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7年（明朝嘉靖六年）的一天，太原知府衙门内跑进一个人，自称叫薛良，说是要举报白莲教大匪首李福达。
太原知府一脸疑惑，那个李福达不是早被处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薛良却说，李福达当年非但并没有死，反而飞黄腾达，他正是现任的太原卫指挥使张寅。
“卫”是明朝的军事单位，而卫指挥使是正三品，官职不小。
太原知府听了，有些傻眼了，马上质问薛良：你可别胡说！你可有什么证据吗？！
薛良连忙回答，李福达当年诈死，用金银珠宝贿赂混进了北京，先入了降籍，然后通过捐粮获得了太原卫指挥使的职务。
太原知府听了半信半疑，于是派人去传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前来府衙交谈问话。
不久，传令兵回来禀报，张寅并不在家中，去北京办事去了。
李福达是山西郭县人，祖上信奉白莲教，爱屋及乌，从小潜移默化，本人后来就成为了白莲教的信徒，并一步步发展成为领袖。
正德年间，李福达率领白莲教徒密谋造反，结果被官府打得落花流水，他也被抓捕归案，发配边疆充军。
没多久，他逃回了老家，想要东山再起，结果还没招到人马，就遭人举报了，再次被逮捕充军。
后来，李福达再次跑回来，还是不老实，继续宣传白莲教，还要组织老百姓举兵造反。
官府实在忍无可忍，把李福达抓起来以后，直接就处死了。
……
听说张寅不在家，薛良更来劲了，继续说，李福达这是做贼心虚，肯定知道我要举报他，所以畏罪潜逃了。大人何不把他的家人抓来审问，事情不就清楚了吗？
太原知府想了半天，觉得张寅如果真的是李福达的话，这事情可不小。于是，他采纳了薛良的建议，派人把张寅的大儿子张大仁给逮捕了。
几天后，张寅从北京回来，听说大儿子被衙门抓了，赶紧跑来跟太原知府要人。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把张氏族谱都带上来，大声痛斥，我张寅行不更名，做不改姓，这族谱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不是什么李福达，快点放了我的儿子。
薛良似乎胸有成竹，站出来说，你这族谱的猫腻，我可是清楚的很，当年你用重金买通了山西徐沟县张家村张氏家族的族长张斌，重新给你入籍落户，最后把名字改成张寅。
太原知府纳闷了，就问薛良，这件事情，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薛良回答，我就是徐沟县的人，谁还能比我更清楚啊？大人若是不信，把族长张斌叫来，一问便知。
张寅被气得说不话了，因为族长张斌早就过世了，死无对证，薛良这分明是耍无赖，故意这样子使坏。
薛良继续说，张寅的三个儿子分别叫做大仁，大义，大礼，与李福达三个儿子的名字一模一样，你家族谱里应该写得很清楚吧？
张寅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却又被怼得哑口无言，无法反驳。
太原知府还真就听信了薛良的一面之词，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当场把张寅给抓了，认定他就是李福达，直接判了谋逆罪。
消息传到张寅另外两个儿子的耳朵里，两人又急又怒，连忙赶紧想办法救父亲和大哥。
他们兄弟俩都有一项特殊技能，就是道教的炼金术，也叫炼丹术，所以平时接触的达官贵人可不少，而武定侯郭勋就是其中之一。
郭勋的祖上是明初名将郭英，洪武十七年被授予武定侯，属于明朝世袭的侯爵，到了郭勋这一代，已经传了六代了。
郭勋痴迷炼金术，对张家兄弟非常信任，听完事情经过，马上就给山西巡抚写了一封信，让他重新审理“李福达”谋逆案。
山西巡抚不敢怠慢，亲自到民间去调查证据，最后确定“李福达”谋逆案是薛良的诬告。
无巧不成书，巡抚大人正要重新审理案件，以正视听之时，突然就接到了家中老父亡故的噩耗，只能先回老家去守孝了，案子也就搁置了。
这时，一个叫马录的御史，前来视察山西官员的工作，无意中就看到了悬而未决“李福达”谋逆案，觉得不能再拖了，决定亲自审判。
马录经过几番审理，得出来的结论与原来太原知府是一模一样，说张寅就是李福达，马上办案。
郭勋得到消息，有些难以置信，修书一封告诉马录说，那张寅真的不是李福达，你还是赶紧把他放了吧。
不料，马录看到郭勋求情，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即刻下令判处张寅谋逆罪，全家人连坐，没收全部家产，随后把案子紧急上报了朝廷。
马录还真是不畏强权，根本没把郭勋放眼里，不仅说张寅就是李福达，甚至还指控武定侯郭勋勾结李福达图谋不轨，可能也要造反，并顺便附上了郭勋写给他的那封信，说这就是证据。
嘉靖帝看了奏报，刚开始也没太当回事儿，直接转给了都察院，让他们去复核案情。
马录此时也没闲着，派人马不停蹄地去了张寅的老家山西徐沟县，想找一些证人，反正无论如何，都要证明张寅就是李福达。
有了所谓证人的证词，马录又给朝廷重新上了奏本，添油加醋说李福达率众数千，杀人无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么多年他逃匿在外，如今终于暴露了，对这号恶人，就应该处以极刑，他死有余辜。
当然，马录也没有放过郭勋，说他偏袒罪犯，明知道李福达的罪行，不仅不避嫌，不举报，还跟罪犯的儿子同气连枝，沆瀣一气，甚至还帮罪犯求情，因此也不能姑息。
嘉靖帝顿时龙颜大怒，追问都察院官员，案子查清楚没有？
都察院其实没查完，可是见皇上动怒发问，而马录又言之凿凿，生怕皇上怪罪办事不力，连忙回答：张寅确实就是李福达，而郭勋颇有动机不纯之嫌疑，犯有知情不报，纵容罪犯之过错。
按照大明王朝的法律，张寅即将遭受凌迟之刑，至于郭勋，还得由嘉靖亲自定夺。
嘉靖帝听了，说那还等什么？你们马上去执行吧。
郭勋得知消息，急怒攻心，我一个案件局外人，不仅帮忙没帮上，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这也太无语了。他越想越不服气，立即给嘉靖皇帝上书，辩解说自己没有罪，还再次为张寅申冤，说他真的不是李福达。
嘉靖帝看了以后，根本就不听他的辩解，选择了直接无视。
郭勋算是倒霉到家了，只好去告诉张寅的儿子们，说你们快跑，别在家呆着了，免得遭杀身之祸。
朝廷一帮言官听到风声，立刻开始没完没了的弹劾郭勋，说他还在勾结罪犯，为罪犯的儿子谋划逃亡，罪不可赦，请皇上降罪吧。
嘉靖皇帝的态度却很奇怪，对弹劾郭勋的奏本，同样也置之不理。
郭勋也觉得奇怪，开始琢磨嘉靖的想法，最后得出结论，可能是当年“大仪礼”之争的时候，自己站在皇上这一边，所以皇上才有心偏袒自己。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接将计就计，直接跟嘉靖帝挑明呢？！
于是，郭勋上奏说，那些言官总是弹劾我，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我在“大仪礼”之争中，选择支持你的想法。
嘉靖帝一下子就被点醒了，怪不得这个案子一直没完没了，原来问题是出在这里。
他即刻下令锦衣卫前往山西，把李福达谋逆案的所有材料，包括张寅本人都带到京城来，押到镇抚司等着案件重审。
言官们看到这个情况，坐不住了，感觉不太妙，立刻开始联名上书，说这个案子事实清楚，不用再审了，赶紧按照先前的判决执行吧。
郭勋见状，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皇上肯定更加会觉得言官们有问题了。他也没闲着，为了让自己获胜的砝码更足，特地去找了张聪。
当年，张聪在“大仪礼”之争当中，第一个铿锵有力的站出来支持皇上，并借此机会得到信任和重用，最后一跃成为了内阁首辅。
郭勋见了张聪，把这一起诬告案的前因后果都说了，特意提及了当年的“大仪礼”之争，以及目前嘉靖皇帝可能有的某些想法。
张聪听了，竟然有些兴奋，因为终于找到了可以打压当年那帮言官的大好机会。
第二天，张聪就以局外人的身份，跟皇上建议说，这事儿得谨慎，言官们显然就是想借着李福达的案子，来恶意攻击郭勋，以报当年“大仪礼”之争失败的仇恨。
嘉靖帝这下是彻底相信了，马上交代下去，李福达案子必须重新审理，而且是所有掌握行政大权的官员一起到朝廷会审。
不过，会审的最后结论，仍然是维持原判，即张寅就是李福达，此事千真万确，证据确凿。最后，由刑部尚书颜颐寿把结论呈报给了嘉靖帝。
嘉靖帝却不以为然，说自己亲自审理此案。随即下令锦衣卫把山西巡按马录逮起来，带到北京进行审问。
还有，所有参与审理李福达案件的官员们，包括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一众官员都叫了过来旁听。
颜颐寿非常不服气，说别审了皇上，这个张寅就是李福达，罪大恶极，实在不能宽恕，而且他还会蛊惑人心的妖术，如果把他放回民间，很难保证不再出现造反事件……
嘉靖帝根本听不进去，其实这件案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也不重要，因为他要清除异己，打击朝廷言官们的嚣张气焰。
听到颜颐寿这么说，嘉靖帝趁势大发雷霆，把他狠狠大骂一顿，反而说颜颐寿身为司法官，胡乱判案，勾结奸人，诬陷好人。
随后，嘉靖帝一声令下，把包括颜颐寿在内所有参与审理案件的官员，以及弹劾过武定侯郭勋的官员统统打入诏狱，严刑拷打，直接就打死了四十多人，最终六十多名朝廷官员被发配到了边疆。
同时，嘉靖还把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的所有工作，统统都转交给以张聪为代表的在“大仪礼”之争中曾经支持过他的人。
所有入狱判刑的官员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嘉靖帝的意图在这里，其实是利用李福达谋逆案，来进行“反攻倒算”，大搞一言堂。
自此，一个简单的普通诬告案件，变成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
案件也真正回到了正轨，调查结果也很快出来了，答案就是张寅并不是李福达。
负责审案的朝廷官员直接去了山西省，查到了户籍簿上“李福达”的名字，发现注册时间是成化18年。而那个时候的李福达是七岁。到了审理此案的嘉靖六年，李福达应该是52岁，而此时的张寅已经67岁了。也就是说，两人之间年龄整整相差了15岁。
那么，薛良究竟是为什么要诬告张寅是李福达呢？难道与张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据史料记载，薛良原本就是个流氓无赖，不务正业，成天是游手好闲。或许是无意中发现张寅的三个儿子和匪首李福达三个儿子同名，于是就想以此捏造罪名，来诬告陷害张寅一家人，达到霸占他家田产的目的。
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件案子会闹得这么大，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嘉靖帝成为了最后的“大赢家”。
当然，无论有没有这次“真假李福达”事件，嘉靖帝也迟早也会找别的理由和借口，对朝廷官员们进行大清洗，这看似迷雾重重的真假李福达，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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