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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堂姐来了。说话间，我向她打探我送她的那只小狗的近况。堂姐告诉我：“小狗长大了，很会享受，吃饱了就上网。”看我吃惊，堂姐笑了：“不是电脑上网，是院子里堆满渔网，小狗喜欢趴到网上去，有时叫都不下来。”
我也笑了，想起堂姐家里常年收网放网，向我讨小狗原本就是让它看护渔网的。
我的老家是鲁北地区有名的渔网编织基地。这里世代相传，以织网、封网作为主要家庭副业。从早年的手工织网发展到今天的机织渔网，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村办网厂演变为今天的个体网厂，织网业一直称得上家乡的支柱产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女孩儿长到七八岁不上学似乎很正常，但如果还不会织网的话则往往被周围人耻笑。很不幸，我当年就是那个被人耻笑的女孩儿。母亲会纺线、会画画、会绣花、会讲故事，唯独不会织网。于是，我和姐姐自然成了笨孩子，因为孩子们织网多是由母亲传授的。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班里来了一名叫小娥的新同学，她聪明又漂亮，一 家人刚从东北回到家乡落户。她当然也不会织网，于是我们自然成了“患难之交”。小娥说她讨厌邻居刘大奶，因为老太太在一次与小娥妈聊天时，公然说出“孩子这么大还不会织网，换了我一天打她八遍都不够”的话。小娥忿忿地向我诉说着。作为回馈，我也向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母亲因为我们姐妹不会织网很着急。想求教邻居，又不好意思说。于是，她让我们先在一边看别人织网，学得差不多了，再给人家帮忙。这样，姐姐终于学会了，天天给人免费织网。我刚学会上梭子，渐渐成为受欢迎的孩子，这让我受宠若惊。
那时，织大网都是六七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共同来织。尤其夏季，妇女们扎堆坐在胡同里织网的景象，随处可见。她们都舍不得时间自己上梭子，看到我会高兴地喊我过去帮忙，我也乐此不疲。 这时，邻居奶奶抗议了：“是我教会她上梭子的，要上也得先给我上。”
说起上梭子，之前我还闹过笑话。那天，姐姐在家织网，让我帮着上梭子（居然没问问我会不会）。我以为很简单可能不学就会，便一人躲到一边儿忙活起来，终于依葫芦画瓢上完一个梭子。姐姐拿过去后表扬我上的梭子还挺像样儿，可后来一用怎么也导不出线来。母亲过来一试，也得出了相同结论。于是，问我：“咋上的梭子？”我给她们演示了一遍，结果母亲和姐姐同时张大了嘴。她们发现，我是先扯出一些网线来剪断，然后缠到梭子上，缠完一边再剪一段缠到另一边。
后来，我也学会了织网，但织得很慢。人家怕误工，都不愿和我搭伙。母亲又开始着急了，到处打听，希望有人能给我们提供锻炼机会。这时，村西头的海奶奶知道了母亲的难处，主动邀请我和姐姐去她家搭伙织网。母亲很感动，嘱咐我们说：“你海奶奶是可怜咱才让你们搭伙的，你们到那儿可得勤快点儿啊。”
在海奶奶家织网的日子很快乐，但没过多久一张大网就织完了。趁热打铁，姐姐和我又领了网兜回家来织。织网兜比织大网慢，网孔小得和黑豆粒一样大，半天织一行，织一行挣一分钱。为赶进度，我经常顾不上吃饭，甚至半夜起来搞突击。记不得织了多久，最后我领到七毛钱的网钱。这笔辛苦得来的钱，我没舍得花，一直存着。
春节期间，我和姐姐照例分到一些糖果，于是二人拿糖块当赌注玩扑克。可我总是输，输了又不服气，缠着姐姐：“再来！”糖块输没了，又用钱来抵，一分钱顶一块糖。几天下来，我那笔织网挣来的“巨款”也干净利落地转入姐姐囊中。
后来，村里成立了网厂，那些不上学或退了学的姑娘们大都去了网厂。姐姐高中毕业后也去了一段时间，我也得以随姐姐进到网厂看清它的全貌。网厂设在大队部，房间宽敞明亮，里面没有机器，只有一排排的座位，以及纺车、拴网用的木梁等辅助工具。网厂实行集中管理、按劳取酬。在网厂里织网能挣工分，工分之外还能领到少量工资。那时，我很羡慕进网厂的姑娘们，因为她们不用下地干农活，还有钱买衣服，个个穿得整洁漂亮，但母亲再难也不许我们退学。尽管还处于对教育极不重视的年代，可母亲依然坚信只有学文化才能明事理，只有上学才可能有出息。
我初中毕业那年，村里开始了“包产到户”，生产队没了，村办网厂也随之消失。再后来听说，村里有人买了织网机，开始自办网厂。机器织网让织网速度大幅提升，工钱自然也降了下来。近年来随着机器取代人工，手工织网几乎绝迹。只有少数闲不住的老人为“挣俩零花钱”，依旧靠自己的双手延续着古老的织网技艺。
带着对少年往事的无限感慨，去年我和姐姐回老家时，专门去附近一家网厂看了看。厂内工人很少，渔网成堆，机器声淹没了说话声。早没了几十名女工你追我赶的织网盛况，也听不到姑娘们爽朗的笑声，总之再也寻不到当年我所向往的那个村办网厂的影子了。
作者：张淑春，山东无棣人，无棣县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山东工人报》《当代散文》《滨州日报》《滨州电视报》等媒体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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