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是中华上古时期有名的贤君，也是“三皇五帝”中的第四帝。他不唯亲是举，大力举荐贤能的舜为自己的继任者，这就是历史传说中著名的“尧舜禅让”。
“尧舜禅让”的典故，流传了数千年，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这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其方式是和平、民主地推选，而不是个人权力的转移，体现了“以人为本，任人唯贤”的思想，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大公无私、唯才是举的传统美德。
然而，对这个美好的传说，很早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战国晚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
荀子的学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不仅不承认舜代尧是“禅让”，反而认为是血淋林的“臣弑君”的结果：“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逐）尧于平阳”。
稍后《史记正义》的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意谓舜囚禁了尧，甚至不让他和儿子丹朱见面。
就连最早记载“尧舜禅让”的《尚书·尧典》和《尚书·大禹谟》，有人也认为前者写于战国，而后者系晋人伪作，果真如此，则《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文字记载，也就不那么靠得住了。
一些持怀疑意见的学者，还对《史记》的记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舜取得行政管理大权后，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组，比如启用了被尧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称为“举十六相”——这实际上表明了舜在扶植亲信；而对尧信用的混沌、穷奇等，舜则把他们排除了权力中心，历史上称为“去四凶”——这显然是在排除异己。
近来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目前许多学者认为，陶寺古城很有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尧之都城——平阳）的考古研究似乎也表明，尧舜权力交接的真相，也许非常残酷。
根据学者王晓毅、丁金龙提供的六点证据，说明4000年前陶寺曾发生过激烈的暴力破坏和毁灭行为：
一、平城墙——陶寺中期的城墙被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
二、废宫殿——陶寺中期的被毁建筑上堆积着陶寺晚期的垃圾；
三、杀壮丁——陶寺中期的灰坑中充填着身首异处的几十具尸骨，其中多数为青壮年；
四、淫妇女——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骨架，被折断颈部而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
五、毁宗庙——陶寺晚期文化层压在中期的小城祭祀区之上；
六、扰祖陵——M8棺内墓主人骨被损毁和移位，M22棺下扰坑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5个。
“尧舜禅让”背后的真相究竟为何？它是中华上古尚贤世风的具体体现，还是被儒墨诸子及后世史家，以仁义道德的立场所掩盖和粉饰？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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