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蒙古草原上出现了两位大汗——忽必烈和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 。
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统，都得到高层支持。
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元朝的“天”上竟然有两个“太阳”，这一来可就热闹了，兄弟俩开打，杀得难解难分。
公元1262年正月，正当这哥俩在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城外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的时候，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驻守山东的将军李璮反叛了。
听到消息，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的反应截然不同。
忽必烈闻讯后捶胸顿足，对身边人说：“李璮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怎么会反叛，这不是打俺的脸？”
阿里不哥听到消息则手舞足蹈，狂笑着对部下说：“还是老子有战略眼光，我早说过，汉人靠不住。”
同一件事，二人为何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一切，还要从蒙古的“汉化”政策说起。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了蒙古帝国的汗位，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
这时候，蒙古军队已经控制了淮北，南下侵宋已成必然。蒙哥是个很出色的政治家，他沉默寡言，不好酒色，头脑非常冷静，独具慧眼，很会用人。
他即位之后，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管理，将漠南汉地的军政大权一手交给了自己的二弟忽必烈。
忽必烈比哥哥蒙哥还要出色，战略眼光独到。
蒙哥雄心勃勃，不满足现状，想继续南侵，彻底消灭南宋。忽必烈知道哥哥的战略构想，也感到巨大压力。因为蒙古人和汉人的人口比例大概是1:300，这样的比例太悬殊了。
不错，蒙古士兵能征善战，以一当十；15万蒙古铁骑就能远征欧洲，攻城略地，横扫欧洲兵团，让他们闻风丧胆。以南宋军队的战斗力，被武力征服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可占领一地容易，治理它，保持稳定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蒙古人太少了。
事实上，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很多东欧国家，但是因为没有在当地建立政权，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很快被欧洲人打败，不得不停止了西征。
相比之下，蒙古到南宋距离近太多了，后勤补给根本不是问题。
可是蒙古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胜利成果也会被葬送，消灭南宋也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这是因为汉人和蒙古人语言不通，文字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你可以占领汉人的土地，但是如果不得到人心，就会埋下巨大隐患，后果很可怕。
既然元朝人手不够，双方之间有文化鸿沟，那就必须改变策略，以汉治汉。
而作为统治者，也应该学习汉文化，这样才能在治理中原的时候得心应手。
当然，当时蒙哥是老大，作为助手的忽必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小规模的“以汉治汉”改革试验。
1259年，蒙哥大汗驾崩之后，忽必烈即位，他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以汉治汉”政策。
为熟悉汉家治国之道，忽必烈说干就干，开始不拘一格，广招天下汉族知识分子。开始，儒生们心存疑虑，不敢投奔忽必烈，毕竟不是一个民族的，双方缺乏了解。忽必烈为了取得儒生的信任，不光是大力宣传，还把政策落到实处。
对投奔的汉族知识分子不仅给以高官厚禄，还给他们配以“名车”、豪宅，生活用品实施“特供”，让他们感受到皇帝的求贤若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汉族知识分子奔走相告，纷纷投奔到他的旗下，比较有名的有商挺、姚枢、刘秉忠、许衡、郝经、王文统等名儒和谋士。
在这些人影响和策划下，史天泽、张柔、严忠范、董文炳、郑鼎、汪良臣、刘黑马、李璮等汉地世侯领袖也归附了忽必烈。
这些汉族文人用汉人的方法治理中原，统治那里的人民，收效很好。
中原地区局势稳定，百姓积极性高涨，积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饱经战火摧残的中原大地日出现勃勃生机，一片繁荣景象。
稳定的中原地区，成为忽必烈改革的样板，为他赢得了口碑，其威望日渐提高，也为他抗衡阿里不哥“伪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蒙哥在位的时候，忽必烈就成为中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经过多年的耕耘，中原稳定繁荣，成为他的大后方，也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牌。
如今，蒙军汉将李璮的反叛让忽必烈声望大跌，因为此人，就是忽必烈“以汉治汉”的标杆人物。
李璮是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父亲是金末山东军阀，名叫李全。
李全虽然是汉人，但是他只想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蒙古军队的南下他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让蒙哥非常满意，委任他为益都（青州）行省的行政长官。
正大八年(1231年)，李全死后，李璮继承了老爸的权力。蒙哥和忽必烈对李璮很是器重，把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送给他做妻子。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笼络李璮，还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希望他成为自己得力干将。但是这个李璮对忽必烈并不看好，也不认可蒙古人的统治。
这并非李璮忘乎所以，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他统治的益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因此蒙古统治者对他非常器重。
李璮把它当成一种跟蒙古统治者讨价还价的资源，夸张南宋的军事威胁，逼迫大汗对他进行政策倾斜，为自己获得好处。——"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元史·李璮传》)。
李璮有时候也真刀真枪跟南宋干，目的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且还能以此向朝廷开口，漫天要价。
比如他攻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一带)等四城之后，随即以此为资本，向朝廷狮子大开口，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战略物资给自己的军队。
运输成本超高，运输一石粮食成本达到了粮食本身价值的十倍。因为李璮所处的战略地位重要，朝廷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这让李璮越来越有恃无恐，目空一切，不把大汗放在眼里。
蒙哥汗时期，朝廷几次给他下令出兵，李璮竟然"诡辞不至"。
1260年，忽必烈调他到北伐前线时，拥有精兵七八万的李璮，却借口要抵御南宋，未派一兵一卒。——"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
更过分的是，忽必烈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前往朝觐，李璮却借口自己太忙没有前去。
与此同时，他加紧了把辖区变成李姓独立王国的步伐。他在辖区建立了不同于朝廷的官制，大量招聘知识分子，为自己选拔人才。
他为了收买人心，还重修了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塑造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为自己当汉奸而洗白。
中统二年(1261)正月，李璮以防范南宋的名义，未经请示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加固益都城防，打造坚固防线。
这样做，是犯了大忌的。
蒙古铁骑在阵地战中所向无敌，唯独害怕攻坚战；因此历任蒙古汗普遍禁止各地修建城墙，加固城防。
而且为了防范下面造反，蒙古统治者还严禁进行战马买卖，只需朝廷购买。无论是民间还是军队，均不能私自进行马匹交易。
如今李璮不执行禁令，让部下到北方各地以高于朝廷的价钱，大量购买优质战马。更有甚者，李璮还不许朝廷发行的中统钞在自己下去流通，反而使用南宋朝廷发行的涟州会子。
他还把该上交朝廷的盐课截留，用来自己招兵买马。
总之，这时候的李璮已经把益都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真真切切成了拥兵自重。他之所以之前没有反叛，是在等待最佳时机罢了。
13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为了汗位大打出手，杀的血流成河。机会终于来了，李璮摩拳擦掌。
而在忽必烈的权力中心，还有一个野心家，他就是李璮岳父、留守燕京（今北京）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
这货不自量力，极力怂恿女婿李璮造反，目的是在忽必烈北征之后，将忽必烈堵在长城之外，自己成为中原地区的老大。
其实，忽必烈对李璮的造反是有些预感的。或者说，是李璮不服调度，擅自扩军的一系列行为让忽必烈忍无可忍。
因为忙于内战，忽必烈克制自己。一旦腾出手来，收拾李璮是迟早的事。因此，李璮造反也被逼的。
他当时打算拥兵自重，但是并没有称王的打算，造反之后，他心里没谱，知道自己无法抵御蒙古铁骑，便告知南宋皇帝，愿意向其称臣。由于没有事先沟通，宋廷觉得事发突然，怕其中有诈，就回复说：“如果是真心投降，就交个投名状。”
为了表示诚意，李璮交出了涟、海诸城。这说明，李璮的造反不是蓄谋已久，而是临时起意。这一来，宋廷才相信李璮的诚意，加封他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和齐郡王。
这时候，李璮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没有对蒙古军队发动进攻，跟蒙古铁骑交战，只是采取守势。换句话说，就是在原地等死。
李璮打出的旗号是恢复大宋，而北宋这时候已经灭亡了一百多年。中原地区经过了几代人之后，他们对宋廷的记忆早已变淡。
更重要的是，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北方汉人也早已领略，当时北方的汉族官员和将领，也缺乏自信心。
因此，对李璮的叛乱，多数汉人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没有人积极响应。
叛乱持续两个多月，中原汉人将领和官员竟然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人出来响应，这让李璮始料未及。
换言之，这些汉人官员和将领并不是拥护蒙古人的统治，他们对统治者实行的政策非常不满，暗地里甚至公开发表了对蒙古汗的不满言论，也希望能改朝换代。
但不满是一回事，跟着造反是另外一回事，弄不好是要诛灭九族的。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兵响应叛军的。说来说去，是他们对李璮这个领军人物缺乏信任。
李璮造反后虽然及时通知各路汉人诸侯，响应者寥寥无几，大家都在观望。最后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还有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三路人马响应。
更令李璮感到困惑的是，其他人非但支持自己，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全都看准了风向，参与了对李璮的围剿。
而南宋军队，虽然也想配合李璮，毕竟军队战斗力不行，心有余力不足，无所作为。
南宋军队也向河南，安徽，山东，苏北地区发动进攻，但是忽必烈对南宋军队的战斗力知根知底，觉得不必重视。或者说，南宋军队雷声大雨点小，没有打到忽必烈的痛处。因此，忽必烈专心对付李璮，对宋军置之不理。
结果，叛乱只持续了7个月，在17路人马的围攻之下，李璮战败被擒。最后，他被砍去两臂、两足，又被挖出心肝，死于非命。
事实证明，李璮连后世的吴三桂都不如，后者毕竟还有跟清廷抗衡的实力，一度打到长江。李璮自己没有足够实力，把希望寄托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那些汉人将领身上。
李璮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是低估了忽必烈的决断力。
他认为忽必烈会把重点放在对付阿里不哥，谁知道忽必烈审时度势之后，竟然中止了对阿里不哥的作战，首先在燕京将李璮的岳父王文统这个心腹之患除掉。而后为亲自指挥对李璮叛军的围剿，将其困死在济南。
毕竟跟阿里不哥是内斗，谁胜谁负都无所谓，政权还在自己人手里。而李璮叛乱如果控制不住，那可是要把江山丢给“外人”的。
李璮叛乱虽然平息，但是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忽必烈汉化政策的改变。
之前，阿里不哥认为汉人不可信，不主张给他们太多权力。而忽必烈认为，想要稳定中原，还要充分依靠汉人。
李璮的兵变，啪啪打脸忽必烈，让他失去了对汉人的信任，汉化（应该说是对汉人的重用政策）政策基本中止。
兵变之后，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的那些拥兵自重的汉将们都被解除兵权。
为了制约汉人，忽必烈又将西域的色目人和回回人迁移过来，封他们为二等人，把汉人定为三等人，政治上进行歧视。
此举是最不明智的，认为制造民族对立，大大加剧了汉人好元朝统治者的矛盾，为后来的红巾军起义埋下伏笔。
元朝没有像后来的清朝那样进行自我汉化，没能融入汉文化之中，结果它非常短命，只有百年国祚，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
同样是汉人造反，吴三桂造反之后，康熙就没有改变既定政策，继续重用汉人。
事实证明，此举很正确。在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的时候，正是汉族将领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镇压了起义，让清朝统治得以延续。如果不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恐怕在当时，大清就亡了。
这不能不说，相比之下，还是清朝统治者更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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