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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乡语漫谈:“牛耕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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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卫星了”

在家种地的时候,庄里有个地块叫“卫星田”。虽然从小就知道卫星,但心里老在疑惑:卫星怎么跟这庄稼地连在一起了?

后来又听有人说,谁谁种的是卫生田。“卫星田”“卫生田”,听起来差不多,我就问他啥是卫生田,他说就是地里不上粪、不施肥,很干净、很卫生,所以叫卫生田。都知道“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过去种地主要靠粪肥,后来都是施化肥了。种的是卫生田,讽喻种地不下本钱,地里没肥力,打粮食少。我又问:你队里那片地为啥叫卫星田啊?他比我也就大个七八岁,也是只知道名字,说不出个缘由来,直到有一次听父亲说了句,“那一年麦子的产量简直放了卫星了。”我就问父亲,“放了卫星是啥意思?”经历了五八年大跃进岁月,并且那时候已经是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对那段历史自然一清二白,就说:“卫星上天嘛,放了卫星就是说产量到了天上了,最高了。卫星田名字就是那样来的。”联想到家乡有说“一亩地顶破天也就能打多少斤粮食”的话(顶破天,就是最多、最大、最好、最高的意思),便感觉“卫星田”“放了卫星”很贴切。

中国科学院王学泰教授在他的自选集《岁月留声》有这样一段记述:“1958年10月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这一年,我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业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委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原来我们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作准备。我们翻的这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1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实验田深翻1丈2尺,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

后来王学泰算出120万斤的产量,要在一亩地里满满堆六层麻袋的小麦才够,便产生了怀疑,后来还因为这事受到了牵连。

“庄稼随大流”

庄稼随大流,和另一句俗语表达的意思一样:“庄稼活儿,不用学(xiao),人家咋着(zhao)咱咋着(zhao)”。看似一句无主心骨的话,真正了解过去农耕生活的人就会理解其中的生产实际和生活哲理。过去,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技术落后,很多生产靠经验耕作,收成靠天吃饭。如果不是种地的庄稼把式,很多生产活动的安排都要借助别人的经验。一样的自然环境,一样的生产条件和技术,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即使是庄稼里手,面对同一件事,大家一起对待,也充分体现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

但是生活中有那做事情、过日子无主见,啥事都仿照大多数人的想法,人们也会用“庄稼随大流”这句俗话来形容和评价。有些当事人也会用这句话来自我开脱和解释。这句话用在做事上,从字面形式看很贴切,但仔细分析反映出的则是人云亦云的从众思想。这句俗语在表述主体上的转化,体现出了劳动大众的语言艺术:种庄稼是相同的事情,农事、技术上的经验值得借鉴,因为都在一个“天底下”,同样的节气,相似的地理。但居家过日子则是“一个门口一个天儿”(也有的说“一个天井一个天儿”),即一个家庭一种生活环境,要把事情做好,把日子过好,应根据各自家庭不同的情况、不同事情,因“家”因“事”制宜,拿出不同的生活打算、解决方法。如果盲目跟着别人学,往往不能做到对症下药,达不到理想的状况和结果。如果也像“傻子过年(代指过日子)看邻居”,就要被人嗤笑了。 

“邻室(邻居)家的牲口——借具”

过去的乡下,骡马常论匹,牛驴论头,干起活来套进车辆、农具则都论“具”,叫一具牲口,通常指能拉动一车货物,或者能拉动一张犁耕地的牲口组合就叫一具。力气小的,或车载大的,一具在两个以上,要是一头牛能拉犁干活,也勉强叫一具牛。以前,两家各自的牲口小,都不能独立拉犁,就把两个牲口合在一起拉,叫搿具。因此,具也就代指了牲口。

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单干的农民少有养得起耕牛的,农田耕种除了手刨人拉,就是要花钱租雇别人的牲口,能借者就借牛耕地。有一篇1927年农村调查报告这样写:关于耕牛之使用,大率为田多富户。各田少无牛之户,皆恃人力锄掘;亦有用提前耕地或稍迟耕地等方法,向有牛户借牛。

即使到了解放后的农村,借牛也是常事。1953年9月1日《大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写的是苍山县二区东房上村秋耕的事儿。这个村有160亩大茬地,只有五具牲口,一具牲口一天耕地2亩,160亩地耕完需半个多月。但在这一年的早秋结束后,村里的有牛户并不着急耕自家的地,他们怕早把自家的地耕完了,别人向他们借牛用,自己地不耕,如果有人来借牛,就推说自己要耕地,这样以来,庄里的无牛户也就没法去跟有牛户借牛了。村里的领导因为眼看着要误农时,很着急。通过调查,才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以前不少无牛户借牛后,没有及时地补偿有牛户的草料,引起了有牛户的不满。后来经过调解,并对补偿了拖欠的草料,最终实现了村里的耕种互助。

这样一说,就很好理解了,邻室(居)家的牲口不是自己家的,却耕着自家的地。别人问,必答:借的牲口。这便有了“借具”,喻指“借的东西”。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句话来自以前小农经济时代。中国农耕社会,历来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安土重迁,追求团聚安定的温饱生活。听父亲说过这样一首当地歌谣:“妮儿唉妮儿,你千万齁嫁那读书郎,一去十年不还乡;妮儿唉妮儿,你千万齁嫁那买卖汉,出出进进事不断;妮儿唉妮儿,你嫁就嫁那庄稼汉,一天不见见三遍”。“老婆孩子”是指全家人常年在一起生活,“热炕头”就是灶膛里有火,锅里有饭,冻不着饿不着。在过去,一个中等人口的农户,有三十亩地和一头耕牛,就可以过上这样温饱安定的生活。后来,这句话也代指家人团聚、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有一段清代后期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农业情况的调查资料:“从民间流行的‘一人一(亩)地,扭筋拔力’,和‘一人一亩田,巴巴结结过一年’等谚语,就可推见一斑.....该县每亩平均产量为谷物四百斤。每亩市场价格平均为六十文(银元二分或三分)。每亩田赋约为一千文(银元三角九分),因此土地所有者在纳赋以后,大约每年可以从自己的占有的每亩土地上收入二十三串钱(十一二元)。但这个估计是假定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是没有雇工开支的”。山东胶县农民之收支及其生活至为贫苦。李村区内有地三十亩者,即称富室。民国四年调查,李村全区户数二万零七百五十户,有地三十亩者仅得三十余户。李村附近,号为沃壤,试就二十亩之上流农家,一考究其全年的之收支:计上(等)地二十亩......耕作收入四百五十二元有零,支出三百三十九元有零,收支相抵,余银一百十三元有零。通常上流农家,家族妇孺在十名以上,比例收入全额,每人年得四十五元,每月不足四元。沃壤富室如此,下(等)地贫户可知。

过去黄河三角洲小清河以北地区,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们说,周围村庄有三十亩地的人家不少,但多半是碱薄下地,无灌溉设施,靠天吃饭,旱涝不保,产量很低。听父亲说过,有一年家里有块一大亩的地(当地换算市亩三亩二分四厘),连秸带杆儿只割了一包袱的麦子。过去,这样条件的土地很多,所以三十亩地是指旱涝保收的上等地。因此,《孟子·寡人之于国也》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作者:刘东辉,博兴县吕艺镇刘官村人。教师,爱好读书,关注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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