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青 郑克岭
摘 要：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比较热点且常态化的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安全问题，安全困境问题是国际安全问题难以回避的重点问题，研究国际安全背景下安全困境产生及演变显然对于国际整体安全的建构是一种必然的路径。从常规以及核武威慑视野下来剖析国际安全困境问题，并通过历史维度下的安全困境形势来承古鉴今，维持国际均势背景下的整体性安全是当前国际安全的首要任务，基于复杂国际形势研究安全困境可有效降低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确保国际军控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提升常规安全和核威慑条件下的国际安全。
关键词：安全困境;国际安全;国际军控;常规安全;核武器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45-03
当前国际形势虽然趋向于整体和平的态势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国际的整体性安全，安全困境依然是制约全球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下，安全困境理论的研究对于国际平稳高效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鉴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安全困境理论的研究，仍然是当前乃至将来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焦点，对于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只有保障国际整体环境的稳定，国际经济以及其他的国际领域的发展才能够实现，对于塑造新时期的均势格局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正是基于此形势而展开研究国际安全困境，旨在通过对国际安全困境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来思考国际关系的发展。
一、安全困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演变
安全困境是基于两国之间或者多国之间的军事实力的不对等，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导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来提高本国的安全感，而当一国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来提高本国的安全时，另外的国家就会感觉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被感觉到受到了安全威胁的国家也会针锋相对地发展本国军事实力（军备），而这种安全策略在发展自身军事实力的国家看来又是一种新的威胁，因此也会继续发展军事实力，从而陷入一种循环往复的安全恐惧之中。
1.安全困境产生的历史渊源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间的安全恐惧，也称为“霍布斯恐惧”，即在世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生存得不到基本保障，而对于他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只能依据他国的军事实力而无法依据其对外宣示，因此就形成了这种相互不信任感。在缺乏共同战略利益的条件下，双方缺乏互信是正常情况。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假设对方是有敌意的，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
一般来说，存在安全利益冲突的大国，其军事实力越接近，双方间的安全困境就会越严重，相互采取对抗性政策的可能就越大。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之间保持高度的战略互信，那么就不会发生安全困境，由于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只要涉及国家利益，就不可能实现战略的高度一致，国家利益是驱使国家外交乃至国防的敏感性的动态的变化。
2.安全困境产生的条件
安全困境的发生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互动双方的目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2）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图;（3）双方都采取了增强自身安全实力的行为。这三个条件中任意一个不具备就不会存在安全困境。双方只有增强实力和保持现状两种策略选择，这两种战略模式符合纳什均衡理论，也就是博弈收益的选择问题，双方都想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双方都取得最大的收益，因为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一方获得最大收益就意味着另外一方必须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彼此为了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都会希望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消除由于对方增强了整体军事实力所带来的安全恐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划分的两大对抗的阵营是安全困境的白热化的表现，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虽然说表面上一战是两大阵营的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而爆发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是究其本质却是安全困境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两大阵营的国家为了寻求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实力的竞争。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以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了新一轮的冷战，其实质就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两大集团对抗的过程中产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两大集团针锋相对地进行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方面的竞争，形成了新的两极格局，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同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冷战的出现是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两大阵营在竞相发展各种军备竞赛以及其他方面的竞赛以确保本阵营的国家安全得以保证，而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互信程度太低，一个阵营发展自身的实力提高了本阵营的军事实力，另外一个阵营就会针锋相对地发展促进本阵营军事实力的战略策略，而发展了军备的阵营又会觉得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来自另外一阵营的威胁，又大力发展军备，如此循环往复，安全困境的危险系数就会越来越高，相互采取战略威慑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常规的安全困境
传统的常规的安全困境所涉及的范畴是基于发展传统军事装备的形式，是相对于非常态化的军事发展模式，往往像这种军事实力的提升而导致的安全困境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同时这种传统的常规的安全困境很难继续升级，影响范围比较小，影响程度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
1.基于局部的安全困境
局部的安全是相对于整体上的地区程度而言的，它所波及的地区范围有限，影響程度也不是很大。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事实上就是局部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在当时来说参加的人数之多，地域也波及整个古希腊地区，算得上是当时的“世界大战”，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它只能说是局部的，因此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只能是局部的安全困境。另外一方面，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的整体军事发展的工艺水平并不高，基本都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局部的安全困境体现了一种界定威胁程度的大小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大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体现了常规化的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体系之下衍生出的国际安全困境的各种协调的国际秩序对于消除当时的安全困境是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的，在当时来说这种体系只能说是一种安全威慑。虽然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战争规模波及古希腊地区，但是作为一种战略威慑的成分表现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军备竞赛，两大阵营的意图很明显，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少，因此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都属于局部的安全困境。
到了十九世纪，均势体系的形成使得安全困境相对来说变得趋于稳定，各国之间的威胁变得均衡，谁也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对方，开辟了协商对话的机制，极大地降低了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以优先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稳定彼此局势的出发点。在均势体系理论的作用下，欧洲各国的整体实力都维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下，这就意味着在这种均势模式下，谁也没有具备威胁他国的实力，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制衡。在现实主义学派的思维方式下来考虑均势体系是一种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体的一种安全困境学说，是稳定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一稳定的国际体系能够使国际关系体系暂时摆脱国际安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被强化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
2.基于整体性的安全困境
整体性的安全困境是属于全球范围的一种安全对抗的形式，是相对于局部安全困境而言的，从程度上来说，整体性的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影响要比局部的安全困境大得多，对抗性的行动也要更加明显，在无政府状态下整体性的安全困境会表现出一种无序性。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就是整體性的安全困境的表现形式，两大阵营的军事实力的竞赛都是在公开化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都是首先通过发展彼此阵营的军备开始的。安全困境的发生首先导致的是彼此间的军事实力的竞争，是国家之间国防力量的较量，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领域所采取的策略会对对方的安全保障形成一种威慑的作用，从而加剧两大阵营或者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的风险系数升高，其中由于两国或者两大阵营之间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很高，因此导致安全困境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纵观一战和二战，安全困境都呈现一种上升的态势，两者的相似度也是比较高的，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困境一旦升级就会引发战争，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战争是自然的且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的。当代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就会按照霍布斯的界定被比作“自然状态”。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只要人们生活在缺少公共权力使大家均有所畏惧的状态中，他们便处于战争的条件下。两次世界大战从军备竞赛的白热化到战争的爆发，所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侧面说明了安全困境从发生到战争的爆发所经历的时间是比较短促的。在众多的国际关系流派中，现实主义所秉承的安全困境理论一直备受争议，各种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安全困境的现实存在性是毋庸置疑的。
到了冷战期间，虽然呈现剑拔弩张的态势，但是总体上仍然保持在可控的范畴维度，彼此双方的核武整体实力水平大体相当，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只能采取核武威慑战略而不敢真正意义上的使用核武。同时正是在核武威慑的背景下才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幸免，这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冷战期间的安全困境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军事实力的激烈对抗所致，但是维持这样一种格局的存在而没有爆发战争正是核武威慑使然。
三、核武威慑下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从古代延续至今的影响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安全困境从单一的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影响模式，安全困境所发生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世界局势的云谲波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
1.冷战背景下核武安全困境
在冷战的背景下，由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的迥异而使得安全困境这一情形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自从核武问世以来安全困境总体上变得白热化，不可控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多。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标志着核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力量。“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指出，拥有核武器可以迅速扩大一个国家的实力：核时代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变化，可以史无前例地改变均衡格局。一国拥有核武器之举，会比以往占领任何领土更深刻地改变势力均衡。”
由于拥核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提出了国际军控的模型，试图通过国际军控这一手段来消除核武所导致的安全困境难题，从而降低拥核阵营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程度。核武的出现使得安全困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加强，但是同时由于在核时代的背景下博弈的双方必须得考虑使用核武进行战略威慑的代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核武威慑的安全困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于彼此疯狂进行军备竞赛而导致白热化的安全困境。
2.新时期的安全困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冷战的正式结束，但是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存在所谓的核武威胁以及新时期的安全困境。众所周知，安全困境始终如梦魇一样伴随着世界的发展，只要世界仍然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就永远不可能消失。同时只要涉及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就会永远存在一种安全恐惧，这种安全恐惧是来自对对方发展战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战略互信，那么安全困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17年2月开始的萨德事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演化升级，美国导演的萨德事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新时期的安全困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演化而成的，新时期具有新的内涵。在世界各国提倡的核不扩散机制本身主要是核大国为了维护核武器垄断利益并维护国际安全这两重目的而倡议并创设的，所谓的国际反核扩散基本价值观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
萨德事件是新时代下安全困境的一种新型模式，因为这是局部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影响亚太地区整体安全进程的一颗定时炸弹。韩国政府部署萨德导弹无疑是对亚太局势的一种挑衅，中俄两国在对待萨德导弹的事件中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以应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毋庸置疑，此次事件是对国际整体安全的一种挑战，加剧了局部地区的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是激发一系列局部冲突的导火索。
四、安全困境下的启示
1.安全困境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战略性对话
安全困境的发生必然会加剧彼此之间的紧张局势，而在紧张的局势的条件下，各国就会寻求一条通过安全对话的交流机制，从根本上降低安全困境所导致的紧张局势，通过彼此间的安全对话消除由于不确定性因素作用而加深的安全困境，从根本上提高彼此间的战略互信，为树立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共同努力，避免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对抗。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只能够降低而不能完全地消除，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通过加强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对话机制，才能弥补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力量的彼此制约，双方力量大致均衡，处于互为威胁状态，是控制整体局势稳定的重要前提，而且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军控谈判能够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有利于促进整体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2.安全困境从总体上促进世界军事工业的进步
作为首要的安全困境前沿的军事工業体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军事工业的发展，提高国际社会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和平的基本目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的丰富内涵，提高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水平，扩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
世界军事工业体系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促进作用，只有把握住整个发展的度的问题才能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安全，积极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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