场的大好形势, 中共沿江工委根据皖南地委“紧急动员一切力量, 准备迎接大军渡江”的指示精神, 立即对下属5个工委作了变动。阮致中奉命于1949年2月从第一工委 (太石工委) 调至繁昌县委任代理书记, 王安葆为委员, 滕良福为候补委员。明确规定江边工作以芜湖至大通段为主, 并把江边、党群、武装和财粮4个方面作为繁昌县委迎接大军过江的中心工作。
中共繁昌县委开展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 是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当时中共繁昌县委所辖地区, 不仅处于国民党江防守军重兵把守的控管范围内, 而且还遭到国民党独立十三旅以及第七绥署的残酷“清剿”。国民党繁昌通讯室的120名特务, 在全县各乡镇频繁进行绑架、暗杀, 各种反动势力联合采取“巩固江防”“绥靖地方”的方针, 使整个沿江地区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环境险恶, 斗争极为艰苦。当时, 党员只能秘密活动, 区、乡政权还没有完全恢复, 游击队也不能公开露面, 只好以武工队、游击小组的形式分散隐蔽, 坚持斗争。
尽管面对重重困难, 阮致中仍积极展开工作。此时, 繁昌县委的活动范围是以板石岭为中心的十几里地方, 主要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恢复各级党的组织, 并抽调人员成立工山、新林、高安、南芜等区的工作小组, 分赴各地, 深入发动群众, 积极贯彻沿江工委的指示精神, 布置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阮致中和王安葆经常深入山区、江边巡视, 听取工作小组的汇报, 了解敌情, 布置工作。
1949年4月6日晚, 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派遣一支300余人的先遣渡江侦察大队, 由亚冰 (章尘) 、慕思荣率领, 运用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战术, 在繁昌荻港以西的十里场附近强行登陆。在江边巡视的中共繁昌县委书记阮致中和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王安葆, 隐约听到荻港方向传来的枪炮声, 断定江北有部队过江, 立即派员分3路侦察联络。
4月10日夜晚, 天下着蒙蒙细雨, 山区的夜晚在雨天显得格外安谧宁静。繁昌县委正在板石岭俞冲的一户人家开会, 警卫人员从门外进来报告, 有位秘密党员来找县委。王安葆对地方干部十分熟悉, 见进门的是熟人, 便迎了上去。此时, 阮致中发现这位同志的后面跟着三四个穿国民党军服的人, 非常惊异, 不由得站了起来。原来, 这些人正是江北过来的先遣渡江大队的参谋和侦察员, 他们奉命前来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工作。阮致中等人向先遣渡江大队的同志详细介绍了在沿江26个情报站点所获得的情报。为了进一步将沿江一带的地形和敌情等情况搞清楚, 以便通过先遣渡江大队的电台电告江北, 当即研究决定, 派毛和贵等人即刻动身去江边收集情报, 派工山地区负责人叶明山担任联络任务, 和先遣渡江大队保持联系。
第二天, 县委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 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告诉了党员和可靠的群众。由于环境紧张, 县委不能集中较多的人开会, 只得分片召开会议, 传达县委指示, 布置当前工作, 抓紧落实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 各区乡级工作小组担负起迎接大军渡江的具体工作, 他们积极恢复党的组织, 认真组织党员, 深入发动群众, 对大军过境的军粮、军鞋、向导、担架以及吃饭、喝水等问题, 都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
4月18日下午, 第二十七军电告先遣渡江侦察大队, “我渡江大军定于20日发起渡江战斗”。20日凌晨, 先遣渡江大队负责人亚冰、慕思荣来到了板石岭, 向阮致中等人转达第二十七军军部所布置的“三项任务”:一、4月20日晚上10时半渡江战役全面打响, 希做好迎接大军过江的各项准备工作;二、20日晚上8时, 切断敌人的电话线;三、在敌军密集区烧火堆为记, 以指示我军炮击目标。繁昌县委当即召开会议, 分工布置策应大军过江的各项工作。
4月20日夜幕降临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繁昌对岸的无为县沿江呈一字摆开, 数百条战船从隐蔽处被拖至起渡线, 指战员们纷纷登船执桨。我军的炮兵撤去伪装, 脱去炮衣, 将一门门大炮指向长江南岸的敌阵地。晚8时, 中共繁昌县委、南繁芜游击队员与侦察大队互相配合, 按照江北军部的指示, 准时实施剪断国民党军政部门电话线的工作。叶明山白天所借的32把剪刀和1把锯子, 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们不仅剪断了敌人的电话线, 而且还锯断了几根电话杆。毛和贵带领的10多名江边武工队队员, 在板子矶附近点燃3堆草堆, 为江北我军炮兵亮出了信号。南繁芜游击队全部出击, 有计划地隐蔽在敌后袭击敌人, 在敌人后方打冷枪扰乱敌人。敌之间的电话中断, 彼此失去联系, 加之情况不明, 头尾不能相顾, 陷入一片混乱。从油坊嘴、焦湾、孙滩到三山一线, 凡有敌人的地方, 南繁芜游击队都烧起火堆, 给我炮兵指示射击目标, 有力地杀伤了敌人。21时15分, 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五班所乘之船, 在繁昌县保兴乡 (现保定乡) 夏家湖胜利登岸, 其五班班长刘德翠发出3颗红色信号弹后, 全军后续部队开始了宽大正面的渡江作战。霎时, 长江江面, 千帆竞发, 万浆击水, 红黄绿的信号弹、曳光弹划破夜空, 满天飞舞。隆隆的炮声震天动地, 千万发炮弹泻向南岸一线, 敌阵地上一片火海, 江水被映得通红。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身贴船帮, 冒着敌人的炮火, 奋桨疾进。
21日拂晓, 当最早过江的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等一行踏上繁昌的土地时, 当即向党中央、毛主席报捷:“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并在大磕山山麓亲切接见了先遣渡江侦察大队指战员和南繁芜总队的部分游击队员, 高度赞扬地方党、游击队的有力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至此, 先遣渡江侦察大队在中共繁昌县委和南繁芜游击队以及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 完成了历史性的侦察、战斗任务。阮致中率领的繁昌各级党组织、游击队队员和广大人民群众, 配合先遣渡江侦察大队完成先遣侦察战斗任务, 全力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4月22日下午, 阮致中、王安葆等率领70多名武装人员和干部从八分村进入繁昌城, 接收敌政府。阮致中担任县委书记, 接收国民党县党部, 住在大地主李仁美家, 后来改为中共繁昌县委会住地。4月23日, 野战军前线指挥部进驻繁昌城;24日, 阮致中、王安葆等前往野战军指挥部向陈毅、粟裕、谭震林3位首长汇报工作, 并与全体下山的游击队同志, 在县政府门前集体合影。晚上, 野战军文工团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李闯王进京》。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在繁昌城住了7天, 后继续南下。
1949年4月22日上午, 毛泽东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中, 欣闻人民解放军中路大军成功率先横渡长江的电讯消息, 迅即为新华社起草电文:“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 从一千余里的战线上, 冲破敌阵, 横渡长江。西起九江 (不含) , 东至江阴, 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 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 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澛港地区, 24小时内即已渡过30万人。”时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曾赞誉:“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去一支部队, 埋伏了十天, 敌人还不知道。”这是对沿江各级地下党、游击队, 配合先遣渡江侦察大队活动和策应大军渡江作战中所起作用的肯定与鼓励, 也是对中共繁昌县委、南繁芜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持的评价与表扬。
来源：《党史纵览》2018年06期，作者詹剑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