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年初，在清朝灭亡前夕，本已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还经历了一场大型鼠疫灭绝战，那就是在1910年末至1911年3月，在我国的东三省爆发出一场鼠疫大流行，受其感染死亡人数多达六万多人，最终控制这场突发的鼠疫，却是一位当时还不会说汉语的归国华侨。
并且，因这场鼠疫的爆发与防治，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中国医学史》）。
这位归国华侨就是当时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
伍连德戎装照
1910年10月上旬，一名猎人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直接将该工棚的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皆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10月19日，其中的两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六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这便是当地官吏上奏说的“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紧接着，与两名华工同院而住的店主、房客相继身亡。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之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此后一个月，疫情“如火泻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等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
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个人，进入12月后，“日毙七八人，继而十余人。”
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数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疫情迅速蔓延，但当时的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而虎视眈眈的沙俄、贪得无厌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
迫于形势，经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为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鉴于此时的东三省早已是冰寒地冻的季节，而典型性的鼠疫怎么可能在跳蚤冬眠的季节肆虐爆发呢？而且，此次鼠疫的扩散曲线是沿铁路、大道、轮船航线不断地扩散，鼠疫怎么可能在隆冬之际、鼠迹罕见之地而渐渐蔓延呢？
而且，当时已经按照典型性鼠疫（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扬扬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灭鼠活动，东北全境及北京、天津等地，均以无论活鼠还是死鼠，都以铜币一到两枚来奖励。老鼠早已是很难见到一只了，为什么还会源源不断地死人呢？
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傅家甸的医院的惨剧，更加佐证了疫情扩散是另有途径的推断。
傅家甸发现传染者后，医生们经过简单救治后，除了众多患者暴毙后，参与救治的几名医生也以同样的症状先后死去。
伍连德不禁疑问：在医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踪影全无的情况下，这些医生因何而染病？
因此，伍连德断定，这绝非典型性鼠疫。12月27日，伍连德解剖了一名日裔死者的遗体，在显微镜中，他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杆菌；而在三天后，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鼠疫杆菌仍在蠕蠕而动。
据此，伍连德得出结论：它的确是鼠疫，但却是另外一种鼠疫——肺鼠疫！
12月30日，伍连德向防疫大臣施肇基发电指出，已经蔓延两个月有余、造成上万人死亡的瘟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它不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恰恰相反，它是“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通道扩散而传播，这种鼠疫就是“肺鼠疫”。
同时，伍连德还提出防治办法：停止劳民伤财的灭鼠活动，封锁疫区，隔离交通，禁绝行人，隔离患者，以切断任何人际间的流通。
这份电报，后来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并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
伍连德除了向清政府发电外，还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呼吁群起防治这场鼠疫。然而，除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外，几乎没有人肯听他把话说完，他们不仅质疑这个年轻医生的奇谈怪论，更无法相信老大帝国的防治能力。
一个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居然要推翻学界公认的理论，不去捕鼠，而是认为鼠疫是通过人际间的“飞沫传播”，还要封锁疫区，这一切都无法让那些外国学者、医者接受。
不仅是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北里柴三郎不同意伍连德的结论，当时的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俄国人哈夫肯医生的侄子小哈夫肯，也同样不接受伍连德的理论，他虽然也同意当下爆发的是一场鼠疫，但正确的防治方法，还是灭鼠结合药物治疗。
让伍连德胆战心惊的是，这所医院已经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但医院居然没有设立缓冲区、隔离区，乃至医生、护士出入病房时也没有戴口罩！
而更要命的反对声音，则是来自法国医生、时任北洋医学院首席教授的梅尼斯。
梅尼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且有两年前防治唐山鼠疫的经验，深得清廷的信任。1月2日，梅尼斯受施肇基的派遣，从天津来到哈尔滨，几乎刚刚见面，就和伍连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梅尼斯看来，所谓的“飞沫传染”，是不折不扣的荒诞之说，伍连德此举，不过是为了一己风头而草菅人命罢了。梅尼斯在近乎咆哮的训斥后，甚至扬言，他将要求清廷撤换伍连德总医官的职务，而以自己来替代他。
果然，梅尼斯向施肇基发了一封长电，要取代伍连德。而伍连德被逼无奈，也只好向施肇基请辞总医官职务，但是， 他在电文的末尾，依旧坚持这是一场肺鼠疫，除了封锁疫区外，别无他法！
整整过了38个小时，北京的回电终于来了，这一天，让伍连德又喜又悲的是，在施肇基的翰旋之下，清廷总算做了件明智的事：召回梅尼斯，仍有他担纲东北的防疫。而让他悲的是，这一天，哈尔滨疫情急转直下，每日死亡人数由十余人暴增至五十余人，鼠疫进入爆发期了！
此后几天，死亡人数连续突破，6日，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百人，8日，逼近一百五十人大关。
正当伍连德心急如焚之际，改变防治办法的不是别人，正是梅尼斯本人，而且是以一种异常悲壮的方式改变的。
当梅尼斯收到北京回电后，异常气愤，他拒绝返回天津，而是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与小哈夫肯合作抗疫。这一天，他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治了四名传染者。
1月8日，梅尼斯开始头痛、发烧，并彻夜不眠。当伍连德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固执而正直、与他私交不错的法国医生时，他已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不仅咳中带血，还在细菌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
三天后，即1月11日，梅尼斯在弥留之际向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梅尼斯之死，后来被认为是东北鼠疫防治的转折点之一。
1月11日，在梅尼斯死去的当天，应伍连德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向清廷军机处发了一份急电，在这份电报中，锡良强烈请求隔绝东三省之交通，并在铁路及交通主要沿线建立防疫所、隔离所等。
等到清政府同意后，东北铁路全部停运，紧接着，一个个防疫所、一处处临时医院，沿着铁路线迅速地铺张开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东三省共设置了防疫机构1746处，并且，这些机构延伸到了广大的乡镇。
鼠疫的爆发区傅家甸成为东北鼠疫成败的象征。一月中旬，在伍连德的统筹下，这个共24000名居民的重疫区，被划分为四个片区，“各区置主任医师一名，助手二人，卫生勤务18名，警察26名”，实现日夜监控。一千余名步兵、卫生警察戴着口罩，管制街道交通。
然而，在经过了十余天的封城防治后，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不降反升。
1月20日，死亡人数超过150人，25日，达到160人，28日，达到183人。而更可怕的是，防疫人员的殉职比例也是与日俱增：除了58名医生死亡6人外，500余名杂役遇难102人，700名警察死了35人，区区150人的救护队，更是有69人先后身亡。
一时间，傅家甸死气沉沉，绝望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此时，伍连德发现了满洲鼠疫防治的又一个死角。
由于当时正值寒冬，每日死亡那么多的人，都无法掘地埋尸下葬。
伍连德和几十名官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几千具尸体就堆积在那冰天雪地里，有的是被置于薄薄的棺材里，而更多的是直接横七竖八地裸尸而卧。
毫无疑问，这个死角就是哈尔滨鼠疫不绝的根源之处：作为微生物学博士，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条件下存活很久。尽管死者已经不能“飞沫传播”，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负责埋葬的杂役工，他们染病的概率远远大于其他人，这就是救护队和杂役工殉职比例最高的原因。
但是，在这天寒地冻的满洲，根本无法掘地埋尸，如果再继续暴尸，等到天热后再行安葬，那估计不仅是抬尸工百无一存，傅家甸也会人鸡绝迹了。
除了将尸体火化，没有更安全、更便捷、更一了百了的办法了。
但是，千百年来，汉民族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习俗就是：“入土为安”，无论是富翁还是流浪者去世，总会有人张罗着一副薄棺材，将逝者入土为安。
此时，在没有得到朝廷的谕旨前，谁敢冒天下之大不为而将几千具尸体焚烧呢？
当天下午，以伍连德为牵头人，联络哈尔滨全城官员、傅家甸众多士绅纷纷在奏请焚尸的电报上联名请愿。
在众人提心吊胆的等待中，两天之后，1月30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清廷的回电抵达了哈尔滨，让众人惊喜的是，一向守旧的清廷，居然同意了焚尸的请求。
1911年的春节，也就是1月31日这天，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几千名杂役、救护队员聚拢了几千具尸体，并泼洒上几吨煤油，此后的三天，大火烧红了哈尔滨的半边天。伍连德还记录到，目睹亲人的遗体化为焦炭，两万名傅家甸的人们面无表情，呆呆出神。
此后数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逐日下降，“至3月1日，竟完全停止”；同时，在俄界焚尸1466具，长春焚尸4643具，60个府县纷纷效仿后，“其他地区，至四月底，亦告肃清”（《抗疫医生——伍连德医生》）。
事后，奉天防疫总局编撰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它统计的中国居民死亡人数为50927人，加上日本侨民区的228名死者，关内各省的近万名死者，这次鼠疫总计遇难人数为60468人。
此后，东北地区鼠疫仍然不时爆发，为此，伍连德在关外逗留了许多年。
这场东北大鼠疫虽然渐渐地成为了历史，但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遗产：除了中国医学从哲学化变为科学化的医学外，它还为后世的“飞沫传播”类瘟疫提供了一份非常宝贵的借鉴。
92年后，即2003年，那场“SARS”非典型肺炎传染病在我国大规模爆发后，我们也是采取了伍连德的防治办法，最终战胜了疫情。
附：伍连德简介，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896-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1899-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
1902-1903年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后返回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
1907年，接受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1910年12月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并到哈尔滨进行防治。
1911年，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后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
1918年，创建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并首任院长；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该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军医院；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逝世，享年82岁。
本文参考自：《看历史·透过细节看中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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