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后周世宗柴荣猝然长逝，这位平民皇帝单薄的家庭就只剩下了孤儿寡母。后面的剧情实在太过耳熟能详，归德军节度使、禁军首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仿照昔年后周太祖郭威的事迹，制造了辽人南下的情报，率军北上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在那里他的弟弟赵匡义、亲信赵普授意将士强迫他穿上了一袭黄袍，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大军打道回开封府，年仅七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被逼禅让，一个新的政权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大宋。
北宋初建
政权建立之初，北有辽、北汉；南有南唐、后蜀、吴越等小政权，内有各地节度使藩镇叛乱，在平定国内叛乱，建立了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后，赵匡胤开始着手剪除全国的割据政权。
昔年柴荣的思路是先难后易，而如今赵匡胤却选择了先易后难，乾德元年（公元前965年），先是派慕容延钊和李处耘攻灭两湖地区，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在王全斌、刘光义、曹彬等率领下从凤州、归州两路进攻后蜀，攻破剑门关，后蜀军背靠山城本当破釜沉舟，熟料国君孟昶在城头竖起白旗，其妃子花蕊夫人见状无助痛斥："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声悲鸣遥隔着时空听之尤让人心碎。六年后（公元970年）赵匡胤发兵岭南，偏安一隅的南汉国"兵不识旗鼓"，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很快被潘安率领的宋军攻至广州城下，国君投降。大宋兵锋所指，南方诸国噤若寒蝉，南唐后主李煜希望自削帝号以"江南国主"的身份苟延残喘，却被赵匡胤用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怼了回去，虽然说这话的人并不敢把同一句台词丢给辽人，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的士兵爬上金陵的城墙，南唐的守将们在"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的战场上力战而死，文官们或具服坐于家中或用白绫自悬于梁上，用死亡为故国献上最后的忠诚。
诗人国君李煜献表投降，从此再没回到过家乡，三年后他终于忍受不了国破家亡，写下那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很快离奇身亡。在李煜死后，剩下的南方小政权如吴越、福建也都纳土归降，为自己谋求一个尽量不那么惨淡的结局。
上述哀伤的故事注定只能留给后世叹息了，修官史的宋臣将会转而着墨于他们的皇帝如何英明神武、大杀四方，这种传说不局限于域外，还在于国内甚至朝堂之上。
在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看来，威胁皇权的最大阴影从来都不是北方异族或是南方诸国，晚唐以来君弱臣强、武将擅权、藩镇割据、裂土封疆的格局才是真正的隐患，世人都听说过"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仿佛一场酒宴就能真的改变一切一样，真实的情况，要远比故事复杂的多。
稳定内部
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逐步杯葛禁军将领权力，首先他删去自己曾担任过的殿前都点检一职，将统兵权力给品级较低的指挥使；其次他把禁军的招募、戍卫、调拨权力划到枢密院，归往往由文官担任的枢密使管辖，禁军统帅只负责日常训练；再者，他拆分了原来兵将的隶属关系，让将领四处换防使将不专兵、兵无常将；最后他设定了"强干弱枝"的兵制，即以禁军为国家主力，地方军务由待遇较差的厢军担任。
分解了兵权还要防范文官专政，唐代宰相"事无不统"的格局至于北宋被极大扭转，朝堂上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共同参与行政，至于军国事务由枢密使、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管理，因枢密院又称枢密府与政事堂昭穆相对是故二者并称"政府"。赵匡胤还是不放心，又将财权单独划分了出去，交由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管理，这位抓钱袋子的三司使就有了"计相"之称。宰相行政、枢密管军、三司理财另设有乌台御史参弹百官，没有任何一个文官能够独断朝纲，谁想揽权都难免被磨着牙的同僚一通撕咬。
在地方宋代设州（府、监、军）县两级行政单位，长官由中央派遣的文官担任，另设通判以钳制，在其上又以"路"为单位设监察区，全国共分十五路，每路有漕司掌财赋、宪司掌刑狱、仓司掌仓储、帅司掌兵马，帅司主官一般被称为"安抚使"但他不仅要被其他各司分权柄，还要受皇帝亲信"走马承受"的监督，可以说"异论相搅"彼此制衡将成为宋室颠簸不破的帝王心术。
回看宋太祖朝改革其核心是"分权"，他希望把臣属的职能细化拆分使天子掌握最终裁决的权力，反过来哪怕天子再信重某位大臣也没法让他一家独大，从此宋朝的宰臣、武将都将着眼于自身职司，在互相撕拽拉扯的嘴脸里渐渐忘却帝王与黎民。
率先尝到这份果实的人恰恰是这场变革的始作俑者。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的晚间，赵匡胤与弟弟晋王赵光义饮酒后离奇身亡，后者很快就入宫登基，这一充满悬疑的变化之下满朝文武竟然都默认、继而朝拜新君，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宋初的对外政策
而在对内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宋廷北方边境的阴云始终没有散去。此时的宋朝边境分别存在辽和北汉。辽是由契丹族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建立，由从小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始终保持着强大军事实力，其统治者在立国伊始就明确制定了南下政策，整个五代都在不断向中原地区挺进，先后灭亡了割据于中国北部地区的后唐、后晋政权。
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喜欢当儿子的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从而使得辽朝的马蹄可以长驱直入，但在后周世宗在稳固政权后就发动了针对燕云十六州的北伐，并收复了瀛州、莫州以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处关隘。北汉是由后汉皇室刘崇所建，且一直和后周不对付，在北宋立国后双方也一向剑拔弩张，双方的矛盾从未缓解，战争一触即发。
在南方割据势力一个个都被消灭的一干二净的同时，宋朝方面也开始向盘踞河东的北汉政权展开了攻势。
早在宋太祖即位之初，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就不服赵匡胤而联合北汉作为后援，发动叛乱。之后就爆发了宋与北汉的首次直接性的军事冲突，此后双方攻势不断，你来我往，数次激战，仅根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自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病逝之间，宋廷主动进攻北汉16次，防御10次，另有2次军事冲突。
在双方的交战中，宋朝对北汉的态度并不是积极消灭其政权，而是通过焚烧、掠夺、迁民等方式对北汉层层削弱，如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七月，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会同西山都巡检使、洺州防御使郭进、赵州刺史陈万通、镇州兵马钤辖兼登州刺史高行本、客省使曹彬等掳北汉数千人归来，这种以直接掠夺北汉战略资源的做法对北汉的经济、军事实力造成了极大打击。
在保持着对北汉军事压制的同时，宋朝在对辽问题上却采取了与北汉截然相反的态度，宋廷在宋辽边境始终处于防御的姿态。
根据《宋史》中对于宋辽边境防御安排的相关记载宋太祖"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可见这五位将军的主要任务是应对辽对宋的威胁采取防御的战术。
而事实证明这些领兵在外镇守一方的将领不仅拥有宋太祖的绝对信任，也拥有很强的对辽作战能力，比如在易州镇守的贺惟忠不断完善防御工事，抚恤士卒，将士用命，其威名"震北边，故十余年间契丹不敢南牧。"马仁瑀在赵匡胤征讨北汉时奉命巡防宋辽边境，契丹慑于其名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便"纵兵大掠，俘生口、牛羊数万计。"
这看似小大小闹之下，宋廷并非一味采取防御，相反，宋廷此时在对辽作战方面不断做着准备。史载在北方宋辽边境镇守的将领，如果有人家眷在京，则其享有优渥的待遇，允许边境将帅招募死士充当爪牙间谍刺探敌军军情，每逢进京述职必定召见，允许其坐下答对，诸如此类，使得二十余年间西北边境安然无恙。
在对对方进行渗透的同时，也积极防御对方的间谍入侵，如李汉超在关南就曾多次抓获辽国间谍。由于皇帝放权，诸将有充分的自主权，此时的宋辽防御体系相对松散，从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赵匡胤仍意在与契丹保持相对和平的稳定局面，以集中精力处理内部矛盾。
潜在的军事危机
北宋朝廷对于辽国的态度在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终于发生转变，宋辽双方可能是耐不住久而久之的摩擦，于是展开了议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宋辽双方的首次议和活动，即"雄州议和"。
关于这次议和活动，宋辽双方有着不同的记录。《宋史》对于此次和议仅仅寥寥数笔一带而过，一句"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便覆盖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续资治通鉴》则多加了几句话，说辽涿州刺史耶律琮向孙全兴表达了希望休战的意愿，双方边皆大欢喜，而《宋朝事实》和《宋会要》也只是略有详述。
与此不同，辽国方面记载是在保宁六年（公元974年）由宋朝方面首先提出议和建议，宋"遣使请和"，辽派遣涿州刺史耶律昌术为代表与宋朝议和，耶律琮本传中也是如此记载。如今凭借现代学者的诸多分析，我们一般认为是辽国方面主动提出此次议和，而宋廷则是积极回应，并马上着手进行，当年正旦还派遣使者前往辽国进行庆贺。从此开始，一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辽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互有交通，每逢年节互相遣使庆贺，有时甚至互问起居，好不和谐。
但我们不能仅仅凭此就认为宋辽双方签订了某种和平协约，同样也不能武断的说宋太祖对辽态度倾向于议和，更不能就此下结论认为宋太祖以及宋廷畏惧辽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宋辽双方都将对方当作潜在的敌人加以防范，双方都已对方作为假想敌从而进行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甚至宋朝做的更加充分，二者之间始终相互克制，且始终存在着小规模的局部军事对抗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北宋的立场一直是以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为终极目标。《续资治通鉴》和《宋史》都曾记载，宋太祖并未有过放弃统一的想法，在覆灭南唐政权后，群臣再次奏请赵匡胤加尊号，从而表现国家一统，天下太平，而宋太祖认为河北、幽燕之地尚未收复，怎能说是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呢？所以拒绝群臣加尊号的请求。
《宋大诏令集》所说的则更为详细，也颇为符合赵匡胤的性格作风。也有文献资料指出，赵匡胤曾说"今之劲敌，止在契丹······若取河东，便与两藩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虽然此话真伪不得考究，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宋太祖当时并未有过要放弃收复失地的想法，就算拿下河东，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要宋朝直面的重大问题。
其次，在"雄州议和"以及其他外交手段之后，宋辽双方的军事冲突和土地纷争并没有结束。北宋凭借后周的底子建立起来，同时对于后周的领土也有绝对的继承权，这就导致北宋也同时继承了后周与辽国之间的领土纠纷，上文提到周世宗在显德年间曾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部分土地，可见后周认为辽对幽燕之地并没有合法统治权，同样辽国认为幽云十六州是石敬瑭所献，后周此举是对辽的侵略，双方相较不下。
宋政权建立之初，虽然宋太祖下令禁止宋边民前往辽地盗马，以免双方爆发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宋廷对辽的态度一味忍让，如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初，李继勋率军进攻北汉，宋军与辽援军在辽州激战，并取得胜利，后双方冲突逐渐升级，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冬，辽军攻入宋境易州，宋廷马上响应，监军李谦升率宋军劫掠辽国境内州县，直到辽放还在易州掳掠的宋朝百姓，才撤回境内。次年辽军再次入寇，被宋军逼退。
不仅是被动防御，宋廷也主动出击，开宝二年（公元969年）马仁瑀、韩重赟、何继筠都曾出击辽军取胜。
十分有趣的是，在看待宋辽初期的对峙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封桩库"一词，封桩库是在宋朝建立伊始就开始存在，宋太祖每灭一方割据势力，便将其国库中的资财运抵京师封藏，年节开销有所剩余也入此库，封桩库中所积钱财用来对付契丹所用，宋太祖常对人说，此库中所积蓄钱财用来赎买幽燕之地，如果辽国不从，便作为对辽出击的军费。
不论此事真假，可见当时宋廷以及宋太祖对幽燕之地的问题是有过相关考虑的，且一直不拒绝、不排除和平解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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