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闯欧洲”是一段被国人遗忘、被外国人刻意隐藏的历史。
大多数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了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但是鲜有人知道，这场胜利的背后，其实有十五万中国劳工的巨大付出。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议上占有两席之地，但是却不知道这种国际地位的得来，其实是那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劳工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著名教育家晏阳初曾这样评价一战中的中国劳工：“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二十世纪书法四大家之一，《人文月刊》的主编白蕉同样对一战中的赴欧中国劳工作出了高度评价：“所谓参战而实际有功,足为国家稍争体面者，厥为华工。”
就连一向目光独特的鲁迅先生也没有忽视华工的贡献：“欧战时候的参战……儒者们引为劳绩，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那中国的劳工为什么会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呢？
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华工对于当时的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与以德、意、奥为首的同盟国，为了争夺殖民地等各方面的利益，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对于欧洲的百姓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对于国际格局来说，这是一种重新洗牌。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趁机崛起、瓜分国际利益的机会。
日本作为后来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便将这次战争当作了一次扩大在华利益的绝佳机会。
当时这些老牌列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东亚地区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武力的真空。日本人非常擅于投机，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它便果断向德国宣战，向山东半岛发兵，随即便攻占了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一系列权益。
1915年1月，日本更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气焰越来越嚣张。
机遇与风险并存，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捕捉到了战争带来的机会，尤其是在对付日本之事上。
他们便向袁世凯建言，中国理应参加到一战中，以参与国的身份来抵挡日本的侵略。
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其实也有意派遣军队参加到协约国中，只为以后能够在战后谈判中获得一席之地。
中国欲与德军交战其实有着“先天优势”，毕竟青岛当时已经是德国人深耕了十几年的殖民地，但中国动手太晚，观望踟蹰间已经失去了机会，于是袁世凯政府先向英国试探着提出发兵欧洲的要求，遭到拒绝，随后又被日本强力阻挠。
一方面，英日两国看不起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中国会以此为契机崛起，摆脱他们的控制，进而损害他们的利益。
袁世凯政府也同样在患得患失——不管是运输成本，还是装备成本以及军饷、后勤等各方面，当时的袁世凯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加入欧战。
但是这样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又实在难得，中国方面不愿意放弃。当时的总统府秘书、交通银行总理梁士饴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驻华大使往来密切，由此便得到了许多欧战的详细消息。梁士饴思维活跃，很快便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英法等国缺乏后勤劳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两大集团投入的兵力和使用的新式武器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战争。尤其是其中的法国，作为主战场之一，大量的战役都爆发在其领土之上。当时有媒体这样评论法国付出的代价：
“欧洲战争，杀人盈野，而法国所受之影响为最巨焉。全国壮丁，尽列行伍。四民职务悉委诸老幼妇孺以为之，诚亘古未有之浩劫也。”
有专业学者曾做过统计，在第一个月的对战中，法国伤亡人数就达到了恐怖的二十六万人，这占到其总兵力的四分之一，而当时法国的总人口也只有九千万。截止到1914年底，五个月的时间里法国的伤亡上升至一百万。这几乎是一开始参战的全部兵力。到1915年底，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二百万。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之为“绞肉机”，一点都不为过。
正是因此，他们不断从百姓中抽取男子参加到战争之中，而其后方的生产和支援活动便因此陷入人手紧缺之中。
补充劳力，遂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梁士饴目光深远，觉得同盟国不会是协约国的对手，不管是应对日本，还是为了获取更多权益，他觉得协约国会是比较好的合作对象。于是在得知英法缺少劳工之后，他便想出了一个“以工代兵”的方案：中国不能发兵，但是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充足，可以派遣劳工代替军队参与到一战中。
这样一来，既可以突破日本的阻碍，与英法两国拉近关系，又可以在战后的瓜分利益的会谈中赢得一席之地，取消列强们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同样也可以为了国内的一些百姓提供谋生机会，更可以让他们到西方学习一些当地的先进技术。
这是一石多鸟的方案，也是当下最为合适的方案。经过梁士饴的多次努力，终于说服了袁世凯，首先与法国开始了商谈派遣劳工之事。
法国方面本就急需劳工，双方一拍即合。另外，中国当时在名义上处于中立国的地位，派遣劳工可以躲过德意奥的指责和怒火。
而在中国国内，梁士饴同样面临着激烈的指责。
因为向外国输出劳工并非第一次，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欧美等国通过各种方式从中国掠夺了不少的劳工，这些劳工就是所谓的“猪仔”华工、“契约华工”。
中国劳工们在这些国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非常恶劣，从没有被平等对待过。梁士饴这一建议的提出无疑是犯了当时士人们的大忌。
梁士饴在回忆此事时曾这样写道：“方事之殷，阻谤百出，至有诬为贩奴者”；“当日之辛苦艰难，尤怨诽谤，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也”。为了让自己的建议得以施行，梁士饴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就中国政府以及英法日等国而言，这属于政治，对于那些被招募的劳工来说，他们参与其中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谋生。
相对于国内的收入水平，英法等国开出的工资要高不少，而且其生活待遇也很不错。普通劳工的工资一日5佛郎，特殊劳工的工资一日5佛郎50生丁。平常的生活物资也会固定分发，其中有肉、蔬菜、鱼、猪油、茶叶、盐等。不仅如此，这些劳工的家属还会得到一些金钱补偿。
对于来自中国的普通劳工而言，这样的待遇，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其实最早招募华工的协约国成员其实并不是法国，而是与中国接壤的俄国。
一战爆发后，俄国大约从1915年便开始在华招募劳工，1916年达到高潮。光1916年，俄国便在东北三省以及天津和山海关等地招募到了三万余劳工。其招募劳工的方式主要是以公司的形式，如“义成”、“泰茂”等多家公司。他们在东北、天津等地都设立了招工所。
其次开始招募的才是法国。
因为后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退出了协约国，再加上俄国主要集中在东线战场，所以后世统计赴欧中国劳工时，主要便是以英法两国为研究对象。
法国在中国招募劳工是从1916年开始。
当时法国原先募集的一百万军队已经损失殆尽，不得不再次招募，而国内的军工等各方面产业的人手也出现了明显不足。不得已下，政府和企业招募了大量妇女，就连一些罪犯和逃犯也都被投入到军工产业的生产之中。
法国的霞飞元帅访美之时，忍不住呼吁：“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
于是，在1916年，法国方面便抛弃了原先的顾忌，抛开英国，单独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开始招募劳工。
招募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与梁士饴合作建立惠民公司，以中国民间公司的名义招募。二是法国直接在中国设立招工局和公司招收。三是通过中国留法俭学会代为招募。
到1918年2月，法国才结束招募。前前后后共招募了五万余华工。
最后开始招募华工的是英国。经过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这两次绞肉机似的战役，英国兵力损失一点都不比法国少。眼看法国招募中国劳工之后，后勤得到很大的补充，英国也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担忧，主动与中国方面接触，于1916年10月签署了招工协议。
具体的招工事宜由位于山东的威海卫侨工事务局负责，后来英商和记洋行也参与到招工行列中。英国前后共招募劳工十万余众，其中多数是山东籍。
英法等国招募劳工也并非无的放失，而是有其严格要求。
在招募之时需要进行严格体检，年龄必须要在20到25岁，没有肺病、眼炎、支气管炎、花柳病，甚至龋齿等共21种疾病，其要求之严厉与他们招募军队的标准是一样的。身体没有问题之后，便发放照片、编号和身份证卡片，然后按照营、连、排、班的编制进行组织，以军事化方式进行管理。
法国招募的华工除了一小部分被派往其殖民地之外，大部分都留在法国国内。他们被安排到各行各业之中，有的参与运输，有的建房子、架桥修路，有的负责装卸货物。还有的一些直接被安排到造船、机械以及兵工厂中工作。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英法等国从中国招募的劳工可不仅只是没有生产技能的普通劳工，而且还包括少数生产技能比较娴熟的技能型劳工。有些劳工还曾在汉阳兵工厂等中国兵工产业中工作过。这些都属于工资较高的特殊型劳工，像被安排到兵工厂、机械厂中的劳工大多都是这样的华工。
英国招募的劳工主要是被派往欧洲大陆，并非英国本土。他们分布于从比利时弗兰德沿海，经法国西北敦刻尔克、加莱到勒阿弗尔各港口的后勤地带。有少数被派往了两河流域以及东非等地，他们从事的工作与法国的劳工类似。
在刚开始招募之时，中国因为处于中立国的地位，与英法签订协议，规定华工不可以直接参与到军队之中。
1917年，中国正式对德宣战，处于英法国家的劳工开始投入到军队后方，从事像拉铁丝网、挖掘战壕、运送弹药、救助伤员、打扫战场、修缮掩体、维护机枪等的工作。
在后期，有部分劳工甚至被直接编入到军队之中。尤其是在俄国，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一些在俄劳工还被编入到红军队伍之中，有的还成了列宁格勒的护卫队。
中国劳工的工作其实非常累，他们每周要工作满七天，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虽然说其工资相对国内要高一些，但是工作强度也是相对应的。
华工的伤亡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往返于英国法国的路上，遭遇到的疾病、强盗以及德国的潜艇袭击，二是在战场之上的炮火。
当时运送华工的舰艇主要是通过太平洋，经加拿大，然后再通过大西洋，到达法国。期间因为路途太长，加上生活环境的变化，很多劳工便感染上了疾病。15万劳工大约伤亡了几千人。
后来回国时，又有三千多人留在了法国，在当地结婚生子，成了比较早的一批华人。
一战中，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层面。
首先，华工具有中国人吃苦耐劳、善于学习的传统品质。
他们到达欧洲之后，将这些品质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华工虽然一开始会对工作感到迷茫，但是没有几周，他们就已经成了熟练工，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且他们一天所做的工作量是当地人的好几倍，他们的勤劳和坚韧让欧洲国家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虽然说他们还会遭到当地人的歧视，但是也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法国上层，对中国劳工赞誉有加。
他们在当时被称为“世界第一流之工人”。
当时有战地记者曾追踪报道了华工的工作详情：“华工敏捷，殊易训练。主事者教以种种工作,不久即着成效”；“华人具天赋之制造性 ，经营各工，倍极巧妙，且不疏懈。记者所遇之技师，奠不交口称赞其中国生徒之进步。”
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劳工的出现，对当时陷入战争之中的英国与法国来说，简直如同天赐。“华工身强力壮，世界工人殆无其匹。”
像法国霞飞元帅甚至说，华工一经训练，将会是非常优秀的军人。当时有不少华工获得过法国的骑士勋章。这与日本对中国人的看法完全相反。
能够远赴中国的英法人毕竟是少数，中国劳工的表现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地向欧洲人展示了自己的品质和力量，这让欧洲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因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是宝贵的、真实的、非官方的一面。
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劳工的输出代表了一种参战的态度和方式。
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之上，当时日本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刻意抹除中国的付出，还是华工组织起来向中国代表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才得以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两席之地，尽管只是被当作三流国家来看。
后来英法日等国联合起来打压中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转让给了日本，他们还无耻的要求中方代表签字。
这次还是中国的劳工出面，在巴黎等地组织抗议，当时的中国代表才不敢在巴黎和会协议上签字，这使得日本的计谋没有得逞。
虽然说中国没有从巴黎和会获得直接利益，但是劳工们和学生们在思想方面的觉醒和抵抗，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收获，所以巴黎和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
巴黎和会还只是华工的国际影响力的一方面。
著名的一战华工史专家陈三井先生曾就此评论：“欧战结束，我国之得以列席巴黎和会，实为二十万华工参战之功。民国十年，中国得能列席华盛顿会议，从而争回山东权利，使日本交还青岛，乃至庚子赔款之退还，领事裁判权之撤销，以及关税之增加等种种权利，亦无不直接、间接拜华工参战之赐。”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外交成果几乎都与一战时期的华工有关，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国内方面，在欧劳工的抗议活动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本土，他们回国之后，很多人便随之参与到了后来的五四运动之中，可以负责地说，一战华工是中国民族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
华工并不像鲁迅先生所讲的那样都是“目不识丁”，英国、法国后来招募的一些中国劳工，主要针对的便是一些受过教育、有熟练技能的劳工。他们中有的还上过私塾或新式学堂，有的直接就是一些教职员工。
而且在中国劳工在法国期间，中国政府还派出一些官员或学者组织劳工进行学习。像同盟会元老李煜瀛便在法国组织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致力于在劳工间普及文化知识。
1916年，“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他们为了推动华工教育，在巴黎创办了华工学校。
除此之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曾派遣中、英、法、美、丹麦等国秘书推动华工教育，带来的成果就是华工的受教育程度直线上升。
这其实可以说是“以工代兵”政策的后续。
既然让中国劳工们参与到一战中，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国的整体形象，提高他们的文化能力是必然应有之义。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像梁士饴、蔡元培等对华工的未来都抱有非常高的期望。
除此之外，华工在法国等地的工厂工作中，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工业技术，等他们回国之后，这些人就像种子一般，对中国的实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后世学者和文人的笔下，华工被称为“不能忽视的一战英雄”，更有人打出了“华工神圣”的旗号。
近15万中国赴欧劳工中，有2万人牺牲在了欧洲，埋骨异乡，至今在法国还有他们的墓地，墓碑的方向朝向了东方。
不管怎么说，一战中国华工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忽略，应该成为后世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他们的爱国情怀和付出，值得当代一些出国留学者好好学习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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