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问题
王加丰
历史著作总是要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它涉及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也涉及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但它的本质是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所以有人说，历史解释的产生，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探索。
01
同一事件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解释
影响我们的历史解释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而在史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主观因素起更大作用。主观因素既与一定的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或价值观有关，也与认识能力、认识手段或认识方法有关。各种因素往往互相交织，大体上可归纳成几下几大类：
1.用唯物史观或用唯心史观来解释历史发展，会形成极不相同的历史解释，特别表现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还是主客观精神、历史创造者是英雄还是人民、人类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等问题上。当然，当我们这样讲时也需要注意下面两点。（1）19世纪西方主流的历史观是相信有历史发展规律的，不管是孔德、孔多塞、涂尔干这些社会学的奠基人还是英国辉格党式的历史观（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主流的历史观）都是这样，但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西方主流的历史观大体上放弃了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追求。不过，如果从其一些宏大叙事看，如他们编写的各种西方文明史或世界文明史，人类不断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思路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从理论上不再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已。（2）至少是二战以来，西方主流的历史学家中，公开主张历史由英雄创造、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主观精神的人，已经很少，这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历史著作得到印证。比如，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这样宏观性的政治史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什么“英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不讳言这种影响），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唯心史观在20世纪的演变来考察，但这方面我们似乎缺乏研究。
2.不同的利益考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立场，或者说不同的阶级、民族、利益集团的立场或价值观，是造成历史解释多样化的基本原因。下面随便举些这方面的例子。18世纪的奴隶贸易使布里斯托尔成为英国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有分析家曾这样写道：“这个城市里没有一块砖不渗透着奴隶的鲜血。豪华的宅邸，奢侈的生活，穿着制服的仆役所需用的钱财都是靠布里斯托尔商人买卖那些痛苦呻吟着的奴隶赚得来的……市民们象孩子一样天真，他们并不觉得买卖这种活商品有什么罪恶，只觉得它有利可图。”也就是说，许多普通市民，包括许多普通工匠，其利益都与奴隶买卖纠结在一起，他们对奴隶的态度与奴隶商的态度没有太大差别。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中，被描述成白匪首领的西蒙·瓦希尔耶维奇·彼得留拉（1879—1926）现在已被许多乌克兰人视为民族英雄，今天乌克兰的街头就立着他的雕像。这就如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1879—1910）至今仍被许多日本人视为恐怖分子，而韩国人则视之为民族英雄是一样的。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虽也曾受过日本的侵略，但他们一般不像中国人那样恨日本人。日本人是以帮助缅甸独立的面目进入缅甸的，当时缅甸人曾给中国远征军造成很大麻烦。一些缅甸人的意识至今未变，一位从事收集远征军战士遗骸的人曾这样解释说：“被日本人洗脑的当地一些村民，一直仇视中国远征军，认为他们跟当时日军的另外一个敌人——英国人是一伙的，占领了他们的家园。”象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日本的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往往归之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统一行动和民众的排日行为，认为这威胁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迫使日本人采取行动，中国人绝对不会承认这种荒唐的说法。
3.方法论意义上的视角的差异造成不同的历史解释。所谓方法论意义上的“视角”指与利益关系或意识形态无关或关系不大，仅指看问题的角度。比如，上面提及的对彼得留拉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就苏联人和今天的乌克兰人而言，是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民族立场；但对我们来说，虽然与意识形态有关（曾把苏联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但到当代，恐怕主要与我们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有关。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多年的苏联史研究中，几乎无人将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乌克兰被当做苏联的一部分，对它的所有分析与综述都是融于对整个苏联的分析与综述之中，由此忽略了乌克兰无论是作为政治实体，还是作为地缘结构的独特性。比如，我国史学界虽然有一系列的苏联史研究和苏联史，却没有独立的乌克兰史研究和乌克兰史。也就是说，如果把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研究，那么对一些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里讲的“角度”其实就是看问题的切入点或侧重点，各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其实就是看社会问题的各种切入点，对同一种历史现象，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马加爵杀同学的事件，心理学家一般是从心理教育不重视或心理不健康的角度来解释的，社会学家倾向于从社会行为教育的缺失来解释，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可能更喜欢从贫富造成的社会隔阖来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有其理由，有其合理之处，或者说这些解释看起来似乎互相龃龉，其实主要还是互相补充的。这好比盲人摸象的故事，它常常被视为只看局部而不看整体的典型，实际上各有关学科的视角有时就类似这个寓言（当然，不是说各学科看问题都是片面的）。
侧重点的不同还常常与不同时期的思潮有关，因为每个历史时期都会形成具有自己标志的历史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解释。上世纪60年代我国报刊在宣传雷锋的事迹时，最喜欢用的他的日记中的一句话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所指的敌人，是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讲学习雷锋的时候已经不太引用这句话了，或者只引用前面半句。
必须注意，方法论意义上的“角度”涉及广泛的内容。比如，晁福林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孟子所说的舜的“腐败”问题，即舜帮助犯杀人罪的父亲逃走避祸及封恶行昭著的弟弟“象”为君，是不是腐败。晃福林反对孟子的见解，认为舜的时代主要还是原始社会的传统占优势，舜的处置方式是符合原始社会的传统的，而孟子的批评是从国家出现后的标准出发的。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看历史现象的角度问题，即我们通常讲的如何做到“历史地”看待历史的问题。当然，各种“角度”总是与各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关。晁福林这篇文章的“角度”告诉我们，对历史演变基本线索的理解会影响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对孔子的评价。按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孔子是封建社会早期的思想家，而按照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那么孔子是奴隶社会的思想家。后一种观点有一个似乎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孔子向往三代，把三代作为人类最美好社会的典范，是奴隶主心态的典型表现。但按照这种解释逻辑，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时代的向往，表明他们想建立的是奴隶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4.史料缺失、对史实过程不清楚，造成对历史事件的错误解释。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历史家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立场或社会经验、习惯来解释，只有发现了新的史料，才能对这些解释进行证实或证伪。
02
历史是可以认识的
为了深化对历史解释的认识，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作为历史认识的结果的历史知识的性质或特点，但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重审一个基本的观点：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但对历史的认识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其认识的结果也是有区别的——总体上，其可靠性比自然科学的知识要低一些。
近代以来，或者说从17世纪笛卡尔的怀疑论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不断地对历史的科学性提出责难，否定历史的知识地位，把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同时许多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地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说明或肯定历史作为一门知识的地位。长期来，否定历史知识可靠性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强调的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撰写历史著作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肯定要掺进自己的主观愿望。这种观点在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特别强烈，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怀特。肯定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的一方并不否认这种指责，但他们认为这并不妨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所提出的理由也很有说服力。维柯在18世纪初写成的《新科学》中提出：“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他还举了一个难以否认的例子：世界上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都保持以下三种习俗：都有某种宗教；都举行隆重的婚礼；都埋葬死者。19世纪时，德国的德罗伊森（Droysen, 1808-1884）强调指出：历史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材料里面所表现出的前人言行，与我们今日的言行性质上是根本相类似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主张我们能够理解今天人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历史上人们的行为。我国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这个问题：
1.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客体是过去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具有人的本质乃至人的本性；尽管人的本性和本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但不会否定这种统一性或一致性的一面，它使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沟通或理解成为可能。
2.作为历史认识对象的过去与今天的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生命”或人类过去的生命与今天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我们常说历史已经逝去，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依然在许多方面影响或约束着今天人们的生活。
3.我们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其实就是人的行动的规律，它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人的各种基本活动的表现。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就是研究这一时期人的活动的具体表现或表现方式，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有其本质的共同性。
今天的人与过去的人存在共通关系，既然我们能够认识现在的人的活动，那就有能力认识过去的人的活动。但当我们肯定历史是可以认识的时候，必须明白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面对的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客体，而历史认识的对象（客体）是人类的过去，如上面所言，在这里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是同质的，这是历史认识或历史解释的特点。狄尔泰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人文科学必须把人既看作主体，也看作客体。这种区别，决定了历史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相比，有较为不确定的性质。
03
影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的因素
影响历史知识的可靠性的因素很多。从客观方面看，许多有关的史料可能已经消失了，或没有遗传下来；从主观方面看，对历史的解释既与当代人的利益、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也与认识历史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有关。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在提出或接受各种历史结论时持更谨慎的态度。
历史知识掺合着历史认识者或解释者的主观因素，从提出研究的问题到得出结论都是这样。历史研究就是现实的人对过去的某些事件或现象感兴趣而发生的，克罗齐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卡西尔也说：“历史知识是对确定的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必须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则是由现在——由我们现在的理智兴趣和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奥克肖特更直截了当地说：历史著作只是写历史的人的一种经验，“那种将历史置于经验之外的作法必定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其实，几乎是兰克的同时代人德罗伊森，还有兰克的著名弟子济（聚）贝尔（Sybel, 1817-1895）已经提出历史解释者的主观性问题。前者强调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是永远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和兴趣的，后者更有一段这样的话：“每一位在我们的文学中稍稍重要一些的历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色彩。有人是信徒，有人是无神论者，有人是新教徒，有人是天主教徒，有人是自由派，有人是保守派，各种派别的历史学家都有，但不再有任何无血无肉的客观公平的历史学家。”国内也有学者说，我们过去习惯于“从客体而非主体”“旁观式而非参与式”地看待历史，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打破了这一认识模式, 让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关于历史的叙事、语言表述在历史认识甚至历史的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任何认识都有主体性, 任何解释都不能事先摆脱先入之见。换言之, 任何历史叙事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透明’的。不仅如此, 这种体现特定视域和价值倾向性的叙事又会作为新的历史因素进入历史之中, 因而, 历史就成为伽达默尔所谓的'效果史’。”韩震也说：“历史的解释者就生活在历史情景之中, 他们必然从自己的特殊视角去说明历史。”可见，对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拥有某种共识。
所以，我们虽然强调要客观地看待历史现象，但不意味着你不使用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不可能的。有意思的的，在历史写作中忘却自己决不可能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卡西尔说：“毫无疑问，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深刻性和强烈性。”他还强调指出：“如果历史学家成功地忘却了他的个人生活，那他就会由此而达不到更高的客观性。相反，他就会使自己无权作为一切历史思想的工具。如果我熄灭了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观看也不可能判断其他人的经验。”也就是说，为了最大程度地达到客观性，决不能使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应该更多地使用自己的人生经验。
2.人认识历史的条件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历史知识具有相对性的特点：（1）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主要是靠某些历史遗存，而大量的相关信息已经消失了或者我们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2）关于某一特定历史事件即使我们拥有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你对这些资料的掌握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资料可能在你的脑子中牢牢扎下根来，而有些则被你忽视了，所以，我们的历史叙述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总是有差距的；（3）人的任何认识都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不仅时代风尚或倾向性的思潮影响着我们的主观思考，一些认识手段或认识工具也限制着我们的思考（比如考证的方法或碳14测年法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将来一定还会出现更完善、更好的方法），所以每一代人都有希望在旧的认识上得出新的见解。恩格斯说过：“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里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的任何历史著作，都产生于“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
3.人文学科的认识特点决定了历史解释或多或少是“不全面”的。俗话说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中国或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认识几乎都有这种情况。柯林伍德在谈及罗马史的写作时有一段人们常常引用的话：“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 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18 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19 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认识的切入点和评价标准的不同。这里讲的切入点和评价标准，往往与民族的、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立场有关，但也有一些是中性的。比如，对同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学科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因为切入点不一样。再如，郭沫若和范文澜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法，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即从分析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出发的，但结论不一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认识者，由于政治立场、社会氛围、认识条件、主观爱好、人生体验等的差别，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综上所述，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只能是相对的。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历史认识只能“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最后的“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
04
我们如何对待多种多样的历史解释
对多种多样的历史解释，我觉得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先辨别一下造成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的原因是什么，是民族的或国家的、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立场造成的，还是由于掌握的史料不一样、学科切入点不同或使用的研究方法不一样造成的。还应该看看各种解释有没有明显违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2.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总是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即使是以唯心史观写下的著作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本着兼收并蓄的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不要事先认定：关于历史事件，世界上只有一种解释，其他的都是错误的。有时，多种解释很可能是互相补充的。下面是彭刚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时的一段话，可供我们参考：
人们使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施展史家各种身手而产生出来的对于同一历史断面的解释, 可能会大不一样, 然而, 只要这些解释并非谬误, 而是奠基于史学家法和证据规则之上,它们就不会在同一层面上发生真正的冲突。历史学家们由各自的视角切入同一个历史实在，“各得大道之一端”。或者，用伯克霍甫的说法，历史学家可以用盲人摸象的寓言来与他们对过去的研究作类比，“尽管六个盲人把大象的不同部位误认为整个大象，至少他们全都是在摸同一个大象”。这样一来，所有出自不同视角的解释，就都是在对人们把握同一个对象作出贡献。
3.在充分尊重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或经过自己充分考虑的结论时，要谦虚谨慎，要清楚地了解其合理性的界限；未经深思熟虑，或者未经唯物史观的拷问，不要轻易否定不符合自己结论的其他解释。
4.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的教科书，既要体现政府的意志，又不便过多地介绍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所以只能采用大家认为最合理的一种解释（这里的“最合理”是会随着研究的深入或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如解放以来我国教科书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均采用郭沫若的分期法，而对范文澜的分期法，还有诸如魏晋封建说等，则任其在学术界流传。作为历史老师，对这种情况应该有所了解，讲授时才能做到胸有成竹。
原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半月∙综合）》2016年第12期，摘录时注释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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