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剧烈变化的深刻体验之辞，短短八个字，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二是革了辫子的命。
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从此可以不带辫子而自由自在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情形说明，辫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退位，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共和开始，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与“皇帝倒了”相提并论的却是“辫子割了”。
众所周知，辫子本是汉族女人留长发的一种风俗习惯。但随着满族的兴起，1644年，清兵入关，在攻占北京和南京后，开始厉行剃发令，“官民尽皆剃头”，违抗者“杀无赦”。当时不但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更有“一个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之酷令。
中原汉人自古注重衣冠，尤其还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剃发留辫自然违背了汉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感情，因此演变成了满、汉两族之间的激烈对抗，乃至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惨剧。
等满清完全统一全国后，剃发留辫凭借政权的力量由满族的风俗变成了满汉民族共同的风俗。而当成为一种风俗后，也就有了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也就不容易改变了。
当历史的滚滚车轮进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思想兴起，留辫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标志，而剪辫则往往与反清革命相连接，成了鲜明的革命意识与标志。
孙中山在1895年首次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割掉了自己的辫子，以此来表明一个革命先行者同旧王朝的决裂。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革命党人即动员群众剪辫。湖北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也是在起义军的逼迫下割掉辫子后，从而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
袁世凯却是在就任民国大总统的前夕才割掉辫子，验证了袁世凯仍然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的保守者。
梁启超的一个厨子由于被人强制割了辫子，反而大哭了几天，这说明辫子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骤然被割了辫子，反而不适应。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致电内务部：“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民国政府以行政命令，推行剪辫，这也就是意味着在推翻满清政府的同时，也把他们270年前以血腥手段实行的留辫命令割去。
从此，剪辫不但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必须执行的命令。留辫者则为社会所不齿，谁还留着辫子，那就是“封建余孽”，也就成为了辛亥革命后革命矛头所指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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