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指的是湖北和广西地区，“湖广填四川”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它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一。
根据清末《成都通览》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
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清政府为什么会向四川移民？
遭遇浩劫、人口锐减。
巴蜀之地四川，有中国西部最大的盆地，人称天府之国。
湿润、温和的气候滋润了一片沃土，养育了这里的人民。
长期以来，蜀中人丁兴旺，百业兴盛。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四川都是西部最大的钱粮重地。
到了宋末，四川地区繁荣达到了"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为各省之首。
可是从宋末开始，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清康熙24年，全省人口下降到9万余人。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四川遭遇了几场浩劫。
公元1234年，蒙古帝国发起了消灭南宋的战争，战争进行了45年，到1279年才结束。
45年间，以屠城见长的蒙古骑兵曾经三次攻下成都，每一次都要进行血腥屠杀。
仅仅在成都城内，就留下“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明朝建立后，经过270多年的恢复，四川人口也只有600万，没有恢复到宋末时期的人口数量。
到了明末，四川又经历两场劫难。
一场是张献忠的屠杀，一场是清军的屠杀。
张献忠之所以屠川，是因为他建立政权后，川中地主士绅势力、明朝降将并不服他，这时候屠川，可以产生震慑作用。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之后，也曾采取过一段时间的温和政策。但是顺治三年，张献忠采取“弃蜀出秦”政策，再次屠川。
《明史》记载：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6页）。
明末清初的冯苏、彭遵泗也说张献忠杀了很多四川人：“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彭遵泗《蜀碧》卷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引冯苏《见闻随笔》）
除了张献忠，清军对四川人民也犯下滔天罪行。
清军屠川的原因是在与夔东十三家等武装互相攻杀时，清军后勤出现过问题，便“不分昼夜搜粮，将人吊烧，有粮便放，无粮烧死”。
在清军对关内的征服过程中，常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
明末四川流行这样的民谣：“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民谣中的“行瘟使者”，就是大饥荒引起的大瘟疫。
张献忠跟清军分别杀了多少人，死于瘟疫和饥荒的又有多少人，这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四川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
到康熙二十四年，历经劫难的四川省人口仅剩9万余人。
恢复生产，大举移民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局势逐渐稳定。
这时候到四川走马上任的官员，眼里的景象触目惊心。
“昔日天府、满目疮痍，增赋无策、税款难征”。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朝廷“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他还向康熙提出了具体的移民建议，那就是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地区的百姓移到四川。
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康熙皇帝，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而头疼不已，接到四川官员的类似奏折龙颜大悦。
经过征求意见，康熙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向四川大举移民。
打的旗号就是政策优惠、好处多多。
尽管朝廷下了决心，但移民并不是过家家，推行起来并非那么容易。
俗话说故土难离，月是故乡明。
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好好的谁愿意背井离乡？
要想让大家移民，强迫是必须的，但也要刚柔并济。
为了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政府对百姓晃动橄榄枝：
规定凡愿入川者，政府分给你的土地就成为你永久的产业。
各省贫民携妻带子入川者，自动加入蜀籍。
移民自己垦荒的土地，到五年之后才征税。并对新增人口，永不加赋。
柳宗元说过，苛政猛于虎。
在古代的税赋是很重的，大部分的平民百姓交了税赋之后，也就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
朝廷推出的免税赋政策对普通百姓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拒绝的大礼包，让百姓很难抗拒，产生了进军四川的冲动。
所以全国各地的百姓（主要是湖广、江西一带）拖家带口、浩浩荡荡奔向四川。
据记载，在康熙年间就有155万左右的湖广百姓来到四川。
“湖广填四川”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迁移人数最多的一场运动，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将近一百多年。
到了1898年，四川人口已经增长到8475万，逐渐恢复了往日繁华景象。
在古代，人口是第一生产力。即便是到了现代，人口数量降低都是一个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四川（包括重庆）如今的繁荣富强，与川渝地区庞大的人口数量，乃至与当年的湖广填四川事件，必然有着强烈的逻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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