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曾洪易从县政府回到家里，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把自己曾经是红军时期的“中央代表”，以及曾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历史写得一清二楚。
这时候的曾洪易，心里得意极了。
他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比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入党还早，开国元勋不少都是他的部下，所以中央在落实他的历史之后，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工作吧。
可是左等右等，北京那边杳无音信。
到了12月9日，北京那边终于来人了。不过来的不是小汽车，而是一辆警车、几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和一副锃光瓦亮的手铐。
这大大出乎曾洪易的意料，他大声喊道：“你们弄错了吧！”
曾洪易又名曾弘毅，1905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人。
1924年，19岁的曾洪易就加入共产党，为南昌早期党员之一。
徐向前元帅、罗荣桓元帅，前国家主席李先念都是1927年入党。在他们几个还都是团员的时候，曾洪易已经是中共南昌地委组织部长了。
那时候的他，刚刚20岁。由此可见，曾洪易确实是一位老革命。而且就是在这一年，曾洪易被党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学校，从这所大学走出了如王明、博古、王稼祥、洛甫、沈泽民、凯丰、杨尚昆、陈昌浩等风云人物；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足以说明，曾洪易前途无量。
果然，1929年从莫斯科回来后，曾洪易就到了中央宣传部。
1931年7月，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进入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
这时候的曾洪易，不过26岁，堪称是大器早成。
1934年1月至6月，29岁的曾洪易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同年11月，方志敏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革命事业这一年进入低谷，中央红军苦战一年，没有能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开始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时候的曾洪易还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小伙子，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他担任着闽浙赣苏区省委和军区的重要领导职务，理所应当领导大家渡过难关。但是他不但没有力挽狂澜，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准备放弃苏区逃命。
闽浙赣省委的委员们一看，这怎么行，作为一个领导如此悲观，不是把大家往火坑里带吗？于是大家召开会议，把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给免了。
说来说去，还是王明担任中共领导人，在用人方面没有眼光，没有好好考察。
因为王明自己是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而且王明还在那里当过教师，他任教期间曾洪易恰好在那里上学。所以王明就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曾洪易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曾洪易停职后，被连降三级，在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的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
从中央代表、市委书记一下子降到区委书记，好比从九天坠落到地面。对于如此大的落差，曾洪易当然无法接受。当时革命事业处于低谷，力量损失很大，一个区所能管辖的，不过百十个人。曾洪易指挥的游击队，一共还不到十个人，配有七八支驳壳枪。
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曾洪易一看就泄气了，也没有心思开展游击战，索性当了逃兵，离开江山到达了上海。
应该说，曾洪易到上海去的思路是对头的，因为上海曾经是党中央所在地，那里还有租界，地下党组织要比南京多，找组织要容易得多。
同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当时就在上海，她是同情革命的，如果能和她联系上，找到党组织应该没有问题。
事实上红军第十军政委涂振农通过上海的渠道，辗转到了陕北，后来被安排到新四军工作。
但是要想找到党组织，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工作，有个立足之地，解决生活困难。涂振农在去陕北前，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找了一份工作.
曾洪易当时也遇到了涂振农，还是有机会找到工作的，可是曾洪易当时已经被吓破了胆，担心自己被抓，不敢去找工作。
如此一来，他生活就没了着落，只能靠老家弟弟给自己邮钱来解决生活困难，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不能自立，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
此后，他在上海遇见了一个熟人，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这个熟人是曾洪易的万安同乡、同学——王立生。
王立生在1924年至1927年间，担任的职务是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是在革命的低潮期呢。
王立生对曾洪易这个老乡非常够意思，他把老乡安排到家里，好吃好喝，还陪他逛街，待他像亲人一样，把老乡感动得眼泪哗哗。
谁知道这个王立生在1929年冬天就叛变了革命，当个可耻的叛徒，开始为国民党卖命。人没利心不起早，王立生收留曾洪易并不是大发慈悲，而是想出卖老乡，得到上司奖赏。
曾洪易在中共曾经担任过要职，能将他出卖，得到的奖赏肯定不小。
于是，王立生对这个老乡连哄带拉拢，再吓唬一番，终于把曾洪易吓倒、说动，跟着对方去了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自首。
这真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
在南京，曾洪易在“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的自首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不久，曾洪易正式加入国民党。
从此，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加入国民党之后，曾洪易凭着自己的高学历，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专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训练那些叛变投敌者。
由于曾洪易非常卖力，一年后晋升为江苏省政府视察员，专门视察县政和公路。
叛变之后，曾洪易的生活大大改观，每月可以领到260元大洋，是当时县长薪水的十倍还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了中国一边，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军事互助协定》。
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派出总兵力为一个大队、配备有各种飞机70余架的航空志愿队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这些志愿队员，无论是驾驶员、射击手，还是领航员、机械师、空军顾问，肯定说的是俄语。
因此，精通俄语的曾洪易成为香饽饽，被派到航空队成为俄语翻译。
1941年，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突然翻脸，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停止对华援助，那个航空队也撤出中国。
无论什么时候的叛徒，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主子就不再搭理你，曾洪易也是这样。
他虽然曾经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但是他不是负责地下工作的，手里掌握的机密资料有限。而且后来他已经被免职，自首前不过是个小小区长，本身利用价值就不大。
所以，苏联的航空队一拍屁股走了，曾洪易也被害惨了。
这一来，曾洪易丢了饭碗，不得不靠同事的接济来度日。
半年之后，在同事介绍下，曾洪易到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当了一名编辑，总算是又有了一份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当编辑不到一年，曾洪易又因生病丢了工作，又开始靠别人施舍而过活。
直到1942年，曾洪易在同学介绍下，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二处当了一名俄文翻译，总算渡过了难关。
这时候苏联不再军事援助中国，但是他们仍然脚踩两只船，跟国民党政府背地来往。
苏联向国民党慷慨援助了不少书籍和报纸，确切地说，是苏联红军如何排兵布阵的“葵花宝典”。这些书籍和报纸，肯定都是俄文，这就需要翻译成中文，曾洪易这才又有了一份工作。
抗战胜利后，苏联开始公开支持中共，书籍也不给国民党了。曾洪易再次失业，被国民党当局遗忘。
1946年，曾洪易灰溜溜地带着在四川娶的妻子回到家乡万安。
可是这时候的曾洪易处境艰难，温饱都难以维系，妻子不习惯艰苦的生活，没有多久就跟他分道扬镳，回了娘家。
靠着同学的关系，曾洪易在万安县立中学的高中部当了一名英文和历史教员，总算有了一个饭碗。
可是后来站稳脚跟之后，曾洪易又开始自命不凡，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当个教员屈才了，竟然产生了当校长的想法。
需要指出的是，给他安排工作的同学，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曾洪易这样做等于上演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大家都对他非常鄙视。
如此一来，他校长没有当成，工作也丢了，只好在家无所事事，坐吃山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昔日的战友、同事和下属，都成为开国元勋，还有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把曾洪易肠子都悔青了，大家都成为风云人物名垂青史，自己却在乡下默默无闻，凄凄惨惨，连个职业都没有，生活都难以维持。
他恨自己瞎了眼，真想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刚开始回到万安，家乡还是国民党的天下，曾洪易也不敢说对乡亲们说自己早年是共产党。他只好对乡亲们隐瞒自己真实的历史，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外教书。
反正他混得也很惨，大家也相信了。
直到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到了江西北部地区之后，曾洪易开始炫耀起来，说自己过去是共产党如何如何。
1949年8月，万安县解放之前，国民党县政府瘫痪了，解放军还没有到来，县里出现权力真空，曾洪易就把自己当成了共产党员，出面维持地方工作，迎接解放军。
他不仅号召群众给解放军送柴送米，还说服那些商人不要逃避，继续营业。
解放军入城后，曾洪易跑前跑后，又是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又是给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出谋划策，忙得不亦乐乎。
一来二去，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共产党员，可是他却没有党证。
朋友们得知他过去的历史，纷纷鼓动他跟中央联系，曾洪易也头脑一热，真的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过去光荣的历史，要求党中央重用他，给他安排工作。
写完信之后，曾洪易心潮澎湃，想入非非，开始在家等待好消息。
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了警车和手铐。
七名公安开着警车，直接把他押送到了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
即便在这时，曾洪易仍然没有醒来，他还天真地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说自己只是跟组织失联，希望给自己安排重要工作，实在不行的话，担任中国驻苏联的领事也不是不可以。
1951年3月，公安部对他的处理意见是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呈报中央公安部领导审批。
后来随着形势的严峻，国内反动分子蠢蠢欲动，镇反运动即将拉开大幕。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在1951年10月29日，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曾洪易结局已定，只等行刑报告下来，一声正义的枪声。
但是，曾洪易已经看不到判决了，因为就在行刑报告批复下达前，46岁的他，已经在1951年11月9日病死于狱中，为国家节省了一粒子弹。
曾洪易的悲剧告诉我们，做事业一定要坚定信念。
在革命的低谷，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红军根据地丧失殆尽，不得不进行长征，这时候需要的是坚持。
事实上有很多人坚持下来了，他们深信共产党会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困难是暂时的。
同样，有不少意志薄弱者，他们目光短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当了可耻的逃兵或者叛徒。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当初变节投敌，现在革命胜利了，还想分一杯羹，到了监狱还不醒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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